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全十冊)

修訂前言

一

《史記》，漢司馬遷撰，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從開始撰寫到最後成書，經過了司馬談、司馬遷父子兩代人的努力。司馬氏先人「世典周史」，司馬談仕於「建元、元封之閒」，長期擔任太史令，曾「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自序》）。他熟悉史事，精通諸子之學，有意繼《春秋》而作史，以創作《史記》爲己任，但生前未能如願。漢武帝元封元年（西元前一一○年），司馬談病危，囑咐司馬遷繼承父業，完成《史記》撰著。

司馬遷，字子長，漢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市）人，生於漢武帝建元六年（西元前一三五年），卒年無考，約在武帝末年。司馬遷「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太史公自序》）。在南遊之前數年間，他曾向董仲舒請教過《春秋》之學，向孔安國學習過《古文尚書》。元封三年（西元前一○八年），司馬遷任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開始蒐集史料。太初元年（西元前一○四年），司馬遷與公孫卿、壺遂等人共同修訂的《太初曆》正式頒佈施行，於是開始撰寫《史記》。天漢三年（西元前九八年），司馬遷因李陵事件得罪武帝，被處腐刑。《漢書•司馬遷傳》雲，「遷既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遭受腐刑摧殘的司馬遷，更加堅定了完成《史記》的決心。征和二年（西元前九一年），司馬遷作《報任少卿書》，雲：「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文選》卷四一）概述全書及各部分篇數，與《太史公自序》全同，可見此時《史記》已經基本完成。

《史記》原名《太史公書》，《漢書•楊惲傳》稱「太史公記」，《漢書•藝文志》稱「太史公百三十篇」，《風俗通•正失》稱「太《史記》」。大約在東漢桓帝時，《史記》之名已經通行。

二

《史記》敍事，始自黃帝，下迄西漢太初。《太史公自序》雲「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又雲「漢興已來，至於太初百年」，又雲「百年之閒，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其他各篇也多次提及太初斷限。《太史公自序》雲：「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脩法度，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太初下限的確定，也與其時漢朝文治武功臻於鼎盛有關。今本《史記》中涉及太初以後之事，多爲後人增補。

《史記》全書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太史公自序》、《漢書•司馬遷傳》皆有明文。但在司馬遷去世之後不久，《史記》便已殘缺。《後漢書•班彪傳》引班彪《略論》雲：司馬遷「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漢書•藝文志》雲：「《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録無書。」《漢書•司馬遷傳》也説其中「十篇缺，有録無書」。所謂「有録無書」，指劉歆《七略》雖有著録，而其書已亡。《漢書•藝文志》係據《七略》節縮而成，而《七略》本於劉向《別録》，據此可知劉向、劉歆時《史記》已有亡佚。實際上十篇亡佚的時間，當更在劉向父子之前。漢宣帝、元帝之時，褚少孫已稱求《三王世家》、《龜策列傳》不能得，因未盡見諸本，所以他不敢斷言亡闕與否，實則其篇已佚。

《漢書•司馬遷傳》注引三國魏張晏列舉十篇亡書雲：「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按即《律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後人討論此十篇存亡，多有爭議：或以爲十篇草創未成（如劉知幾），或以爲部分亡佚（如呂祖謙），或以爲十篇未亡（如李長之）。余嘉錫《太史公書亡篇考》折衷群言，詳加考證，多精當之論，可以參看。

今本《史記》十篇俱在，當出後人續補。張晏又雲：「元成之閒，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張晏所雲褚少孫補《史記》四篇，其中《三王世家》、《龜策列傳》二篇，褚氏明言求《史記》原書不能得，因而補其缺，所補文字標明「褚先生曰」；《日者列傳》雖未明言爲補亡之作，但褚補文字俱在，亦稱「褚先生曰」，應無疑義；今本《孝武本紀》鈔《封禪書》成文，篇中無「褚先生曰」，當非褚少孫手筆。錢大昕雲今本《孝武本紀》「或魏晉以後，少孫補篇亦亡，鄉裡妄人取此以足其數爾」（《廿二史考異》卷一）。褚少孫續史篇目有六篇，分別爲《三代世表》、《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外戚世家》、《梁孝王世家》、《田叔列傳》、《滑稽列傳》，亦皆標明「褚先生曰」。至於《孝景本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傅靳蒯成列傳》六篇，爲何人所補，今已難以考定。餘嘉錫雲：「張晏雖能知十篇之目，然於其六篇不言爲誰何所補。雖明知《景紀》爲劉歆、揚雄、馮衍、史岑等所記，而終不能得其主名。」（《太史公書亡篇考》）

褚氏之後，繼作者頗多。劉知幾《史通》雲：「《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闕而不録。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衞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間，猶名《史記》。」（《史通通釋》卷一二《古今正史》）班彪以爲各家所撰續書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史記》，「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後漢書•班彪傳》），班固等在此基礎上撰成漢書百篇，而各家續書遂亡。

