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衛生活：簡·雅各布斯傳

序 1

第一篇 資歷有限的女人：1916—1954

第一章 寬闊的住所 21
第二章 反叛者 43
第三章 “女性的貓頭鷹巢”，以及簡·巴茨納小姐教育過程中的其他里程碑 59
第四章 精彩奧妙的世界 76
第五章 晨邊高地 94
第六章 女人之職 107
第七章 《亞美利加》 121
第八章 “貧民窟” 137

第二篇 躍入大世界：1954—1968

第九章 幻滅 161
第十章 哈佛大學的十分鐘演講 182
第十一章 值得交談的人 194
第十二章 提出一份手稿 219
第十三章 哈德遜街上的雅各斯媽媽 250
第十四章 硬體的缺陷 261
第十五章 西村戰士 283
街頭鬥士 283
馬基雅維利先生和女士 286
拯救我們的人行道 290
被鴨子啄食 292
“就連一隻麻雀也不行” 305
第十六章 白宮午餐會 313
“親愛的，來場九分鐘的美好對談” 313
黑曜石時期 317
特藝彩色的夢 324
第十七章 五角大樓的毒氣面罩 329

第三篇 奧爾巴尼大道上：1968—2006

第十八章 自成一圈 349
第十九章 安家落戶 367
第二十章 我們的簡 389
第二十一章 焦頭爛額 403
第二十二章 亞當·斯密、馬克思與簡 417
第二十三章 彼此信任的網路 433
簡和她的朋友 433
誠實守法或尊崇位階 444
伊利亞姆納水陸連接道 452
年老體衰 458
第二十四章 重大的理念 463
《死與生》的評價變遷 463
“輔祭者”和“叛教者” 474
遵循大自然 484
第二十五章 文明之子 486

致謝與文獻 509
注釋 517
參考資料 604

想想你會想聊聊哪些關於簡·雅各斯的事，而與此同時，你很難讓自己不去好奇她究竟會快人快語地回你什麼話。
 
你可能不會想和簡辯論，因為她肯定會贏。在口頭爭論一事上，她可是所向披靡。在尚未寫就《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30多歲時，她為一本重要雜誌寫了篇火藥味濃重的文章，但雜志發行人對此報導提出了質疑。簡跟發行人見面時，只用一項說明來為她的報導辯護，她說這是“事實和第一手觀察構成的長篇文章”。後來，她問一個投合的同事，為何剛才不多為她挺身而出說點什麼?對方回答:“我沒必要出場，因為那個可憐人（發行人）已經踢到了塊鐵板。”
 
你可以說簡·雅各斯不會欣然容忍他人的愚蠢。這是事實，但你不會想指出這一點，因為這是糟透了的陳腔濫調，你不會想在簡的面前重彈老調。在她面前，你會想拿出自己最好的表現，不過如果你的論點有缺陷、缺少中肯的例子、洞見有失清晰，那麼你很可能不會想自暴其短。因為如果你暴露這些缺失，不管是在她位於格林尼治村（GreenwichVillage）家裡的廚房餐桌旁，或是之後在多倫多公開的聚會上，又或是在一群學者之間，她都會毫無顧忌地把矛頭指向你。羅傑·塞爾（RogerSale）在1970年的《哈德遜評論》（TheHudsonReview）中如此寫道:“是有辦法和簡·雅各斯爭論，但這些辦法不像你以為的那麼多。因為依照她的主張，她幾乎總是有道理，而真正的問題要到你開始思考她遺漏的部分時才會浮現。”
 
簡（所有人，包括她的三個小孩都這麼叫她）寫了七本書，拯救了鄰居，阻止了高速公路的興建，曾經被逮捕兩次，沉浸在大批仰慕者的極度崇拜中，還在廚房餐桌旁進行過無數次的討論和辯論，而她總是講贏。至少在晚年（儘管有理由認為早在她小學時期就如此了），她總是主導談話。她傾聽、她回應、她挑戰。她思考自己想說什麼，然後說出來;沒裹上任何糖衣，也不刻意圓滑，就這麼直白地脫口而出。你可以說她冷酷，也可以說她誠實。曾有人這麼說過她:“她完全不是那種親愛、和藹的老人家。”
 
