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領土與人口

1 譯者的話

1 前言

3 1978年1月11日
本課的總體視域：生命—權力（bio-pouvoir）的研究——權力機制分析的五個想法——法律系統、規訓機制和安全配置（dispositifs）。兩個例子：a）對盜竊的懲罰；b）對麻風、鼠疫和天花的應對——安全機制的總體特徵：安全的空間——以城市為例——16 世紀和17 世紀城市空間的安排的三個例子：a）亞歷山大·勒麥特爾的《論首府》（1682）；b）黎世留的城市；c）南特城

37 1978年1月18日
安全配置的一般特徵（II）：與事件的關係：統治藝術與對偶然事件的處理——17 世紀和18 世紀的饑荒問題——從重商主義者到重農主義者（physiocrates）——處理事件的時候安全配置與規訓機制的不同之處——新的治理理性（rationalité gouvernementale）和“人口”的誕生——對自由主義的結論：作為統治意識形態和技術的自由

69 1978年1月25日
安全配置的一般特徵（III）：規範化（normalisation）—— 確立規範（normation）與規範化——流行病（天花）的例子和18 世紀的預防接種運動——產生了新的概念：情況（cas）、風險（risque）、危險（danger）、危機（crise）——在規訓中和安全機制中的規範化形式——新政治技術的建立：對人口的治理——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的人口問題——在知識中，人口作為變革的運算元（opérateur）：從財富分析到政治經濟學，從自然史到生物學，從一般語法學到歷史語文學（philologie historique）

113 1978年2月1日16 世紀的治理（gouvernement）問題——多種治理實踐（自我治理，對靈魂的治理，對兒童的治理，等等）——對國家治理的特殊問題——文學關於治理的排斥點：馬基雅維裡的《論君主》——《論君主》直至19 世紀的接受簡史——治理的藝術，與君主一般的能幹不同——新治理藝術範例：德·拉佩里埃的《政治之鏡》（1555）——政府在需要領導的“東西”中找到其目的——為了多種戰略而導致法律的退化——直到18 世紀為止，運用這種治理藝術的歷史和制度障礙——人口問題，疏通治理藝術的主要因素——三角形：政府治理—人口—政治經濟學——方法問題：“治理術”（gouvernementalité）的歷史計畫。國家問題的誇大

151 1978年2月8日為什麼研究治理術？——國家和人口的問題——重提總體計畫——與制度、功能和物件相關的分析的三重移位——“治理”的概念史，從13 世紀到15 世紀，這個概念的語義場——對人進行治理的觀念。其源頭——（a）基督教以前以及基督教時期東方的牧領權力的組織。（B）對良心的指引——對牧領制度（pastorat） 的簡單分析。其特徵是：（a） 它的實踐是複雜多變的；（b）這個權力的目標是拯救眾生，它基本上是善心的權力；（c）這個權力導向個人化。全體與個人（omnes et singulatim）。牧羊人的悖論。——基督教會對牧領制度的制度化

177 1978年2月15日對牧領的分析（繼續）——希臘文學和思想中的牧羊人—羊群關係的問題：荷馬、畢達哥拉斯傳統。在古典政治文學中很少出現牧羊人的比喻（伊索克拉底、狄摩西尼）——一個重要的例外：柏拉圖的《政治家篇》。柏拉圖其他文本中的隱喻（《克裡底亞篇》、《法律篇》、《理想國》）。在《政治家篇》中對長官—牧羊人觀念的批評。牧羊的隱喻應用于醫生、農夫、體育教練和家庭教師身上——在西方，牧領作為對人的治理模式的歷史與基督教密不可分。直至18 世紀，其轉變和危機。牧領歷史的必然性——“靈魂治理”（gouvernement des ames）的特徵：整體化的權力，與教會的組織共同存在，與政治權力區分開——西方的政治權力和牧領權力之間的關係問題。與俄羅斯傳統的比較

