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是一部改變中國人閱讀方式的經典，是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融會黃先生數十年人生經驗與治學體會於一體，首次以“大歷史觀”分析明代社會之癥結，觀察現代中國之來路，發人深思。
本書英文本被美國多所大學採用為教科書，併兩次獲得美國書卷獎歷史類好書的提名；中文本問世後，好評如潮，成為眾多作家、學者、企業家、高校師生的案頭書，併入選《新周刊》和《書城》“改革開放20年來對中國影響最大的20本書”。另有日文、法文、德文、韓文等版本。
萬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歐歷史上為西班牙艦隊全部出動徵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國，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於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在歷史學家黃仁宇的眼中，其間的關係因果，恰為歷史的重點，而我們的大歷史之旅，也自此開始……
作者簡介：
黃仁宇（1918-2000），湖南長沙人，美籍歷史學家。早年輾轉於求學、從軍之途，曾夢想成為中國的拿破崙，然而時代卻不允許他有這樣的機緣。其後赴美研習歷史，於一番逼仄煎熬之中提出大歷史觀，主張要“從技術人上的角度看歷史”，而不能簡單地以道德評價籠罩一切。
代表作有《十六世紀時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萬曆十五年》、《中國大歷史》等。他傳奇性的一生以及大歷史觀的由來見於自傳《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
各界推薦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出版說明
1976年的夏天，五十八歲的華裔美籍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用英文完成了《1587，無關緊要的一年》，其中文本名《萬曆十五年》。這一年，是美國建國二百週年。而在黃仁宇的祖國——中國，這一年，“文革”終於結束了。
至今，三十年過去了。
三十年前，對於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黃仁宇是個陌生的名字。但是，《萬曆十五年》改變了這一切。在黃先生一生豐富的著述之中，《萬曆十五年》無疑是他影響最大的著作，它使得黃先生畢生倡導的“大歷史觀”為整個學術界所熟知。而他卻已經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年，2000年，遽歸道山了。
為了紀念《萬曆十五年》問世三十週年，我們編輯出版了這本“增訂紀念本”。
《萬曆十五年》中文本是黃先生據英文本親自譯寫的，1979年5月交中華書局。編輯部對文字作了加工潤色，再經黃先生審定後，最終定稿，於1982年5月出版。兩年之後再版時，增入兩段附錄和《萬曆十五年和我的大歷史觀》一文，後者是黃先生應中華書局《書品》雜誌約稿而寫作的。此後，本書多次重印。
此次出版“增訂紀念本”，我們依據黃仁宇先生手定的“校正本”及致編輯部的信函所示，並參考了英文本，對全書的文字重新作了詳細校訂，核對了引文和註釋，細檢了標點和體例，改正了多處錯誤，使全書文字更趨完善。
附錄是重新編定的。兩篇《神宗實錄》編為附錄一。附錄二則收錄了黃先生的兩篇文章，除《萬曆十五年和我的大歷史觀》之外，另一篇是黃先生在該文中提到的《1619年的遼東戰役》一文。這場戰役發生於萬曆四十七年，是關係明朝生死存亡的轉折點。而明軍的失利，其根子仍在其官僚制度。這對理解《萬曆十五年》的主旨是有力的補充。
附錄三收入了三篇文字。第一篇是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高壽的富路特先生為英文本所作的序言，文字雖短，但見解精闢。第二篇是美國著名作家歐蒲台的長篇書評。他在給黃仁宇的信中說：“我從紐約《時代周刊》獲悉您的大作。雖然它與我的知識範圍相距甚遠，但我還是請求在《紐約客》上為它寫一篇書評。 ”它代表了當時美國的知識界對此書的看法。第三篇文字是黃先生的妹妹黃粹存女士寫的。這是一篇對《神宗實錄》中萬曆皇帝與申時行對話紀錄的讀後感。黃先生在給中華書局編輯部的信中提到，“這隨筆可以代表一般讀者的意向”，並希望可以發表。
《萬曆十五年》的英文本出版時，插入了十六頁的圖片。中文本初版時，因為技術原因，未及插入，為此，黃先生深感遺憾。實際上，在他著手寫作此書時，就希望呈現給讀者的不光是文字，還應該有“很豐富的視覺材料”，甚至他還為無法得到明代的“聽覺材料”而遺憾。為了了卻黃先生生前的願望，此次新版，我們依據英文版的圖片資料和說明文字，配合全書的文字內容，重新精選了一部分圖片，分別制為隨文插圖和彩圖。希望讀者能夠借助這些插圖，更好地理解全書的內容。
此次編輯《萬曆十五年》“增訂紀念本”，得到了黃仁宇哲嗣黃培樂先生和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發行人兼總編輯林載爵先生的鼎力支持，在此深表謝意。富路特序言和歐蒲台書評，由徐衛東翻譯，王瑞玲、胡永華校訂；隨文插圖說明文字由徐衛東從英文本轉譯，在此一併致謝。需要特別說明的是，上述譯文中引用《萬曆十五年》的原文，與中文本文字不盡相同，是因為引文所據為英文本。
中華書局編輯部
2006年6月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出版說明
1976年的夏天，五十八歲的華裔美籍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用英文完成了《1587，無關緊要的一年》，其中文本名《萬曆十五年》。這一年，是美國建國二百週年。而在黃仁宇的祖國——中國，這一年，“文革”終於結束了。
至今，三十年過去了。
三十年前，對於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黃仁宇是個陌生的名字。但是，《萬曆十五年》改變了這一切。在黃先生一生豐富的著述之中，《萬曆十五年》無疑是他影響最大的著作，它使得黃先生畢生倡導的“大歷史觀”為整個學術界所熟知。而他卻已經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年...
