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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全三冊·繁體版)的圖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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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全三冊·繁體版)
內容簡介
作者以二十余年時間，往返日本30余次，調查日本各個藏書機構及私人收藏的中國上古至明末的圖書，著錄各書的書名、著者及編校者、版本、藏所；並加按語，說明該書的版框大小、行格及字數、版心形式及文字、刻工姓名、序跋及牌記、細目及分卷、藏章印記等；凡中、日藏書目錄的著錄情況及書內題識文字、圖書流入日本的記載及售價、該書在日本的影響及刊刻情況等，則入附錄，列在其後。全書共著錄日藏漢籍10000余條目，資料詳備，是世界上第一部全面著錄現今保存在日本的中國歷代古籍的大型工具書，對中、日文化研究各個領域都具有極高的價值。
序
鴉片戰爭前，有時代危機感的龔自珍，關心世界大事，記載中日學者訪求佚書的交往。此后，黃遵憲、楊守敬在日本訪求海外漢籍，曾引起國內學者的關注。前輩學人訪求海外漢籍，他們的目光着眼於「訪書」，尋訪中土失傳而東土現存的珍本古籍，而沒有從文化交流的大局作進一步系統的探討。看到北京大學嚴紹堡教授的新著書稿《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心開目明，十分欣喜。
作者用力之勤，功力之深，超過前人。他歷時十四年，往返中日兩國十余回，利用一切的機會，遍訪日本公私藏書機構，廣泛接觸日方的漢學家。以他在學術上的成就，博得日本漢學家們的欽重，因而能夠接觸到一般讀者難以接觸的善本珍本。有利的外緣再加上他為探索文化交流現象的宏願，鍥而不舍的毅力，達到了文獻整理的新天地。
中國的文化繼承，有述而不作、以述為作的傳統。后世學者為增加當時社會發展的新內容，有時故意進行篡改，使「六經注我」。越是流行和通行的古籍，其原貌改易越多。偽經偽史也往往因此而孳生。傳人日本的古籍，得以當時傳人的原貌保存下來，這對於我們中土學者校勘原著，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同時，也應看到，中土典籍歷經改易，也屬事出有因，其失真之處，有時乃有意為之，亦自有其時代的特色與時代的價值，不能以其有失原貌而輕視其時代的價值。
舊的文獻學者，如干嘉大師們，對古代文獻的整理做過傑出的貢獻。但他們畢竟是古代的學者，缺乏歷史發展觀，也缺乏現代科學方法的訓練，其缺點是就書論書，沒有站在更高的角度觀察日本的漢文書籍對兩國文化交流的過程中蘊藏着深層的涵義。嚴紹盪教授編着的《日藏漢籍善本書錄》體現了現代學者治學的方法，透過中日漢籍交流的現象，揭示出文化交流的脈絡。讀此書，不僅廣其見，也能助人開思路。
1982年，國務院召開全國古籍整理工作規畫]會議，決定編輯具有中國特色的《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以山西趟城金藏為底本，參照另外八種版本校勘，標出各本異同。八種版本中的《資福藏》，國內已佚，是楊會文由日本購得，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在歷代傳世的《大藏經》中，又增加一個新版本。這是中日文化交流取得良好成績的最新見證。