212 1978年2月22日對牧領的分析（結束）——與東方和希伯來的傳統相比，基督教牧領的特點——治理人的藝術。其在治理歷史中的角色——從3 世紀到6 世紀基督教牧領的主要特徵（聖約翰·克裡索斯多姆，聖西普安，聖安布羅瓦斯，偉大的格列高利，凱西安，聖本篤）：（1）與救贖的關係。功德與罪過的經濟學：（a）分析性責任（responsabilité analytique）的原則；（b）徹底及時的轉移原則；（c）犧牲的倒轉原則；（d）轉換的對應原則。（2）與律法的關係：在羊只和指引他的人之間建立全面的依賴關係。個體的沒有目標的關係。希臘的“無欲”（apatheia）與基督教的“無欲”之間的區別。（3）與真實陳述的關係：生產隱秘的真實陳述。牧領的教育和精神指導。——結論：一種全新的權力形式，標誌著個體化的特殊模式。其在主體歷史中的重要性

246 1978年3月1日“引導”的概念——牧領制度的危機——對牧師引導的反叛——現代時期，在政治制度邊緣的反抗形式的移位：以軍隊、秘密結社、醫學為例——詞彙問題：對引導的反叛、不降服、分裂、反引導。反對牧師的引導。回顧歷史：1）苦行（ascétisme）；2）社團；3）神秘主義；4）《聖經》；5）末世學信仰——結論：參照“牧領權力”概念，分析一般行使權力形式時的問題關鍵之所在

297 1978年3月8日從靈魂的牧師神學到對人的政治治理。——這個轉變發生的大致背景：16世紀牧領制度的危機和對引導的強烈反抗。新教改革和反改革。其他因素。——兩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宗教牧領制度的強化，以及在公共

和私人領域引導問題影響力的增大。——行使君主權力特有的政府理性。——與聖托馬斯比較。——宇宙論—神學的連續性被打斷。——治理藝術的問題。—— 關於歷史的可理解性這個問題的意見。——國家理性（一）：新事物和醜聞。——圍繞著國家理性展開的論戰的三個焦點：馬基雅維裡、政治、國家

334 1978年3月15日國家理性（二）：定義和17世紀時的主要特徵。——國家理性中暗含的新的歷史時間性模式。——和牧師治理相比，國家理性的特點：（1）救贖問題：政變理論（諾德）。必要性、暴力和戲劇性。——（2）服從問題。培根；暴亂問題。培根和馬基雅維裡的區別。——（3）真理問題：從大公的智慧到對國家的瞭解。統計學的誕生。保密問題。——在反射棱鏡中看國家問題。——在這個新論題中，人口元素的在場—不在場

377 1978年3月22日國家理性（三）：國家作為可理解性原則和目標——這種治理理性的運作：（1）在理論文章中。維持國家的理論。（2）在政治實踐中。國家之間的競爭關係。——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和神聖羅馬帝國的終結。——力量（force），政治實踐的新元素。——力量的政治和動力學。——這種新的治理藝術的第一個技術性、特徵性整體：外交—軍事體系。——目的：尋求歐洲平衡。歐洲是什麼？“平衡”觀點。——工具：（1）戰爭；（2）外交；（3）設置部署常備軍隊

413 1978年3月29日根據國家理性，新的治理藝術的第二套特有技術整體：公共管理（police）。直到16 世紀這個詞的傳統含義。在17—18 世紀這個詞的新含義：可以保證好好發揮國家力量的盤算和技術。——歐洲平衡體系和公共管理之間的三重關係。——義大利、德國、法國的不同情況。——杜爾哥特· 德· 梅耶內（Turquet de Mayerne）， 貴族民主君主制（Monarchie aristodémocratique） ——控制人們的活動作為國家力量的基本元素之一。——公共管理的內容（objets）：（1）公民的數量；（2）生活必需品；（3）健康；（4）各行各業；（5）人們的共存和流通。——作為治理人民的生活和福利的公共管理