作者序
本書的英文版書名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作者的署名為Ray Huang，1981年美國耶魯大學出版。初稿是用英文寫的，寫成後，出於向國內讀者求教之忱，乃由筆者本人譯為中文，並作某些修改潤色，委託黃苗子兄和中華書局聯繫。承中華書局慨允，此書的中文版遂得以和讀者見面。
我對明史感覺興趣，說來話長。 1959年，我在密支根大學歷史系讀書，選定了“明代的漕運”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這一研究過程花了五年。論文完成後，算是對明代的財政稅收制度有了一知半解，然而遺留的問題仍然不少。為了解決自己的困惑，並圖對明代的財政與稅收窺其全豹，乃開始收集材料，撰寫“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Sixteenth Century Ming China”一書。當時正值台北影印出版了《明實錄》，此書為明代史料的淵藪，自然在所必讀。全書一百三十三冊，又無索引可資利用，所以只好硬著頭皮，在教書之餘每週閱讀一冊。這一走馬觀花式的閱覽就花去了兩年半。除此而外，參考奏疏筆記、各地方志，搜尋國內外有關的新舊著作，費時更多。此書從計劃撰寫到殺青定稿，歷時七年，1974年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
結論從材料中來。多年以來摸索於材料之中，我對明史中的若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開始擺脫了人云亦云的束縛。這些看法容或有所不當，但多少總可以有助於學術界的探討。
比如，過去關於明史的敘述，幾乎無不有“稅重民窮”的說法。如果意在說明當日的官僚貪污百出，無力的百姓被攤派的賦役過重，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這可以言之成理。要是認為全國稅收總額過高而導致百姓貧困，則與事實有所出入。十六世紀末，全國田賦額最重的為南直隸蘇州府，約佔農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此外各府縣一般都在百分之十以下，其中又有輕重的不同，山東曹縣全縣的賦役約佔農村收入的百分之九；去蘇州不遠的溧陽縣，情形就更為奇怪，約在百分之一至五之間。而以比例而言，與此同時的日本大名政權，稅額佔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總額而言，十七世紀末期的英國，人口為五百萬，稅收每年竟達七百萬英鎊，折合約銀二千餘萬兩，和人口為三十倍的中國大體相埒。據此而作進一步探索，可知“民窮”的根本原因不在國家的賦稅過重，而端在法律的腐敗和政府的低能。國家的稅率低，受惠者並非農民，只是鼓勵了大小地主加重剝削以及官僚鄉里額外加徵。
中國幅員廣大，情形複雜。明朝採取嚴格的中央集權，施政方針不著眼於提倡扶助先進的經濟，以增益全國財富，而是保護落後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這種情形，在世界史中實屬罕見，在中國歷史中也以明代為甚，而其始作俑者厥為明太祖朱元璋。下面一例可以作為管中窺豹。洪武二十一年(1388)，朱元璋親自指示，讓人民納稅實物不入倉庫，直接供應於軍士的家庭，軍士則不再發給軍餉，並規定先在應天府抽派若干稅民，和金吾衛的五千軍士對口。試驗一年以後，朱元璋認為成績良好，乃通令全國一體施行。這一辦法之脫離實際，窒礙難通，自不待言而自明，於是只好虎頭蛇尾，銷聲匿跡。這種安排雖然不再執行，但與之相適應其他經濟措施，則依然危害極大。如果軍需稅收總收總發，國內的交通通訊必然相應而有較大的進步，次之則銀行業、保險業就會應客觀的需要而產生，商業組織和法律也會有所發展。各地區既互通有無，以後就可以分工合作，各按其本地的特殊情況而發展其生產技術。西歐各國在十四世紀已經朝著這一方向前進，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亦復如是。而明代的財政稅收制度則和民間經濟的發展相脫節。萬曆二十年(1592)，北京的宛平縣知縣沈榜聲稱，他每年要向二十七個不同的機構交款，總數則不出白銀二千兩。與此相似，全國佈滿了這短距離的補給線，此來彼往，側面收受，既無架構，而提出的統計數字，經常為一紙具文，以致發生了上述稅率參差不一的現象。