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十五年(增訂紀念本)

★紀念《萬歷十五年》問世30周年

大歷史觀發軔之作 特別推出增訂新版

⊙校訂文字 重新核校全部文字，進行修訂。
⊙完善內容 增收黃仁宇《1619年的遼東戰役》等數篇文字。
⊙精選插圖 精選彩色歷史圖片10余幅，圖文相得益彰。

萬歷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歐歷史上為西班牙艦隊全部出動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國，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于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在歷史學家黃仁宇的眼中，其間的關系因果，恰為歷史的重點，而我們的大歷史之旅，也自此開始。

本書英文本推出後，被美國多所大學采用為教科書，並兩次獲得美國書卷獎歷史類好書的提名；中文本問世後，獲得如潮好評，成為眾多作家、學者、企業家、高校師生的案頭必備書，並入選《新周刊》和《書城》“改革開放20年來對中國影響最大的20本書”。另有日文、法文、德文等版本。

出版說明
自序
第一章 萬歷皇帝
第二章 首輔申時行
第三章 世間已無張居正
第四章 活著的祖宗
第五章 海瑞——古怪的模範官僚
第六章 戚繼光——孤獨的將領
第七章 李贄——自相沖突的哲學家
參考書目
附錄一
《神宗實錄》一
《神宗實錄》二
附錄二
《萬歷十五年》和我的大歷史觀
1619年的遼東戰役
附錄三
英文版序言
萬歷:漫長的怠政時代
皇帝只是個牌位

本書的英文版書名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作者的署名為Ray Huang，1981年美國耶魯大學出版。初稿是用芙文寫的，寫成後，出于向囿內讀者求教之忱，乃由筆者本人譯為中文，並作莫些修改潤色，委托黃苗子兄和中華書局聯系。承中華書局慨允，此書的中丈版遂得以和讀著見面。　　　　　　　　

我對明史感覺興趣，說來話長。1959年，我在密支根大學歷史系讀書，選定了“明代的漕逅”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這一研究過程花了五年。論文完戔後，算是對明代的財跛稅收制庋有了一知半解，然而遺留的閬題仍然不少。為了解決自己的困惑，並圖對明代的財琰與稅收窺其全豹，乃開始收集材料！撰寫“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Sixteenth Century Ming China”一書。當時正值台北影印出版了《明實錄》，此書為明代史料的淵藪，自然在所必讀。全書一百三十三船，又無索引可資利用，所以只好硬著頭皮，在教書之余每周閱讀一冊。這一走馬觀花式的閱覽就花去了兩年半。除此而外，參考奏疏筆記、備地方志，搜尋國內外有關的新舊著作，費時更多。此書從計劃撰寫剄殺青定稿，歷時七年，1974年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　
　　
結論從材料中來。多年以來摸索于材料之中，我對明史中的若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開始擺脫了人雲亦雲的束縛。這些看法容或有所不當，但多少總可以有助于學術界的探討。　　　　　　　

比如，過去關子明史的敘述，幾乎無不宥“稅重民窮”的說法。如呆意在說明當日的官僚貪污百出，無力的百姓被攤派的賦役過重，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這可以言之成理。要是認為全國稅收總額過高而導致百姓貧困，則與事實有所出入。十六世紀末，全國田賦額最重的為南直隸蘇州府，約佔農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此外各府縣一般都在百分之十以下，其中又有輕重的不同，山東曹縣全縣的賦役約佔農村恢入的百分之九；去蘇州不遠的溧陽縣，情形就更為奇怪，約在百分之一至五之間。而以比例而言，與此同時的日本大名跛權，稅額佔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總額而言，十七世紀末期的英囝，人田為五百萬，稅帔每年竟達七百萬夾鎊，折合約銀二千余萬兩，和人口為三十倍的中國大體相埒。據此而作進一步探索，可知“民窮”的根本原因不在國家的賦稅過重，而端在法律的腐敗和琰府的低能。圖家的稅率低，受惠者並非農民，只是鼓勵了大小地主加重剝削以及官僚鄉里額外加征。

中國幅員廣大，情形復雜。明朝采取嚴格的中央集權，施跛方針不著眼于提倡扶助先迸的經濟，以增益全國財富，而是保護落後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這種情形，在世界史中實屬罕見，在中囝歷史中也以明代為甚，而其始作俑著厥為明太祖朱元璋。下面一例可以作為管中窺豹，洪武二十一年（1388），朱元璋親自指示，讓人民納稅實物不入倉庫，直接供應于軍士的家庭，軍士則不再發給軍餉，並規定先在應天府抽派若干稅民，和金吾衛的五千軍士對口。試驗一年以後，朱元璋認為成績良好，乃通令全國一體施行。這一辦法之脫離實際，窒礙難通，自不待言而自明，于是只好虎頭蛇尾，銷聲匿跡。逮種安排雖然不再抿行，但與之相適應其他經濟措施，則依然危害極大。如呆軍需稅收總收總發，圖內的交通通訊必然相應而宥較大的進步，次之則銀行業、保險業就會應客觀的需要而產生，商業組織和法律也會有所發展。各地區既互通有無，以後就可以分工合作，各按其本地的特殊情況而發展其生產技術。西歐各國在十四世紀已經朝著這一方向前進，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亦復如是。而明代的財跛稅收制庋則和民閬經濟的發展相脫節。萬歷二十年（1592），北京的宛平縣知縣沈榜聲稱，他每年耍向二十七個不同的機構交款，總數則不出白銀二千兩。與此相似，全國布滿了這短距離的補給線，此末彼往，側面帔受，既無架構，麗提出的統計數字，經常為一紙具文，以致發生了上述稅率參羞不一的現象。這種維護落後的農業經濟、不願發展商業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國在世界範圍內由先進的漢唐演交為落後的明清的主要原因。1972年，我去英國劍橋，參加李約瑟博士主摶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工作，歷時一年，茲後我又幾次有機會舊地重游，向李公學習。上述看法，我們已寫為“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A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一文，曾在羅馬和香港兩處發表。李公1974年4月30日在香港演講，也以此文為講稿，後節譯為中文，刊載于香港的《七十年代》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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