444 1978年4月5日公共管理（police）（續） ——德拉瑪爾（delamarre）——城市，公共管理的建立地。公共管理和城市管理。領土的城市化（urbanisation du territoire）。公共管理和重商主義問題之間的關係——城市—市場的出現——公共管理的方法。公共管理和司法之間的區別。一種本質上是規章制度性（réglementaire）的權力。管理和紀律——重回穀物問題——立足於災荒問題，對公共管理國家的批評。重農主義者關於穀物價格、人口和國家角色的主題。——一種新的治理術的誕生，政治家們的治理術和重農主義者的治理術——國家理性的轉變：（1）社會的自然性；（2）權力和知識的新關係；（3）負責管理人口（公共健康、人口統計學等等）；（4）國家干預的新形式；（5）自由的地位——新管理理性的元素：經濟實踐、人口管理、自由的權利以及對自由的尊重，公共管理的鎮壓作用——針對這個治理術的不同的反引導形式——總結

483 課程概要

491 授課情況簡介

譯者的話

《安全、領土與人口》是福柯1978 年在法蘭西學院講授的題目。“安全機制”是福柯經常論述的主題，因為它與權力息息相關，是福柯主要的關注對象。剛剛看到這本書的標題的時候，我感覺有些奇怪：領土和人口屬於什麼問題？在一般的權力分析中處於什麼地位？這一般是國家之間的競爭和爭奪的內容。難道福柯把注意力放在國家之間的戰爭上了嗎？雖然福柯並不忽視國家之間的戰爭問題，但他總是把這種戰爭納入到國內政治的角度加以思考，在1976 年的授課《必須保衛社會》中，福柯就試圖把克勞塞維茨的“戰爭是政治的繼續”這一命題翻轉過來，從戰爭的角度理解國內政治。不過，《安全、領土與人口》這本書並不是相同的思路，它所談論的依然是國內政治權力問題，也就是對人的治理和人口的誕生。要想理解這本書，關鍵是厘清兩個概念的譜系學：治理和人口。

Gouvernement，在本書中大部分地方譯為“治理”。這個詞在一般情況下譯為“政府”，是政治權力的運轉制度和機構，但是在本書卻幾乎沒有辦法把這個詞譯為“政府”或者“政府治理”，而只能譯為“治理”。因為福柯在本書中試圖重建的是“對人的治理”的整體譜系，現代的政府管理體系只是這個治理的最新的一個形態而已。他認為，從基督教會對人的治理到現代政府的治理是一個連續體，從希伯來的東方傳統到近現代的政府組織方式之間有某種根本的一致性。對人的治理不是希臘羅馬的傳統，而是希伯來的牧領制度進入歐洲之後逐漸在基督教會內部形成的。牧羊人（即教會及其高級神職人員）和他們所牧養的羊群之間有一種特別的關係，前者不僅在生活上關心後者，而且要引導他們走向靈魂的拯救。這種負責是全方位的，所針對的是每個具體的個人，在基督教的牧領中，牧羊人既對羊群負責，同時也把每只羊看得和整個羊群一樣重要。在《馬太福音》中，有一段著名的話：“一個人若有一百隻羊，一隻走迷了路，你們的意思如何，他豈不撇下這九十九隻，往山裡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嗎？”福柯反復強調了基督教治理的這一特點：牧羊人對每一隻羊都要負起具體的引導責任。然而15 世紀和16 世紀，西方的牧領制度遭遇了重大危機，教會的權威受到嚴重挑戰，然而席捲歐洲的基督教改革並沒有取消引導，只是更換了新的方式。基督教時期的國家的治理術以家庭治理為範式，與中國傳統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很相似，把修身、齊家、治國聯繫起來，形成一個連 續體。