這種維護落後的農業經濟、不願發展商業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國在世界範圍內由先進的漢唐演變為落後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1972年，我去英國劍橋，參加李約瑟博士主持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工作，歷時一年，茲後我又幾次有機會舊地重遊，向李公學習。上述看法，我們已寫為“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A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一文，曾在羅馬和香港兩處發表。李公1974年4月30日在香港演講，也以此文為講稿，後節譯為中文，刊載於香港的《七十年代》雜誌。
我們也很難同意這樣一種看法，即認為在明代萬曆年間，中國的封建經濟已向資本主義經濟進展今天通用的“封建”一詞，是日本學者在一百年前從Feudal System翻譯過來的。其實，中國的官僚政治，與歐洲的Feudal System差別很大。當時譯者對中國明清社會的詳情並不了解，而歐洲的Feudal System也只是在近三、四十年來，經多數學者的苦心研究，才真相大白。本書的英文本論述明代社會，避免了Feudal System的字樣，在中文本中也不再用“封建”一詞來概括明代的政治與經濟。 。資本主義是一種組織，一種系統。即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中論述資本主義的流通方式，其公式亦為CMC，即商品(Commodity)交換為貨幣(Money)，貨幣又再交換為商品，川流不息。但是貨幣是一種公眾的製度，它把原來屬於公眾的權力授予私人。私人資本積累愈多，它操縱公眾生活的權力也愈大。同時，商業資本又是工業資本的先驅，商業有了充分的發展，工業的發展才能同樣地增進。這是歐美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徵。中國的傳統政治既無此組織能力，也決不願私人財富擴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為王朝的安全之累。
明代張瀚此人官至吏部尚書，因張居正奪情一事去職，見本書第一章。所著的《松窗夢語》中，記載了他的家庭以機杼起家的經過。中外治明史的學者，對這段文字多加引用，以說明當時工商業的進步及資本主義的萌芽。其實細閱全文，即知張瀚所敘其祖先夜夢神人授銀一錠、因以購機織布云云，乃在於宣揚因果報應及富貴由命的思想。姑不論神人授銀的荒誕不經，即以一錠銀而論，也不足以購買織機，所以此說顯然不能作為信史。同時代的書法家王世懋，在《二酉委談》中提到江西景德鎮燒造瓷器，火光燭天，因而稱之為“四時雷電鎮”。當代好幾位學者據此而認為此即工業超時代發展的徵象。實則王世懋的本意，是在於從堪輿家的眼光出發，不滿當地居民穿鑿地脈，以致沒有人登科中舉；而後來時局不靖，停窯三月，即立竿見影，有一名秀才鄉試中式。
如是等等的問題，其癥結到底何在，這是研治明史者所不能不認真考慮的。筆者以為，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寫作本書的目的，也重在說明這一看法。這一看法，在拙著《財政史》中已肇其端。本書力圖使歷史專題的研究大眾化，因而採取了傳記體的鋪敘方式。書中所敘，不妨稱為一個大失敗的總記錄。其中敘及的主要人物，有萬曆皇帝朱翊鈞，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薊州總兵官戚繼光，以知府身分掛冠而去的名士李贄，他們或身敗，或名裂，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即便是側面提及的人物，如馮保、高拱、張鯨、鄭貴妃、福王常洵、俞大猷、盧鏜、劉，也統統沒有好結果。這種情形，斷非個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釋，而是當日的製度已至山窮水盡，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無不成為犧牲品而遭殃受禍。