三

《史記》一百三十篇，分爲五體：《本紀》記帝王及王朝之事，爲全書之綱領；《表》載録各個歷史時期王侯將相及相關事件；《書》分門別類記述歷代典章制度和重要專題；《世家》記載王侯貴戚及其家族興衰；《列傳》敍述各色人物事蹟及周邊民族歷史。趙翼《廿二史劄記》雲：「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爲全史。《本紀》以序帝王，《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繫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誌人物，然後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彙於一編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卷一《各史例目異同》）歷代所謂「正史」，從《漢書》到《明史》，門類或有增減，名目或有異同，篇目或有損益，但都有《紀》有《傳》，絶無例外地沿襲了《史記》體例。

劉知幾《史通•六家》雲：「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恒厥體。榷而爲論，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史通通釋》卷一）劉知幾分敍六家，統歸二體。所謂「二體」，就是「編年體」和「紀傳體」。《史記》採用的是一種綜合性的敍事模式，囊括了記言、記事、編年、國別等形式，編年與紀傳兼而有之。《史記》縱貫兩千餘年，歷經五帝、三代、春秋、戰國、秦漢，政權更迭，社會形態極爲複雜，採用綜合性的敍事模式，與其所承載的歷史內容有關。就內容而言，《史記》是對前代史學的一次總結；就體例而論，《史記》也是集大成之作。

四

《史記》的史料價值，歷來受到人們的重視。《漢書•司馬遷傳》雲：「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録。」「實録」二字，反映出前人對《史記》史料價值的肯定。隨著時間的推移，《史記》作爲一部歷史著作的價值，愈來愈受到人們的重視，一些原來有爭議的記載也得到了確證。例如，《殷本紀》中有關殷代先公先王的載述，在殷墟甲骨文出土之前，其正確與否無從證實，學者對此疑信參半。自王國維作《殷蔔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殷蔔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二文（《觀堂集林》卷九），將殷代先公先王從蔔辭中剔發出來，使殷本紀所載殷代王統得到了物證。陳直説：太史公作《殷本紀》，多合於殷墟甲骨文，由此推論，《夏本紀》「雖無實物可證，亦必然有其正確性」（《史記新證•自序》）。

雖然《史記》在史料方面並非盡善盡美，但就總體而言，它是一部價值極高的信史，無愧於「實録」之美譽。由於這一時期的相關文獻大多已經散逸，《史記》的史料價值顯得尤其寶貴。

五

據《太史公自序》和《漢書•司馬遷傳》，《史記》寫成後，「藏之名山，副在京師」，司馬遷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佈焉」。魏晉時期，《史記》流傳稍廣。晉末徐廣，研覈衆本，兼作訓釋，作《史記音義》。劉宋裴駰，增演徐氏，採經傳百家並先儒之説，作《史記集解》；至唐代，司馬貞作《史記索隱》，張守節作《史記正義》，二人在裴駰《集解》基礎之上探求異文，考證史實，訓釋音義，《史記》三家注由此具備，奠定了《史記》通行文本的基礎。
《史記》三家注原本各自單行。《隋書•經籍志》及《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著録裴駰集解《史記》八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著録《史記索隱》、《史記正義》皆爲三十卷。《集解》八十卷本早已失傳，今本《集解》散入《史記》各篇之中。《史記正義》舊本亦已失傳。《史記索隱》今有明末毛晉汲古閣單刻本三十卷。三家注中，《集解》最早與《史記》正文相附，至南宋出現了《集解》、《索隱》二家注合刻本，再由二家注本合以《正義》，最終形成了三家注合刻本。在這一過程中，因爲裴駰、司馬貞、張守節所據《史記》正文並不完全相同，所以時有正文與注文不相吻合的現象，後人依據注文改動正文的情況也屢有發生，增加了《史記》及三家注文本的複雜性。現存最早的三家注合刻本爲南宋建安黃善夫家塾刻本一百三十卷。

《史記》存世版本很多，賀次君《史記書録》著録《史記》版本六十餘種，水澤利忠《史記會注考證校補》所列《史記》版本、鈔本資料尤爲豐富。明清時期通行的主要有明嘉靖、萬曆間南北監刻二十一史本、毛晉汲古閣刻十七史本，以及清乾隆武英殿刻二十四史本。近代以來以武英殿本最爲通行，黃善夫本因商務印書館《百衲本二十四史》據以影印，也流傳甚廣。

清同治年間，金陵書局刊行《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合刻本一百三十卷，由張文虎主持校刻，根據錢泰吉校本和所見其他各種舊刻古本、時本加以校勘，系統吸收梁玉繩、王念孫、錢大昕等人的研究成果，並以《史記》各篇本校，與《漢書》等書互校，參校《太平禦覽》等類書，對《史記》予以全面綜合校勘，改正《史記》正文及三家注錯誤甚夥。張文虎據此撰寫了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劄記》五卷，共計近九千條，其中多數與文字校改相關。金陵書局本是清末以來最好的《史記》精校本。