在歐洲的傳統理性中，人的根本問題是如何獲得最終的拯救；而國家的問題與此相應，傳統的國家理性所設想的是重建對應于天國的人間的羅馬帝國，歐洲的君主國都籠罩在羅馬帝國逐漸遠去的光輝所投射的影子之下。然而，羅馬終於漸漸隱去，各個王國的君權也就不再關心時間的盡頭和最終的拯救， 而是確保當下和將來的現實生存。群體的行為和生活開始成為國君的治理目標，新的國家理性逐漸形成。傳統的治理藝術主要針對精神領域（智慧、公平、美德等），此後則轉向一種特殊的知識和物件，君主權力所針對的目標是對人群的治理，這就構成了新理性的孵化器。而新的治理術不再把家庭作為國家的範式，範圍和數量的擴大導致質的變化，“人口”與一群人是兩種不同的東西，不能以家庭為模式來考慮國家治理問題： 治國和齊家變成兩碼事。

在16 世紀末和17 世紀初，治理藝術的問題就與新的國家理性（raison d’état）相互聯繫起來。發展國家的經濟和政治軍事實力成為君主們優先考慮的目標，在國家的內部和外部形成了兩大主題：一是以威斯特伐利亞條約主導的原則， 盡可能確保歐洲各國力量的平衡；另一個則是所謂公共管理（police），“即一系列必要的手段，用以在國家內部增長國家的力量。在這兩大技術的結合部，作為共用的手段，就是國家間的商業和貨幣流通：通過商業致富，人們期待人口、勞動力、生產和出口的增長，並獲得人數眾多的強大軍隊。在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時代，人口—財富的組合是治理理性的首要目標。” 在這種情況下，經濟成為各個國家權力運行過程的優先問題，對人的治理從具體的個人轉向了群體，在這種情況下， 人（être humain）才有可能變成“人口”（population）。

歐洲先後出現了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兩大潮流，它們都跟當時歐洲頻繁發生的糧食短缺有關。在近代社會以前，由於農業生產的不穩定，饑荒幾乎不可避免。最初在面對饑荒問題的時候，國家權力一般來說所採用的都是規訓的方式（disciplinaire）來加以調節：嚴厲打擊囤積糧食的行為， 控制糧食流通，禁止糧食出口，限制糧食銷售價格，採用各種行政強制手段保證糧食供應。嚴格壓低糧價還有另外的考慮： 如果糧價便宜，就可以壓低工人的工資，於是就能生產具有價格競爭力的產品，從而擴大出口，換回寶貴的黃金或者白銀， 積累財富，增強國家的力量。這是重商主義的思考方式。然而事與願違，用嚴厲懲戒的方法壓低糧價並不能保證市場上有足夠的糧食出售，饑荒的陰影揮之不去。雖然國家盡可能鼓勵商品出口，但是饑荒的頻繁發生使人民常常處於饑饉之中，一個面有菜色的國家是不可能強大的。

18 世紀中葉興起的重農主義則從另一個角度思考這一問題。他們認為，強行壓低糧食價格，打擊囤積，並不能保證人們有飯吃，反而導致糧食稀缺，人民餓肚子。為了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應該反過來，允許糧食漲價，允許囤積糧食，允許糧食自由流通，甚至允許糧食出口。重農主義的邏輯初看上去似乎有些奇怪，不過卻有深層的理由：倘若糧食價格太低，農民的收入不足，他們就沒有能力和積極性來改善農業技術，擴大耕地面積，所以糧食的產量就一直處於勉強夠吃的較低水準，一旦遭遇天災，饑荒就不可避免。反過來，如果政府允許糧食自由流通，假設農業生產取得豐收，多餘的糧食就可以出口，因此不會導致糧價下降，農民賺取利潤之後，會繼續擴大生產。假如糧食連續豐收，供給增加，而需求不會不斷增加，那麼價格就會穩定下來，而不會一直上漲。如果第二年歉收，雖然商人會提前囤積糧食，糧價上漲不可避免，但是由於在自由貿易的環境下，糧食可以從國外進口，幾個月以後就會有進口的糧食在市場上出售，因此商人們也會預先出售糧食， 而不會把糧食永遠存放在糧倉。“某個特點時期的歉收引發的稀缺—昂貴（rareté-cherté）現象，通過一系列集體的和個人的機制［……］，導致某些東西的出現，使情況逐步得以糾正、緩和、平衡並最終消除。” 糧食問題不能通過強制商人賣出倉庫裡的糧食來解決，真正的解決之道實際上是：只要什麼都不管，自然的規律就會使糧價回到合理的水準。重農主義有中國道教的“無為而治”的味道，事實上中國古代的儒道思想在18 世紀的歐洲知識界引發了相當大的，當然也影響了魁奈和杜爾哥等重農主義的代表人物。

