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壇燭光：北京電影學院電影人口述歷史(下)

《影壇燭光》上、下冊由中國電影資料館暨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張錦研究員主編，編入了陳墨、王凡、周夏、啟之以及編者對主要事業生涯在北京電影學院的陳文靜、程振鈞、李甯、呂志昌、任傑、司徒兆敦、孫良錄、王心語、余倩、張瑞坤、鄭峨嵋等11位老電影人的口述歷史摘錄，訪談時間跨越項目正式展開之初的2008年至本書開始編纂的2015年初，訪談地點均在北京。編纂工作結束於2016年，原為一冊，後分上下兩冊出版，仍以原書稿受訪人姓名字順排列。上冊251頁，27萬字；下冊229頁，25萬字。

在“中國電影人口述歷史叢書”中，《影壇燭光》是其中比較傳統的彙集供職於一個機構的眾多電影人口述歷史訪談錄的模式。在受訪人及其訪談內容的選擇上，突出這個機構的主要職能——電影藝術人才的高等教育。如同其他機構分卷一樣，本書力圖涵蓋北京電影學院電影人各方面的典型性，收錄電影人的經歷涉及表演、製片管理、美術、攝影、導演、錄音、文學等各個專業以及公共課、圖書館以及青年電影製片廠教輔部門；受訪人身份也涵蓋了從普通老師到學院領導。另外，作為主編慣例，任傑老師也是《北京電影學院志》等多部機構史料編者的代表，儘管其編纂經歷因故未能編入。

電影創作者的高等教育對電影行業發揮著及其重要的作用。2000年，一位英國學者曾提到：在過去的40年中，世界電影已經為電影學院的畢業生們所支配。然而長期以來，電影教育研究在電影研究乃至電影史研究中都是比較冷僻的領域。這一狀況在過去十餘年中有了顯著的改觀，一些相關的歷史資料也開始出現，包括北京電影學院教師訪談錄。不過，比較嚴格系統的口述歷史，本書算是最早的之一，並且有其獨特之處。

本書主編張錦研究員曾連續接受過北京電影學院和典型的英國電影創作教育，中外電影教育的比較研究是其國家公派訪問學者課題電影行業知識管理中的一部分，探究電影行業知識的傳承，這一研究——包括本書及其所涉口述歷史訪談也是他與北京電影學院老師的電影教育合作研究的一部分。因此，以知識管理視角進行研究並進行口述歷史訪談與編纂是本書的一大特徵之一，例如對於課堂教學之外的教育方式，如圖書館、實習處乃至後來的青年電影製片廠的重視。實際上，本書主編對電影教育的關注遠遠超出本書以及北京電影學院教職員的範圍，例如對更早的“滿映”養成所、短暫的長春與上海電影學院、各地電影放映學校、師傅帶徒弟乃至電影資料館等各種從業人員專業知識獲取方式都盡可能全面採集並進行比較研究，同時對幾乎所有北京電影學院受教育背景的電影人的訪談都涉及其學院經歷並在其他分卷中編入。本書則集中學院教育的教師視角，即便他們也有不少是北京電影學院或其淵源機構的學員。

因此，編者提出多元的電影教育觀念，並將這種觀念灌注於口述歷史訪談與編纂的方方面面。例如兼顧故事片與新聞、紀錄片；兼顧電影藝術教育與電影工程教育；兼顧主流的表演藝術研究所淵源與被相對忽視的金陵大學理學院、蘇南文教學院淵源及其背後長期被主流電影史述遺忘的教育電影運動等等。當然，更顯著的是在各國電影學院教育的比較研究背景下對電影創作教育的不同模式進行詳細討論。除了採訪人的英國教育背景之外，納入了孫良錄老師接受的美國電影教育以及呂志昌老師所接受的蘇聯電影教育。實際上，北京電影學院還有諸多接受過其他——如法國、日本等國家電影教育的更年輕一輩的老師，等待後續的口述歷史跟進。1955年蘇聯專家主持的四個專修班對後來北京電影學院基本教學模式具有決定性的影響，相關訪談成為重中之重，並在本書中完成最後的全面覆蓋：導演專修班的王心語老師以及《峨眉影魂：四川電影人口述歷史》收錄的張其導演、《時代影志：新聞紀錄卷》收錄的吳國英老師；表演專修班收錄於《銀海浮槎：學人卷》中的吳青老師以及《影人之家：于洋、楊靜、于靜江訪談錄》中的於洋；攝影專修班的任傑老師與《時代影志》收錄的石益民；製片管理專修班的程振鈞老師、《長春大業：東北電影人口述歷史》中的楊文浩以及暫未公開發表訪談錄的吳平川老師。