中華古籍流散到海外，有的出於正常渠道的公平交易，這是值得稱道的；有的並不是由正常渠道，而是由於中國藏書家的不肖子孫貪圖近利而被貶抑價格售出的；也有一些是被掠奪出境的。就文化遺產本身來說，一切有價值的文化成果(書籍也在內)是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應當為人類所共享。但是，身為文化的創造者和所有者，眼望着祖先的遺產流散到天涯海外，自己檢尋反倒要請求別人的允許!嚴紹盪教授在本書十敘述7訪問日本靜嘉堂藏書的心情，每個愛國知識分子都會引起同感，心情復雜而沉重。這種沉重的心情只有經歷過多災多難的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才能體會出來的。纂輯於十五世紀的《永樂大典》，是當時最大的一部類書，1900年八國聯軍占據北京時遭到毀滅性的破壞。我們光有愛中華民族的熱情還不夠，還要有一個足以保護祖國文化逼厘的強大的國力，才能保住它。
文化交流的雙方，其水平的高下關系到交流的主要流向。揆諸中外史實，總是文化水平高的一方流向文化水平相對低的一方，文化低的一方往往成為「接受者」。本書中所記，中日文化交流以隋唐為最盛，唐代的文化水平明顯地高於同時代的日本。后來歷經宋元明清(初)，其勢頭不減。主要原因是當時中國的文化典籍、典章制度、哲學思想等對日本有可資借鑒處。鴉片戰爭后，中國國勢不振，文化水平特別是科學技術方面，在世界文化大國中處於落后地位。中國典籍不再呈現隋唐宋元明清(前期)滾滾東流的勢頭，這時的知識分子反倒赴日本尋求新知識，翻譯新典籍到中國來。
國際交流，有經濟的、文化的、政治的三個方面。經濟效益是內在的推動力。本書產指出，日本江戶時期，即我國的明末和清代的前中期，中國出版的新書，有的在兩三年內便在日本流通，主要的動力是經濟利益推動，書商有利可圖。像《太平御覽》在中國是禁止出口的，卻也能成套地運到日本。當時的日本政府，曾明令禁止海外貿易，但辰崎的書市並未停止。只要有利，商人會主動進行。文化交流可以增進雙方的了解和友誼，也能促進經濟交流，而政治交流則是其它交流的保障。有時，雙方都有交流的願望和要求，但政治上出現障礙，也會妨礙經濟和文化的正常交流。古代的絲綢之路，歐亞文化由這裹溝通，對雙方都有利。由於政治原因，戰爭的影響，這條路有時便不通，經濟和文化的交流也無從進行。中日兩國文化交流有千年以上的光輝歷史，有許多引起兩國人民美好回憶的故事。由於近代軍國主義好戰分子發動侵華戰爭，光輝友誼的畫卷一度遭到污損．
當嚴紹盪教授的《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出版之際，作為一個親身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又是從中日文化交流的曲折道路上走過來的中國的老一輩的學人，深知戰爭之可恨，和平之可貴。我祝願中日兩國人民、兩國的學術界，一定要以史為鑒，把中日文化交流推向健康發展的道路，共同迎接二十一世紀。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我們中日兩國的學人共同努力，造福於全人類，責無旁貸。
1999年6月於北京寓所
作者用力之勤，功力之深，超過前人。他歷時十四年，往返中日兩國十余回，利用一切的機會，遍訪日本公私藏書機構，廣泛接觸日方的漢學家。以他在學術上的成就，博得日本漢學家們的欽重，因而能夠接觸到一般讀者難以接觸的善本珍本。有利的外緣再加上他為探索文化交流現象的宏願，鍥而不舍的毅力，達到了文獻整理的新天地。
中國的文化繼承，有述而不作、以述為作的傳統。后世學者為增加當時社會發展的新內容，有時故意進行篡改，使「六經注我」。越是流行和通行的古籍，其原貌改易越多。偽經偽史也往往因此而孳生。傳人日本的古籍，得以當時傳人的原貌保存下來，這對於我們中土學者校勘原著，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同時，也應看到，中土典籍歷經改易，也屬事出有因，其失真之處，有時乃有意為之，亦自有其時代的特色與時代的價值，不能以其有失原貌而輕視其時代的價值。
舊的文獻學者，如干嘉大師們，對古代文獻的整理做過傑出的貢獻。但他們畢竟是古代的學者，缺乏歷史發展觀，也缺乏現代科學方法的訓練，其缺點是就書論書，沒有站在更高的角度觀察日本的漢文書籍對兩國文化交流的過程中蘊藏着深層的涵義。嚴紹盪教授編着的《日藏漢籍善本書錄》體現了現代學者治學的方法，透過中日漢籍交流的現象，揭示出文化交流的脈絡。讀此書，不僅廣其見，也能助人開思路。