這兩種統治模式所對應的是兩種行使權力的方式。前一種方式所針對的是具體個人的“惡”的方面，商人在糧食緊缺的時候，囤積居奇，謀取暴利，這是惡的，因此規訓權力對這種行為和這些人進行嚴厲打擊，消除他們的破壞作用，試圖控制秩序，讓一切井井有條，行使這種權力的方式就是發佈規章和命令，並確保執行，這是規訓的權力。而後一種權力則是全新的規劃和分析，它所針對的不是具體的個人，而是整體，在它的規劃中包括了參與市場的所有生產者、消費者、進口和出口等各個方面，經濟人（homo oeconomicus）的一切行為要素都被納入考慮之內。它不再發佈命令，更沒有強制執行，而是“通過‘讓他們幹’（laisser-faire），‘讓他們走’（laisserpasser），採用放任的方式，‘各行其是，無為而治’（laisser les choses aller）”。 雖然還是有些人會被餓死，但是就整體而言，饑荒被克服了。重農主義並非只是關心和鼓勵農業的問題，它所解決的也不僅僅是糧食問題，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其後果都遠遠超出了最初的提倡者所設想的範圍。它與之前的權力模式最大的區別在於，gouvernement（政府或者說國家權力的治理）不再試圖規訓或者改變人的行為模式，不再以道德的名義發佈命令，也不再干預人的動機和行為，強令人們為了緩解饑荒而拿出糧食低價出售。新的理性把人們的行為方式當作如同自然現象一樣的客觀規律，例如人們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追求生活的享受，新的治理術不再把這些這些人的現象當作規訓必須加以改變的“惡”，而是把這些行為模式當作既定的客觀事實。治理術現在要做的是觀察和認識他們的規律，獲得相關知識，這樣就能對此加以利用，從而發展國家的力量。不再試圖改變人的行為動機和方式，把它們當作自然現象加以研究，獲取相關規律的知識，並且利用這些知識來發展國家力量，這是人類政治史上的最重大的變化之一可以說是治理術從傳統到現代的根本斷裂。

如果我們回顧中國近六十年的歷史，可以發現中國某種程度上在一個很短的時間重新經歷了歐洲的演變過程。20 世紀80 年代以前，中國同樣面臨饑荒的威脅，當時政府採用規訓的方式來解決糧食短缺的問題，從流通方面，國家徹底而全面地控制糧食流通，只有糧食局才有權力收購和出售糧食；從供應方面，則盡可能壓低糧食價格，90 年代以前，中國的大米價格長期保持在1 角5 分左右的水準；而在消費方面，則是採用糧票制度，控制和計畫居民的糧食消費；在生產方面則通 過集體公社制度，管理生產。國家的命令不僅作用於遍佈全國的糧食局和供銷系統，而且最終作用于每一個農民，應當種什麼作物，採用什麼種植方法（例如大躍進時期的密植法），都受到政府的干預和監控。權力還直接作用于每一個消費者，當時的城市居民不僅在消費總量和方式上有限制，而且還有消費品種的限制，例如主要以大米為主食的武漢居民也被配給有一定數量的麵粉、雜糧。而過節的時候，則多配給一些特定種類的油和副食等。當然這種控制手段並不局限於糧食，而是包括吃喝住行等一切方面，但是糧食顯然是最重要的。改革開放以後，國家逐漸解除控制，放鬆了對流通和價格的控制，生產能力隨之不斷提升。90 年代初，糧票廢除的政策發佈之後，人們擔心糧食供應會不安全，然而，事實上，糧食自由流通的結果是中國的糧食安全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可靠。也許可以說， 改革開放的進程是重商主義轉向重農主義的中國版本，而且這一過程並未結束。21 世紀以來，中國的政策從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轉向擴大內需，從強調生產到強調消費和福利， “民生”問題不斷佔據人民日報的頭條和政府工作報告，當然這顯現了政府對人民利益的關心。從另一方面說，這也並非偶然現象，而是從治理模式轉型的必然結果。