簡是個再正常不過的人，在所有大方面都健康快樂。她有愛她的朋友，她也善待他們，態度親切、充滿愛。她這人可以很有玩心，甚至傻乎乎的;至少她曾把臉擠壓成好笑的形狀讓別人拍過一次照。當你和她打招呼，她會用雙臂緊緊環抱你。對她來說，書寫幾乎是世界上的頭等大事，書寫令她得以幫助自己的孩子、朋友和鄰居。她總是直言不諱地道出自己的想法，不曉得如何拐彎抹角。有一次，和她合作的一位雜誌編輯，在她向《紐約時報》（TheNewYorkTimes）吐露自己的想法時對她說:“我認為你真的不該這樣大談自己的意見......”
 
現在，在看過上述諸多描述後，我們有理由提問:她總是這樣嗎?或者這是隨時間發展出的一種個人特質？因為第一本書出名之後才變成這樣?也或許是在她遷居多倫多，成為該市一位備受尊敬的代表人物之後才如此？這些是一名卓越人士有時經年累月地養成、化為自己一部分“個性”的造作，還是她向來如此?
 
簡·雅各斯寫了七本書，其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下稱《死與生》），這本書在1961年初版後不斷再版，並且被奉為重新形塑人們對城市的看法和附加期許的巨作，影響卓著，更勝其他。談到《死與生》，讀者們有時會表現出與這本書相遇對他們來說幾乎像是一次宗教經驗。讀這本書之前，他們還是原來的自己，讀過之後竟幡然改變，此後他們的視野截然不同。他們的芝加哥、紐約或波士頓被重新形塑，當中重要與不重要的事物達到嶄新的平衡。今日，對許多人而言，簡·雅各斯是令人狂熱崇拜的偶像，他們以《死與生》作為某種信條，就像《聖經》、美國憲法，是一座“真理”的寶庫。我是在20世紀70年代初讀到《死與生》這本書的，是早期透過本書受雅各斯吸引的那批人。這本書大無畏地主張每一座城市都可能達至絕佳樣貌，它對城市感性的肯定，就像我成長時期在紐約及之後在巴黎和三藩市領會到的那些，帶來莫大的啟發。
 
不過這些年過後，你正在讀的這本書的主題並非城市、城市規劃或城市設計。這並不是透過從城市前線收集關於活化（rejuvenation）和再生（revitalization）之類振奮人心的故事的一本書。它並不手把手拉著讀者，帶領大夥兒走過巴爾的摩復蘇的站北區（StationNorth），或是布魯克林士紳化的威廉斯堡（Williamsburg）；漫步過改建為住宅的舊倉庫和辦公大樓，或重新活絡起來的商業區；或是為紐約或其他城市的犯罪減少和安定而欣喜；或欣賞打亂城市的城市公路被拆除後的波士頓和三藩市的景象。從適切觀點來看，上述的每一項都可能是簡·雅各斯應該負責解決的問題。你的確會在這本書中讀到這樣的美好故事，但它們並非本書主題。
 
確切地說，這本書是促使這類美好故事成為可能的這位傑出女性的傳記。這本書回頭凝望某段時期：當時，為數不多的城市生活正面報導，被掩埋在介紹新郊區發展、以苜蓿葉形交叉口連接的新州際公路、新一波公司往郊區辦公園區大遷移的成堆新聞稿底下。本書凝望的是這樣一段時期：舊的城市鄰里被夷平，取而代之的是高樓住宅計畫；貧民窟就是貧民窟，而所有人都知道，或自以為瞭解它們是什麼；人們只要有意願住在城市就會被認為有些奇怪。是凝望簡·雅各斯邁步環顧她的周遭，並促使其他人透過嶄新角度觀看這一切的時期。
 