在上述前提之下，對具體歷史人物的具體評論，就難免有與國內外明史研究專家有出入之處。例如萬曆皇帝，歷來均以為昏庸，而讀者在讀畢本書以後，也許會認為筆者同情這位皇帝。如果真有這樣的批評，筆者將不擬多作無益的辯解。本書論述萬曆，本在於說明皇帝的職位是一種應社會需要而產生的機構，而每一個皇帝又都是一個個人。又比如海瑞，這也是一個容易惹起是非的題目，十五年前的一段公案，至今人們記憶猶新。在本書中專設海瑞一章，並不是要在這段已經了結的公案再來畫蛇添足，而意在向讀者介紹當日地方政府的一些形態。有關十六世紀地方行政的資料不多，沈榜的《宛署雜記》所載，為京師的情形而非一般概況，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過於瑣碎，唐鶴徵的敘南直隸、歸有光的敘浙江長興縣，也都有欠完整。相形之下，海瑞的遺墨，涉及當日地方政府的各個方面，最具參考價值。研究海瑞其人其文，可以使我們對當日的情形有更具體的了解。當然，問題還遠不止此，比如何以萬曆的立儲問題業已解決而爭執卻綿延不斷?何以島國日本可以侵犯中國而中國卻不能遠征日本?何以當日的西歐已經用火器改進戰術而中國還在修築萬里長城?何以人人都說海瑞是好官而他卻偏偏屢遭排擠?這些具體問題，無疑和上述總的癥結密不可分，然而卻各有其特殊的原因。筆者寫作此書時，雖已不同於過去的暗中摸索，但下筆時仍然頗費躊躇。書中所提出的答案，均屬一得之見，敬請讀者批評指正。
中國的過去，禁忌特多，所以說話作文時有隱晦，或指彼而喻此，或借古以諷今，這在明朝人更為慣技。本書論述明朝時事，舉凡有所議論臧否，都是針對十六世紀的歷史而發的。如果我要對今人今事有所議論，自當秉筆直書，決不願學明朝人的辦法，否則就是違反了自己寫書的目的。當然，另一方面，以古為鑑，今人也未嘗不能得到若干啟示。這本《萬曆十五年》，意在說明十六世紀中國社會的傳統的歷史背景，也就是尚未與世界潮流沖突時的側面形態。有了這樣一個歷史的大失敗，就可以保證衝突既開，恢復故態決無可能，因之而給中國留下了一個翻天覆地、徹底創造歷史的機緣。
本書由英文譯為中文，因為國內外情況的差別，加之所譯又是自己的著作，所以這一翻譯實際上是一種譯寫。筆者離祖國已逾三十年，很少有閱讀中文和使用中文寫作的機會，而三十年來的祖國語言又有了不少發展，隔膜更多。幸經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沈玉成先生將中文稿仔細閱讀一過，作了文字上的潤色；又承中華書局編輯部傅璇琮先生關注，經常就各種技術問題與筆者書函磋商。所以，本書與讀者見面時，文字方面已較原稿流暢遠甚。其有創意遣辭方面根本性的不妥，當然仍應由筆者負責。又，廖沫沙兄為筆者年輕時的患難之交，蒙他在百忙中揮翰題簽，為本書生色不少。謹此一併致衷心的謝意。
黃仁宇
1981年1月於美國
本書的英文版書名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作者的署名為Ray Huang，1981年美國耶魯大學出版。初稿是用英文寫的，寫成後，出於向國內讀者求教之忱，乃由筆者本人譯為中文，並作某些修改潤色，委託黃苗子兄和中華書局聯繫。承中華書局慨允，此書的中文版遂得以和讀者見面。
我對明史感覺興趣，說來話長。 1959年，我在密支根大學歷史系讀書，選定了“明代的漕運”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這一研究過程花了五年。論文完成後，算是對明代的財政稅收制度有了一知半解，然而遺留的問題仍然不少...
目錄
出版說明
自序
第一章 萬曆皇帝
第二章 首輔申時行
第三章 世間已無張居正
第四章 活著的祖宗
第五章 海瑞——古怪的模範官僚
第六章 戚繼光——孤獨的將領
第七章 李贄——自相衝突的哲學家
參考書目
附錄一
《神宗實錄》一
《神宗實錄》二
附錄二
《萬曆十五年》和我的大歷史觀
1619年的遼東戰役
附錄三
英文版序言
萬曆：漫長的怠政時代
皇帝只是個牌位
出版說明
自序
第一章 萬曆皇帝
第二章 首輔申時行
第三章 世間已無張居正
第四章 活著的祖宗
第五章 海瑞——古怪的模範官僚
第六章 戚繼光——孤獨的將領
第七章 李贄——自相衝突的哲學家
參考書目
附錄一
《神宗實錄》一
《神宗實錄》二
附錄二
《萬曆十五年》和我的大歷史觀
1619年的遼東戰役
附錄三
英文版序言
萬曆：漫長的怠政時代
皇帝只是個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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