另一個概念是“人口”。把Population 翻譯成人口，並不完全準確，在漢語中，“人口”專指統計學的物件，而在法語中，這個詞中有兩個意思：一是指居住在某一地區的所有人；二是指統計中的同一種類的生物。它既是統計學的物件，同時也是在統計學的知識視野之下出現的一個政治實體：全體人民。在18 世紀以前的歐洲，對於君主來說，沒有人口（peuple）的概念，只有臣民（sujets）的概念，也就是君主權力的物件，同時也是法律的主體。但是雜多的個人，並不適合作為新的知識—權力（savoir-pouvoir）的物件和目標， 新的權力配置以安全為目標，無法處理雜多的個人，只能把他們作為一個群體加以考慮。權力無法處理個人的疾病，但是應該而且可以處理流行病的發病率；權力同樣也無法應對個體的出生和死亡，但是應該而且可以調節出生率和死亡率。也就是說，權力的作用點不是具體個人，而是帶有某種抽象性質的群體：人口。人口作為一個新的政治概念，形成了特殊的層次， 新的權力生產出有關這些新要素的知識，並且據此對人口現象進行調節。在增強國家實力的關切之下，人口數量逐漸成為國家的核心問題。政治學家們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克服因各種原因所導致的人口數量的減少，重商主義者認為，隨著人口數量的增加，就可以提供充足的勞動力，壓低生產成本，擴大出口，提供足夠的兵員。對於君主們來說，這些臣民不再僅僅是統治的物件，同時也是國家力量的源泉。如果要發揮人口的作用，首先需要的就是了解他們，獲得關於他們的知識。“每個國家都需要瞭解自己和別國的情況：人口、軍隊、自然資源是怎樣的，生產、商業、貨幣流通又如何，所有由統計學給出的元素都要瞭解。”a 在公共管理的權力運行模式中，統計學才有可能產生，而人口則作為統計學知識的物件得以構建起來。

但是重商主義者鼓勵人口出生率的方式並沒有取得足夠的成效，因為人口不僅要被生出來，而且要有足夠的物資保證他們的生活，否則人口的數量是不會提升的。而且單純的人口數量與國家力量之間也不能簡單地畫等號。與資源有效結合的50 萬人強於分散的100 萬人，這就是為什麼18 世紀領土小人口少的荷蘭強於領土廣袤人口較多的俄國。對人口—財富問題的反思為政治經濟學的形成創造了條件，“政治經濟學發展起來是因為人們意識到，對資源—人口關係的管理不可能通過強制管理系統面面俱到地解決”，b 人口的數量並不取決於統治者鼓勵生育的意願和法律管制制度，而依賴於另外一些變數， 例如稅收、流通和收益分配方式。因此需要一種新的科學，即統計學，其目的是對這些依賴性進行理性的分析，也就是說觀察和預測這些變數之間的相互關係，並從中推導出人為加以改變的方式。這樣就出現了所謂人口政治問題，它不是法律主體的集合，也不僅僅是勞動力，而是人類各種要素的綜合。對於這個“人口”可以採用法律手段對各種要素進行調節的方法加以間接控制，也可以通過各種“運動”來提高他們的“品質”——例如衛生運動、教育運動，等等。