1982年，國務院召開全國古籍整理工作規畫]會議，決定編輯具有中國特色的《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以山西趟城金藏為底本，參照另外八種版本校勘，標出各本異同。八種版本中的《資福藏》，國內已佚，是楊會文由日本購得，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在歷代傳世的《大藏經》中，又增加一個新版本。這是中日文化交流取得良好成績的最新見證。
中華古籍流散到海外，有的出於正常渠道的公平交易，這是值得稱道的；有的並不是由正常渠道，而是由於中國藏書家的不肖子孫貪圖近利而被貶抑價格售出的；也有一些是被掠奪出境的。就文化遺產本身來說，一切有價值的文化成果(書籍也在內)是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應當為人類所共享。但是，身為文化的創造者和所有者，眼望着祖先的遺產流散到天涯海外，自己檢尋反倒要請求別人的允許!嚴紹盪教授在本書十敘述7訪問日本靜嘉堂藏書的心情，每個愛國知識分子都會引起同感，心情復雜而沉重。這種沉重的心情只有經歷過多災多難的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才能體會出來的。纂輯於十五世紀的《永樂大典》，是當時最大的一部類書，1900年八國聯軍占據北京時遭到毀滅性的破壞。我們光有愛中華民族的熱情還不夠，還要有一個足以保護祖國文化逼厘的強大的國力，才能保住它。
文化交流的雙方，其水平的高下關系到交流的主要流向。揆諸中外史實，總是文化水平高的一方流向文化水平相對低的一方，文化低的一方往往成為「接受者」。本書中所記，中日文化交流以隋唐為最盛，唐代的文化水平明顯地高於同時代的日本。后來歷經宋元明清(初)，其勢頭不減。主要原因是當時中國的文化典籍、典章制度、哲學思想等對日本有可資借鑒處。鴉片戰爭后，中國國勢不振，文化水平特別是科學技術方面，在世界文化大國中處於落后地位。中國典籍不再呈現隋唐宋元明清(前期)滾滾東流的勢頭，這時的知識分子反倒赴日本尋求新知識，翻譯新典籍到中國來。
國際交流，有經濟的、文化的、政治的三個方面。經濟效益是內在的推動力。本書產指出，日本江戶時期，即我國的明末和清代的前中期，中國出版的新書，有的在兩三年內便在日本流通，主要的動力是經濟利益推動，書商有利可圖。像《太平御覽》在中國是禁止出口的，卻也能成套地運到日本。當時的日本政府，曾明令禁止海外貿易，但辰崎的書市並未停止。只要有利，商人會主動進行。文化交流可以增進雙方的了解和友誼，也能促進經濟交流，而政治交流則是其它交流的保障。有時，雙方都有交流的願望和要求，但政治上出現障礙，也會妨礙經濟和文化的正常交流。古代的絲綢之路，歐亞文化由這裹溝通，對雙方都有利。由於政治原因，戰爭的影響，這條路有時便不通，經濟和文化的交流也無從進行。中日兩國文化交流有千年以上的光輝歷史，有許多引起兩國人民美好回憶的故事。由於近代軍國主義好戰分子發動侵華戰爭，光輝友誼的畫卷一度遭到污損．
當嚴紹盪教授的《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出版之際，作為一個親身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又是從中日文化交流的曲折道路上走過來的中國的老一輩的學人，深知戰爭之可恨，和平之可貴。我祝願中日兩國人民、兩國的學術界，一定要以史為鑒，把中日文化交流推向健康發展的道路，共同迎接二十一世紀。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我們中日兩國的學人共同努力，造福於全人類，責無旁貸。
1999年6月於北京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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