六

點校本《史記》，由顧頡剛、賀次君標點，宋雲彬參考顧頡剛、賀次君標點本重新標點並編輯加工，最後由聶崇岐覆校，於一九五九年九月由中華書局出版，是點校本二十四史系列中最先出版的一種。一九七七年四月，出版點校本《史記》綫裝大字本。一九八二年十一月，點校本《史記》第二版印行。

點校本《史記》以清同治年間金陵書局本《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合刻本一百三十卷爲底本，主要根據張文虎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劄記》及清代以來諸家之説，訂正《史記》正文及三家注的文字譌誤，用方圓括號標示字句的增刪脫衍，部分校勘意見附見於《劄記》整理本。點校本分段精善，校勘審慎，標點妥貼，有關技術處理得當，出版後受到學術界好評和廣大讀者的歡迎，成爲半個世紀以來最爲通行的《史記》整理本。

點校本《史記》的修訂，遵循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總則體例和工作程式，以原點校本爲基礎，遵守適度、適當修訂和完善的原則，統一體例，彌補不足，以期形成一個體例統一、標點準確、校勘精審、閲讀方便的新的升級版本。

修訂本仍以金陵書局本爲底本，兼顧不同印次的文本差異。校勘所用通校本、參校本涵蓋宋元明清各個時期不同系統最具代表性的《史記》版本。

通校本五種：

（一）北宋景祐監本《史記集解》一百三十卷（有配補），二十五史編刊館影印臺北傅斯年圖書館藏本。此本爲現存北宋時期最重要的《史記》刻本，對《史記》正文和《集解》的校勘，釐清三家注的混淆，有重要參考價值。近人研究或以爲此本爲北宋刻南宋初遞修本，爲求方便，仍以「景祐本」稱之。

（二）南宋紹興初杭州刻本《史記集解》一百三十卷（有配補），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此本爲北宋刻十四行本《史記集解》覆刻本，其校勘價值與北宋本相當。

（三）南宋慶元建安黃善夫《史記》三家注合刻本一百三十卷，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藏。此本爲現存最早的《史記》三家注合刻本，對於保存《史記正義》，功不可沒。嘉文勝義，彌足寶貴。但作爲建安刻本，校勘不精，誤倒衍脫，不時可見。
（四）明崇禎毛晉汲古閣《史記索隱》三十卷，清華大學圖書館藏。《索隱》單刻本保存大量《史記》及《索隱》異文，張文虎校刊金陵書局本《史記》，《索隱》主要依據此本。

（五）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史記》三家注合刻本，中華書局圖書館藏。此本以明北監本爲底本，經過精心校勘，是清代影響最大的《史記》版本。

參校本五種：

（一）南宋淳熙三年張杅刊八年耿秉重修《史記集解索隱》一百三十卷，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此本爲較早、較爲精善的《史記》二家注合刻本，對於《集解》、《索隱》及其相互關係的辨正具有獨特價值。

（二）元至元二十五年彭寅翁《史記》三家注合刻本一百三十卷，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此本以黃善夫本爲底本校訂刊刻，爲黃善夫本之後時間最早、承前啓後的三家注合刻本。

（三）明嘉靖四年柯維熊校金臺汪諒刊《史記》三家注合刻本一百三十卷，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此本亦出於黃善夫本又經校勘而成。

（四）明萬曆年間李光增補淩稚隆《史記評林》一百三十卷。此本爲明代最有代表性的《史記》版本之一。

（五）《史記會注考證》本，日本《史記》會注考證校補刊行會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年刊行。此本爲晚出而具有重要影響的《史記》版本。

本次修訂以版本對校爲基礎，充分運用本校、他校，審慎使用理校，適當參考相關文獻、舊注引文、類書等資料。全面檢核了點校本對底本所作的校改，包括方圓括號改補和徑改，已經釐正者從之，存疑者慎重斟酌，錯誤者予以糾正。原點校本無校勘記，修訂本不再使用方圓括號標識，凡涉及底本的重要改動、重要版本異文、前人重要異説，均出校記説明所據。

點校本《史記》完成於現代古籍整理規範逐步建立的初始階段，在標點方式上作出了可貴的探索。此次修訂對原點校本標點作了全面梳理甄別，力求統一體例，修正失誤。對三家注引書作了較爲全面的校核，對於釐清三家注文本，完善引文標點等，有較明顯的作用。

點校本《史記》出版以來，學術界和廣大讀者提出了不少校勘或標點方面的意見，或見諸專書，或散在報刊，我們儘可能搜求參考，限於體例，不能一一標示，謹此一併致謝。

《史記》及三家注內涵廣博，版本複雜，歷代研究資料豐富，懸疑之處尚多，加之水準有限，時間匆迫，修訂工作一定還有不少遺憾和不當之處，敬祈各界讀者批評指正。

點校本《史記》修訂組 二○一三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