由於與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相近的地理位置與機構性質，北京電影學院是中國電影人口述歷史項目訪談最充分的機構之一。從專案一開始，不同的採訪人便從不同的角度展開對眾多老師的訪談，根據不完全統計，陳墨研究員訪談過吳青、申伸及其子女、江韻輝、黃式憲、舒曉鳴、劉國典等老師；黎煜博士訪談過魯明、吳國英等老師；李鎮研究員訪談過孫明經之子孫建三老師；甚至連研究生口述歷史採訪實習都不正式地訪談過劉詩兵、陳山、李念蘆等老師。本書主編張錦研究員還訪談過汪流及其親屬、吳印咸之女吳築清、許誠、吳平川以及沒能完成訪談的幹學偉、鄭洞天、鄭國恩、王俊之等老師。這些沒有收入本書的訪談，有些已經在其他分卷中出版或待出版，有些則留待將來。

因此，本書收錄的訪談錄是在較多的選擇項中根據特定目的做出結構化的結果，選擇很痛苦，但也由此保留了盡可能多的多元特色。儘管本書以電影人教育為核心，但仍然堅持以人為中心，很多受訪人在電影學院以及電影教育以外的重要經歷也被編入，如程振鈞老師擔任《電影經濟》雜誌常務副主編及其對電影體制改革的參與、李甯老師擔任銀都機構董事長、任傑老師的戰地攝影記者經歷以及鄭峨嵋老師在初創時期的中央電影局經歷等，也表明電影學院與整個電影界廣泛的關聯。

本書的多元追求不僅體現在作為內容的電影教育上，也體現在訪談形式的多元化及其對口述歷史研究的借鑒意義。例如納入盡可能多的採訪人，展現不同採訪人的不同風格與偏好。更加獨特的是本書納入了口述歷史項目多種實驗性的訪談形式，例如陳墨對原表演藝術研究所師生的集體訪談，王凡、張錦先後對同一受訪人司徒兆敦老師的訪談，周夏、張錦同時對受訪人李甯老師的訪談，儘管最終由於篇幅等原因只保留集體訪談中的陳文靜部分並完全撤掉張錦對司徒兆敦的訪談部分。有些訪談形式甚至觸及口述歷史的邊界：陳墨對年近百歲的孫良錄老師的訪談不得不採用書面答覆的形式，是否屬於口述歷史即便在專案組成員之間也有不同的看法，本書主編則因其非結構化的、未經修改直接答覆的手稿形態而認為屬於口述歷史範疇，並通過編纂工作進行了多方面有益的嘗試。實際上，有意識地觸碰口述歷史邊界一直是項目組的努力方向之一，例如張錦研究員長期構想的對聾啞電影人使用手語訪談的“手述歷史”以及李鎮研究員對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聾啞畫師的現場筆談。

由於本書多元的口述歷史訪談形式，得到了更多的中國電影資料館的同事們的協助，涉及受訪人聯繫、錄音整理等各方面流程，特別是平萍女士整理表演藝術研究所師生集體訪談的錄音抄本，需要仔細區分十餘位元講述者與採訪人的身份，遠遠超出一般錄音整理的難度。在後期的系統化訪談與編纂過程中，也得到北京電影學院圖書館與離退休工作辦公室不可缺少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