在簡的後半生，以及自從她在2006年以89歲之齡辭世以來，她持續激起人們的熱忱，其強度叫人刮目相看。人們稱她為“有史以來最具影響力的城市思想家”，排名超越了美國景觀設計大師歐姆斯特德（FrederickLawOlmsted）、美國城市理論家芒福德（LewisMumford）、紐約建築大師摩西（RobertMoses）以及美國總統傑弗遜（ThomasJefferson）。人們將她譽為“常理（commonsense）的天才”、“美國城市教母”、“城市梭羅”以及“經濟界的瑞秋·卡森（RachelCarson）”。一篇評論她的著作之一《生存系統》（SystemsofSurvival）的文章寫道:“（她）具有像伍迪·艾倫電影一般毒辣的敏銳觀察。”有一部伍迪·艾倫的電影甚至反過來被形容道:“傳達出簡·雅各斯式的抱怨......關於現代建築和戰後城市生活的疏離縮影。”人們將《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和“馬丁·路德四個世紀前釘在維滕堡城堡教堂的文件”相提並論。曾有個自稱簡·雅各斯粉絲的男人造訪她在紐約和多倫多的住處，並表示對他這個“城市迷”而言，“這就像是到密西西比州的雅園（Graceland）和圖珀洛（Tupelo）旅行一樣”。瑪麗安娜·莫吉列維奇（MarianaMogilevich）在一篇標題為《聖簡的社群》（“TheSocietyofSaintJane”)的專文中寫道，簡過世之後，“不出所料，人們毫不遲疑地立刻開始神聖化她”。在“佔領華爾街”運動期間，經濟學家桑迪·池田（SandyIkeda）問道:“這時候簡·雅各斯會怎麼做？”而當20世紀60年代的反文化聖經《全球概覽》（WholeEarthCatalog)雜誌創辦人斯圖爾特·布蘭德（StewartBrand）被問到如果可以成為其他人，他想變成誰時，他選了簡·雅各斯——一個“15世紀威尼斯的首席女性，棒極了”。
 
個別而言，上述這些例證可能激起人們高度的好奇和興趣，但是總的來看，它們令人心生疑惑：你可以景仰簡·雅各斯——像我這樣，然而卻逐漸厭倦或懷疑人們對她吹捧有加；此般誇大的言論並不會增進我們對任何活生生人物的瞭解。目前，我們不需要判定簡·雅各斯是否真的確實與她“明眼女士”（Mrs.Insight）的美譽相稱，或者是否真的足以躋身“有史以來最具影響力的城市思想家”之列，或是僅僅達到較低的凡人水準而已。的確，一如我們所知，有許多修正主義者對簡·雅各斯留給世人的遺產提出多面向的質疑。但是，我們至少可以從這類對她的讚揚察覺一項鐵的事實：幾千位建築師、城市社運分子、城市規劃師、經濟學家、無數的城市居民，以及提倡獨立思考的人，就是以這種非凡的角度看待簡·雅各斯。和冷靜、充滿敬意的讚美相較，她所說的事或她訴說一件事的方式之中，有某種更能引發人們熱忱和敬畏的存在；許多人透過閱讀她的著作或聽她的公開演說，成為她的追隨者或助手。
 
這個現象令人不解的地方在於：簡·雅各斯並沒有那些令人引以為傲、足以提高公眾聲望的表面優勢。比如說，她不是男的；她不富有；她直到將近50歲以前，都沒有獲致任何重大的公眾肯定；她從來都不是美女，而她的不美甚至也沒有讓人留下印象；在漫長的公眾人物生涯中，她一直是個臉圓圓大大、穿著不合身背心裙裝和運動鞋的年長女士。她有時近乎短促而尖聲的音色，絲毫沒有令人舒心欲睡的莊嚴感。為了介紹她自己的著作或極力呼籲的社會議題，她不會全然回避電視訪問或公開曝光，但通常也不主動爭取。她的第一本著作大獲成功後，在要做個名人還是寫書的抉擇上，她選擇了後者。於是，這一切都令人納悶：怎麼會有這麼多人為她著迷?
 