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中提出，認為中國之所以在近代沒有成為現代化國家，問題在於沒有用“數目字管理”，一方面，皇權強調的道德在現實中無法實踐，淪為虛偽；另一方面，缺乏數目字管理，使得中央政府無法準確調節。參照福柯的《安全、領土與人口》，我們也許可以發現，缺乏數目字管理也許並非原因，而是結果。其真正的原因有兩點：一是從朱元璋開始，明朝政府過分相信權力的強制力和道德的感召力可以改變人民的行為方式，從而解決政治和經濟問題；另一點則是因為中國的國土面積太大，人口太多，情況過於複雜，我們很容易理解，在16 世紀的中國，對國家的政治經濟要素進行翔實的統計在技術上幾乎是不可能的。甚至直到今天，因為各種原因，中國在統計方面的準確性問題依然沒有得到有效解決。

西方從重農主義開始得以發展的政治經濟學為自由主義的市場制度的產生提供了條件，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自由主義經濟學並不僅僅意味著一種物質生產和消費制度，同時它還意味著歐洲權力譜系學上的一個重要斷裂：從規訓的權力到調節的權力，從消滅惡到利用惡，從公共管理到自由放任。重農主義對所謂人性惡的態度不是予以消滅，而是加以觀察和利用。當恩格斯說：“正是人的惡劣的情欲——貪欲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展的杠杆”的時候，可以說這是對18 世紀以後發展起來的政治經濟學的一個總結。這不是一個道德哲學的發明，而更應該被當作新的權力模式的發明。在傳統的規訓和法律權力模式中，權力的運轉和對人的認識是這樣結合起來的：“人是兇惡的，人是壞的，他有壞思想，惡習氣，等等。在規訓空間中，對這個現實進行補充，補充規定和義務，現實越頑固，越難以征服，規定和義務就越人為，越強制。” 而新的安全配置中，“能夠正常運行的必要條件就是，人們給予18 世紀所理解的現代意義上的自由：不是賦予某個人的特權和特別優惠， 而是人和東西的行動、遷移、流通的自由”。權力的運轉和對人的認識的結合方式發生了改變：人開始具有某種不可改變的“本性”（nature），所以權力的作用點不應該是這個本性，政治必須以自然已經給定的條件為基礎，政治領域和自然領域一樣，不是制定規律，而是發現和利用規律。18 世紀的政治思想強調創造自由流通的條件，在自由的市場中發揮人的本性，這就是現實的原則。在這樣的視角之下，自由主義的問題從一開始就是與人口的安全管理問題聯繫在一起，在福柯眼中，以人性進步的眼光看待自由主義的發展無疑是天真的，自由主義之所以得以發展是因為它符合了新的治理模式：人口安全配置。在這種基礎之上，政治經濟學誕生了。“政治經濟學其實本身就有治理理性的自我限制，這個理性建立在瞭解事物自然進程的基礎上。因此政治經濟學標誌著一種新的理性突然進入治理理性之中：由於相關現象的自然性，必須減少治理， 而這是為了保證最高的效率。”這是權力歷史上，權力第一次以自我限制的方式行使權力，它首先要警惕的是自己的過分干預：通過減少治理來保證效率。而這一模式得以成立的條件就是“經濟人”的假設，“小政府，大社會”的要求就是試圖發揮“經濟人”的作用，來解決安全的問題。因此，在福柯眼裡，“人的誕生”與人口的出現息息相關：

