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聖︰瓦格納的拜羅伊特

★瓦格納的拜羅伯特

當一個喜愛音樂的人被瓦格納擊中的時候，音樂的朝聖之旅便從此踏上“不歸路”。

Bayreuth 拜羅伊特——“瓦格納迷”畢生向往之地

當一個喜愛音樂的人被瓦格納擊中的時候，音樂的朝聖之旅便從此踏上“不歸路”。

拜羅伊特，德國東部的邊境小城，當它在一百多年前被理查德‧瓦格納發現以後，城市的性質和地位就發生了巨變。對于和音樂及戲劇相關的人來說，它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地方；而對于全球為數眾多的“瓦格納迷”來說，它是“麥加”，是畢生向往之地。

本書作者曾受邀出席兩屆瓦格納歌劇匯演，這里記錄的是他在拜羅伊特的點點滴滴，以兩個“十日記”的書寫形式呈現，意在與廣大愛樂者分享這段奇特而寶貴的音樂人生體驗。

序言 嚴寶瑜
也讀拜羅伊特——兼序雪楓新著 楊世彭
拜羅伊特神跡
拜羅伊特十日記（2002）
新拜羅伊特十日記（2004）
冬日拜羅伊特
秋日造訪傳奇歌劇院
好人蘭德格拉夫
理查德‧麗格納小傳
瓦格納主要歌劇故事簡介

我的朋友劉雪楓寫了一本叫《朝聖︰瓦格納的拜羅伊特》的書，我樂意為他寫一篇文字，推薦這本書，同時也發表一點我個人對在我國介紹瓦格納的淺見。

雪楓同志是一個瓦格納愛好者和研究者。由于他對瓦格納執著的追求和辛勤的研究，他熟悉瓦格納的程度——如西方的一句成語所說——“像知道自己口袋里裝的東西一樣清楚”；他對瓦格納的愛好非同一般；他不讓自己對瓦格納的愛好停留在個人的維度上，而是推己及人，做了許多也讓別人欣賞和愛好瓦格納的工作。根據我多年來的觀察，由于他的努力，使瓦格納在中國的接受打開了一個新的局面。

我個人一向認為我們國內應該知道、重視並研究瓦格納這位刻意求新的音樂家和歌劇改革家；我一直希望瓦格納能被介紹到中國來；首先通過文字介紹為人所知，然後逐步上演他的作品——此事本身對我們的歌唱家、合唱、樂隊是個挑戰，因為他對音樂的表演藝術提出更高的要求，能促進我國音樂藝術水平的提高——讓廣大群眾和音樂界听到和看到瓦格納，開闊他們的藝術視野和思想天地，從而使瓦格納的藝術對我國歌劇的創作和改革，音樂的發展和創造起到積極的借鑒作用。

瓦格納歌劇《羅恩格林》中的“婚禮進行曲”在清末民初，因洋務運動、西學東漸等影響，就已經出現在當時達官貴人的婚禮儀式上；有人甚至在曲調上配上《詩經》中的第一首詩《關雎》的詩句，調子也經常听到被人哼唱。但那時有多少人知道這調子來自何處？出于何人之手？知情人恐怕只是限在狹小的音樂專業圈子里。據我所知，我國第一個介紹瓦格納的人是王光祈，這位五四時代新文化運動的熱情參加者，是當時的芝步組織“少年中國”的發起人之一，同時也是中國現代音樂學辛勤耕耘的先驅者。那時他在國外從事音樂研究和寫作工作，寫了多種有見地的介紹西方音樂的著作，其中有好幾本談到瓦格納；可惜的是，作者身處柏林，出書的時間又已在上世紀20年代末，他的書有幾人能看到？

抗戰時期的40年代初，倒有“戰國策派”的人在宣揚尼采的“權力意志”，鼓吹“英雄崇拜”之余，他們中的“佼佼者”如陳銓，借瓦格納《尼伯龍根的指環》“大作文章”，他歪曲該劇由資本主義金錢罪惡造成悲劇的主題，瞎說“指環”象征著權力，鼓吹“指環不能丟”。可笑的是當“戰國策派”口沫飛濺大談“指環不能丟”時，一般的讀者莫名其妙，誰也不知道“指環”為何物，因為誰也沒有讀過瓦格納的歌劇《尼伯龍根的指環》的腳本，更談不到有人（包括陳銓自己）看過需要四個晚上才能看完此劇的四部系列劇了。

對瓦格納的無知一直延續到建國以後。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建設無產階級文化要在吸收人類一切優秀文化遺產的基礎上，按理說，瓦格納是屬于這一類文化遺產的，演出它，研究它，這是建設我國社會主義新文化題中應有之義。但是，建國後， “左”傾幼稚病阻止我們去接近瓦格納，我們拋棄歷史唯物主義，違反了“對具體問題作具體分析是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這一列寧的教導，片面地看待瓦格納，強調他的反猶——當然，回避這個事實去了解瓦格納也是不全面的！——忽視他思想上有反對資本主義弊病的一面；加上他的歌劇曾受希特勒的青睞，瓦格納的後代和祖傳的“拜羅伊特歌劇節劇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為納粹的法西斯戰爭服務，于是我國解放後舞台上沒有上演過瓦格納的歌劇（那時西方部分國家也一度如此，現在在以色列依然如此），哪怕演奏他歌劇的一個序曲或幕前曲都沒有；音樂學院里很少听說唱瓦格納的歌曲和歌劇。許多音樂專家明明知道談西方音樂和歌劇的發展，瓦格納是一個不可繞過的人物，但誰也不敢去踫他，瓦格納變成了一只燙手山芋。

直到“文革”結束，人們的思想得到了解放。瓦格納的名字終于被提了出來。1980年在馮至和季羨林同志主持編寫的《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文學卷））——這是我國有史以來編寫的第一部現代意義上的百科全書——在我的建議和主編馮至同志的贊同下把瓦格納作為一個詞條收了進去；撰寫的任務落到了我的頭上。但責任編輯認為︰因為編寫的是外國文學卷，只能把瓦格納當做一個與文學有關的人物來寫，無需談他的音樂。當時我听了這個說法，感到很為難，因為音樂和文學在瓦格納那里是分不開的。那編輯同志很固執，堅持要我做這個難題。但我也很固執，我不顧他的意見，還是把音樂和文學內容交織在一起，寫出了5000字的詞條。殊不知那位編輯比我更固執，他在沒有征求作者意見的情況下，把有關音樂方面的內容統統刪去，于是這個詞條成了剩下2300字的內容殘缺、文字干癟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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