我認為人們之所以會為她而狂，幾乎純然是透過她的文字。她以一字一句表達自己的想法，而那些想法具有某種新穎、新鮮且震盪人心的特質，引人共鳴。它們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表述，透過鮮明獨特的箴言、如砌磚般構築起來的證據和事實，一切合起來構成某種無可辯駁的“正確”。而且，對許多讀者而言，她看起來簡直是在作他們的喉舌。或許你覺得不想和其他人一樣從城市出走並進駐郊區，認為在一座不具特色的城市和無數陌生人一同生活很令人滿意或者充滿樂趣、引人入勝，而這裡有位女士也這麼想，她還瞭解這一切，並且促使你以某種新穎解放的方式去看你的城市，或許還有你自己。
 
然而，不止於此，她的話語還傳達出某種立場、某種敏感度，對許多人來說具有不可思議的魅力和高度說服力。她的語言明晰易懂，但光靠清晰並不足以令人折服。她的這種語言也是難以控馭的，具戰鬥性，甚至很嗆，大膽而獨立，但又暗示她說的終究都只是常理，而且也許任何人都可以像她一樣。
 
1940年出品、曾榮獲奧斯卡金像獎的經典電影《費城故事》（ThePhiladelphiaStory）中有一幕，吉米·斯圖爾特（JimmyStewart）飾演的小報攝影師和凱薩琳·赫本（KatherineHepburn）飾演的崔西·羅德這位十足的中產階級女子都酩酊大醉，兩人之間的情愫暗潮洶湧：
 
你是個很特別的女生，不覺得嗎？（斯圖爾特說)）
 
你這麼想?
 
是啊，我很清楚地知道你很特別。
 
謝謝你，教授，但我不認為自己很特別。
 
你是很特別。
 
其實像我這樣的大有人在。你應該多到處走走。
 
當然，這部電影的每個畫面，崔西·羅德說的每個字、表情和姿態，以及她的費城主線區腔調的每個音節，都更確立了如下結論：如果這世上存在著什麼特別的人，那就是她，而加以否認就是刻意佯裝的謙虛，或顯示了她其實並不瞭解自己或對他人的影響力。
 
近六十年後，類似電影的這一幕于現實生活中重演，並且由簡·雅各斯擔綱主角。1997年，一位加拿大訪問者問，為何像她這樣的反傳統者這麼少？噢，但其實像她一樣的大有人在。簡回答他說：“你必須在不同的圈子裡走動才行。我認識的人大都獨立思考，他們真的都這樣。”
 
“但你是個傑出的女性，你吸引那種人聚集。”
 
“不，我並不是那麼傑出，”簡答道，“我很遲緩。我總是在無意中遇到他們（反傳統者）。我只是個很普通的人。”
 
這些話從簡·雅各斯的口中說出來，就如崔西·羅德道出的一樣不真實。
 
當然，簡仍誠實地補充：“不過我的言論清晰有力。”
 
簡·雅各斯的文字不單是透過著述傳達給她的崇拜者。她的追隨者之中有許多並非透過《死與生》或其他較不那麼知名的著作知道她，而是透過她身為城市社運分子的作為。對他們而言，特別是在20世紀60年代以及70年代早期，社運就等於她的正職工作。這些大大小小的社會運動貫穿了她的生活:其中一次，市政當局想要開一條路，它恰好穿過簡的小孩會去玩耍的公園;另一次，當局認定她當時居住的整座格林尼治村是貧民窟，預備讓它被“城市更新”的陰暗、醜陋支配；再後來，當局計畫開拓一條截去曼哈頓島底部的巨大高速公路，而這幾乎會毀掉她的整個生活樣態。
 
