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經》學領域雖然已出現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且有通史性的著作出現，但就研究內容而言，亦仍存在不少研究空間：
首先，利用出土文獻研究《孝經》思想的來源。這一方面涉及如何理解先秦儒家孝觀念的形成和發展問題，對於探本極源以理解《孝經》思想是非常必要的，但學界目前的研究基本沒有涉及郭店簡與上博簡。正如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所揭示的，注意對新材料的運用，是學術思想獲得大的進步的重要條件。據說海昏侯墓出土有《孝經》文本，作為漢代流傳的《孝經》文本，這對於理解漢代《孝經》今古文問題一定是有較高價值，對學界研究必定產生一定的促動力。即使是就學界耳熟能詳的《古文孝經孔傳》，幾年前江西南昌有一個私人的寶林博物館中購藏有一部據說是距今非常早的《孔傳》寫卷，不過筆者至今未有機會閱其真容。
第二，有些重要的《孝經》注本，至今為止都未受到充分重視和深入發掘。比如《古文孝經孔傳》和劉炫《孝經述議》，專門對其內在思想進行義理分析的研究非常之少，這與二者在歷史上的地位極不相稱。另外，一直以來，我們對清代學術思想史和清代哲學的研究都比較薄弱，而清代《孝經》注本眾多，其中良莠不齊，故問津者乏人，至今都沒有人進行系統全面的目錄整理工作，這是一座有待深入挖掘的寶庫。
第三，在研究中應當注意參考日本方面的《孝經》注本和《孝經》著作。清中葉《古文孝經孔傳》《孝經鄭注》自日本回傳中國，《孝經》學研究隨即成為當時學人關注的熱點。出現了大量的《孝經鄭注》輯佚以及辨析《古文孝經孔傳》真偽的著作，如清代的鄭珍、洪頤煊、皮錫瑞、嚴可均、曹元弼、潘任等對二書的研究。約與此同時，日本學者的《孝經》學研究也在如火如荼地進行，出現了諸如寬政年間的片山兼山《古文孝經孔傳參疏》、藤益根《校訂孝經鄭注》、山本信有《較定孝經》，文化年間的朝川鼎《古文孝經私記》、東條弘《增考孝經鄭氏解補證》等高質量的作品，對於《孝經》學史上重要問題的研究有所推進，如《孔傳參疏》即注意到了《孔傳》與《管子》一書的密切關聯。再如，明代《孝經》學著作遠渡東洋，對日本思想的發展發生了重要影響。然國內學界的研究很少關注這些著作，忽視了中日思想文化交流的一大場域，這是一大缺失。《孝經》不僅僅是中國的《孝經》，也是東亞的《孝經》，從東亞經學思想的視域中對《孝經》學史開展研究定能取得更好的成績。
劉增光，中國人民大學哲學博士，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宋明理學、經學史研究。已出版專著《晚明<孝經>學研究》《中國哲學的現代鑒照》、譯著《道德愚人：置身道德高地之外》《<道德經>的哲學》（修訂版《東西之道：<道德經>與西方哲學》）、古籍整理著作《曹元弼<孝經>學著作四種》等，在《哲學研究》《中國哲學史》《孔子研究》、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等國內外期刊發表論文數十篇。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項、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項目1項、上海市社科文庫出版資助1項、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面上資助與特別資助各1項。入選第十屆興正德·士恆青年學者（2021）、“致敬國學：第五屆華人國學大典”之“國學星鬥計劃-新秀組”（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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