“其結果就是：人這個主題，通過把它作為生物、工作的個人和言說主體加以分析的人文科學，必須從人口的誕生出發來加以理解，而人口是作為權力的關聯物和知識的對象。人， 說到底，不是別的什麼東西，而是從19 世紀所說的人文科學出發加以思考和定義的東西，是在19 世紀的人文主義中加以反思的東西，最終，人不是什麼別的東西，它是人口的形象。或者還可以說，如果權力問題確實是在君主權的理論中形成的，那麼面對君主就不可能有人的存在，而只可能存在法律的主體這樣的司法概念。反過來，當所面對的不再是君主權力， 而是政府治理和治理藝術的時候，就有了人口，我認為可以說，人對於人口的關係如同法律主體對於君主的關係。看！結就這樣解開了。”

一般認為，人文主義是歐洲“人的解放”運動的產物，而在福柯的手術刀下，人文主義和人的誕生與人口的出現緊密聯繫在一起，生產有關人口知識的統計學與作為治理物件的“人”都是現代的權力關係的發明。

必須提醒的是，新的權力模式並不取消舊的，自由主義的安全配置並不消除規訓的模式，只是構成新的融合，規訓模式仍然發揮作用，只是在領域和方法上發生了變化。自由市場與工廠流水線的紀律之間絕非互不相容，紀律嚴明的軍隊更是保衛市場經濟國家的必須配置。不同的權力模式之間並不相互替代，而是相互補充、勾連和調整。福柯在1978 年的授課中第一次把他的權力分析領域擴展到整個國家，這一方面是為了回應他人的批評——有人認為他逃避了國家這一問題或者說他的方法不適用於國家的層面。另一方面，他擴大了分析的場域， 從而找到國家這一概念本身的混合特徵——國家不是鐵板一塊的冰冷實體，而是各種權力交織的混合體。

雖然福柯開始提出國家的問題，始終從各方面對現代社會的權力機制進行批判，但是他從未真正提出現行制度的替代方案。他沒有設想一種新的國家的可能性：他既沒有設想新的更加公正合理的權力模式，也沒有提出消除所有權力的新社會。他不是一個革命者，而是反抗者。對於福柯來說，哲學家的任務是成為權力的減速器（modérateur du pouvoir）。他的理論並沒有真正構建出一個“反抗的未來”，其理論的實踐性是含混不清的，這不是他因為缺乏思維能力導致的一個缺陷，而是他對烏托邦思想和浪漫的革命觀念態度清醒，保持距離。他在批判權力的同時，從未承諾一個消除了權力的烏托邦來拯救深陷權力遊戲之中的世界。他的理論雖然是全面批判的，但是卻沒有即刻的實踐性，所以與其說是顛覆，不如說是一種抵抗：既不試圖去消滅權力（他不是夢想家），也不讓權力通行無阻，佔據知識的全部合法性。這樣的話，權力和知識的關係就處於一種可能改變（改良）的可能性中，雖然從福柯的歷史觀出發，他可能並不會同意自己是一個改良主義者。當福柯把他對過去發生的事件所進行的研究命名為譜系學或者知識考古學的時候，他實際上的意思是他所研究的是沒有“歷史的歷史學”——他在研究過去發生的事，但是他拒絕承認現行的歷史觀。現代的歷史學考察問題的基點是“現代”，考察過去發生的事所提出的問題是：它們如何彙聚和演變為現代？福柯所做的可以說就是對於這樣一種歷史觀的破壞，拒絕把過去當作“發展”到現代的進步鏈條上的“一環”。在這本書中他想問的是：過去的種種不同的治理術，它們在當時發生了什麼？意味著什麼？希望福柯的回答能夠啟發我們的大腦。

本書的翻譯由陳曉徑與我負責，我翻譯了第1 課到第7 課，陳曉徑翻譯後面的課程。福柯的著作不僅思想深刻，而且涉及很多的歷史知識，專業術語的翻譯也常常令人破費躊躇。本書最後由我統稿，理當由我承擔文責，翻譯中如有錯漏之處，敬請讀者批評指正。

錢 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