除了試著加以阻止上述這些事之外，她還能做些什麼呢？於是她挺身而出，在公開的集會上發言；她撰寫有說服力、時而憤怒的信函；她請朋友暗中監督市政當局。她也幫忙籌辦抗議活動。有一次，她鋃鐺入獄還被起訴，吃了四項重罪的官司。鄰居們會到她家來，參與圍著廚房餐桌舉行的策略會議，決定要收集哪些詳細資訊，或者如何運作、請哪個市政官員出面。簡不是那個到處收集人們簽名的人。她最常負責的是主導戰略佈局，且經常擔任抗議行動的對外代表，在公開集會滔滔不絕地撻伐城市規劃師，或開發商、市府官員，或當時他們面對的其他敵人。她大多數時候都會贏，就如她在阻撓紐約規劃界龍頭羅伯特·摩西的曼哈頓下城高速公路計畫（LowerManhattanExpressway）時表現的那樣，抗爭並使對方潰敗。“簡拿了把斧頭砍向摩西，殺了他。”長期和她合作的編輯傑森·愛潑斯坦（JasonEpstein）是這樣描述的。而簡的鄰居雖因她戰鬥策略的極度魯莽、帶領抗爭時懷抱的狂熱執念而大感不快，卻仍然愛戴她。在人們的記憶中，她是鄰里的保護者和捍衛者。當她功成名就而報章雜誌需要為她取一個稱號時，她被形容成“貧民窟的芭芭拉·弗裡奇”，或是“帶領一批群情激昂的百姓沖向街壘的德法奇夫人”。
 
部分抗爭是如此轟轟烈烈，它們之所以會在人們集體記憶占一席之地，部分歸功於在相關書籍與文章中，簡·雅各斯與羅伯特·摩西的名號幾乎不意外地都會一塊兒出現——人們將她喻為大衛，去迎擊摩西這個“巨人歌利亞”，其輝煌程度令人聽起來感到仿佛這就是她，而為社區工作的“簡·雅各斯”就是她這個人最真實的面貌：她是負責籌組的人，社運分子，激進派，一個在黃沙遍佈的城市街道上揭竿而起並和紐約市政府抗爭、為民而戰的女性。這所有的一切都是她，儘管她從未正面承認，但她必然樂在其中。雖說她更常公開表示的是：“我很討厭不得不停下腳步，轉而投身對抗強加在我和鄰居身上的某種荒唐事。”如果傾聽簡所說的話，會發現這一切其實使得她擱置了自己真正的工作。
 
確實，每當她和對手的爭鬥告終，她並不熱衷於尋覓下一只要殺害的惡龍；更適切地說，就像辛辛納圖斯（Cincinnatus）——這位在屢屢擊敗威脅羅馬的力量之後，放棄了領導者權杖的官員，簡會回歸她在危機中被迫放棄的工作。當一切終告結束，再一次地，她會保留幾個小時給自己，遠離家庭，並吩咐她的丈夫和小孩別讓任何人來找她。而在那個情境中，在她的書、筆記和打字機之間，她重新進行深入的閱讀、縝密的思考，無止境地推敲文字和想法，這使她成為20世紀最重要的智識界人物之一。
 
簡在寫就《死與生》之後，還寫了許多本著作，且都舉行了備受肯定的發表會，擁有數量可觀的讀者群，獲得評論家的謳歌，各擁書迷。她以經濟為主題書寫，特別針對如何造就經濟繁榮的城市和區域；這帶有些許個人的特殊性，就像一些人說的：她的著述究竟是展現了真正的天才，抑或是特異而無關緊要的，廣大經濟界對此的看法莫衷一是。她其他的著作轉往不同方向發展。她編了一本關於姨婆和她在阿拉斯加冒險的書，還寫了一本童書，甚至基於柏拉圖式對話錄的架構，寫了更多本哲學著作。
 
你可以說這些書的“主題”各異，各自立於不同的基礎上，寫就它們的作者在挑選主題上看似沒有連接，總是突然轉向。但是，你也可以將它們視為關乎一個大的總主題。簡曾說過一個她幼時的故事：有一天，她和父親坐在位於斯克蘭頓（Scranton）的家門口，聊天內容離題到談起庭院裡的橡樹。她父親問她：“這棵樹的目的是什麼？”這當然是一個詰問法。他想透過提問來把討論的主題引到其他事上，而問題的答案體現出某種類似哲學的東西。這棵樹的目的？它到底需要有什麼目的？它是活的。“我提出自己的見地回答了這個問題，”簡後來憶及，“那就是：‘生命的目的是活著。’”而她父親答道：“對，那棵樹具有強大的生命動力——任何健康的、活的東西皆如此。”
 
