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撰寫我讀水經注的經歷一文,迄今已達二十五年。中國的古籍浩如瀚海,據韓長耕教授的統計:「中國古代文獻包括現存的和有目無書即散佚的,大概不下十五萬種,而其中尚存世流傳可供披覽檢證的,也仍在十二萬種以上。」一部水經注在中國古籍中無非是滄海一粟。而且像我這輩年紀的讀書人,哪有不讀古書的,如我在拙著酈翠札記卷首自序中所說:「我是從童年時代就開始誦讀水經注的,其事屬於一種偶然的機遇,後來逐漸成為一種愛好,對於歷代以來的許多知識分子,這是一種極為普通的事。」為什麽當年競要對此區區一書小題大作,撰寫一篇經歷,而發表以後又為不少書刊所轉載,所以必須說明幾句。
那是一九七七年歲尾,由於政治氣氛的稍有松動,竺可楨先生主編的中國自然地理中的歷史自然地理分冊,經過多年的擱置而又開始啟動,如我在上述札記自序昕寫:
十幾位學者在上海華東師范大學集中了近兩個月,我與我尊敬的譚其驤先生隔室而居,朝夕過從,所以對他在災難年頭所受的折磨,當時已經洞悉。而在這項工作的後一階段,我所尊敬的另一位前輩侯仁之先生為了商討發展歷史地理學的問題從北京來到上海,這是我們經過這場生死大難以後的第一次見面,在「乍見反疑夢,相悲各問災(原詩作『年』的心情下,不免要互說這些年代的遭遇。我向他訴說了我因讀酈而遭受的坎坷以及在「牛棚」中繼續冒險讀此書的事,他不僅敦促我把此事經過寫出來,而且還透露了我的這番經歷,以致書林主編金永華先生不久專程到杭州求索此稿。我痛定思痛,寫了這篇短文。好在此文如上所述已在多處轉載,並且流傳到了國外,所以不必贅述。
原來從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我們曾經經歷過一個「讀書有罪」,「讀書人有罪」的時代,我在拙撰記一本好書的出版文中提及:「像我這一輩年紀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都是無端被剝奪了二十多年工作時間的。:逼不僅是像我這類的普通讀書人,高層次的讀書人也是一樣。中華讀書報記者曾經訪問過著名生物翠家鄒承魯院士:「您當年回國是否後悔?」鄒先生回答:「我回國已經有半個世紀了,其中最初的二十六年時間中做了十年的工作,而如果不回來可以連續做二十六年,我是對這一點後悔。」記者隨即插入了重要的一句:「而且當年正是壯年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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