將《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視為一本關於城市的書是理所當然的，但將它視為一本關於衰亡與生命的書或許更為貼切。簡所有作品都如此，它們是衰頹、消亡與和這些成截然對比的生命的眾聲合唱和對話。關於《死與生》，簡說她從來都不特別關切促進某一座特定的完美城市，而“只是想知道如何讓（其中的）生命持續”下去，並且“在我的想法裡，這就是生命的目的”。在這本書卷首，簡引用了小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OliverWendellHolmesJr.）的名言：“生活就是目的本身。唯一的問題在於，是否值得生活，要看是不是有足夠的活力。”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寫的一篇關於開放雇用女性工作的文章，就充分傳達出機器的愉悅碰撞聲及工業的蓬勃朝氣所顯露的繁忙。簡看著父親幫助病人恢復健康。她在成長過程中聽到關於叔叔比利（Billy）精力旺盛的事蹟，還有姨婆深入阿拉斯加荒野冒險的故事。對於斯克蘭頓的式微，以及她在青春期時造訪的一座北卡羅來納州偏鄉村莊幾年內如何逐漸衰退，她都深感煩憂。關於偉大城市的生活，帶給她最強烈衝擊的並不只有它們的多樣性，還有它們的活力。仿佛終其一生，她都尋索著為男性和女性造就滿意又朝氣蓬勃的生命之必要條件。
 
少女時期的簡全力投身女童子軍活動，她當時隸屬於“我的朋友和我認為的賓州斯克蘭頓最棒的女童子軍團”。22但是這團體後來變得太出名、太龐大，管理單位於是決定成立第二童子軍團，在同一間教堂、不同的時間集會。簡留在原來的團隊，但很快就覺得這個團隊“無聊而渙散”。於是，某天傍晚，她和一位朋友去另一個團隊參觀。她記得自己當時內心的感想是：“真是天壤之別!”那裡的成員熱情洋溢，前輩會幫助年幼的後輩，整個團隊“活蹦亂跳”。生命——萬物的度量。生命——往水生長的根，朝向太陽舒展的葉子，迸發能量的城市，蓬勃的商業，活絡的經濟，蘊生中的想法。充分閱讀關於簡·雅各斯的資料，你將看到這些同樣的主題和畫面像河流一般貫穿她的整體作為。她提出這樣的建言:不需要瞭解城市為何衰退，而只要瞭解它們為何蓬勃，“最基本的一點卻是最驚人的。沒有造成停滯的原因，沒有導致貧窮的理由，只有成長的起因”。
 
但是，有生命的東西從不會維持在它們原本的狀態。簡的見地抗拒任何停頓，甚至是維持下去的美麗。她寫道：“想想看，如果我們必須做的一切就是維持原狀，被動地依靠過去的創意而活，那麼生活將會如何？在這樣的一個烏托邦，生活將無聊難耐。純粹的保持現狀和一成不變的例行公事都太無趣，尤其是當我們無法從這些跳脫出來的時候。”滿足於簡單、一成不變的日復一日，並將之奉為城市或社會的美德，這對她而言是不可思議的。簡說：“讓生氣勃勃的系統維持活躍的唯一方式，就是持續地自我更新，這個道理適用於一個人、一座城市、一個物種、生物質（biomass），以及任何事物。”以下這句話是鮑勃·狄倫（BobDylan）說的，不是簡，但是她很有可能也會說出同樣的話：“不忙著求生（的人），就忙於求死。”（[Hewho’s]notbusybeingbornisbusydying.）
 
唯有足以媲美她內在世界的新鮮感和活力的城市與文明，才符合其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