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的名字,既象徵著一個風雲變幻的時代,又包孕著亟待發掘的豐富內涵。他憂患多思的情懷,使之在實踐層面上居為疾呼改革的活動家;他超邁磅礴的才氣,又使之在精神向度上成為富於創意的思想家。上述雙重因素構成了有機的張力,激勵他既在儒家價值範式之導引下渴望與時俱進的制度創新,以期當今世界能走向變法圖強的中國,更在外緣文化的刺激下憧憬儒家思想的自我遞進,以期其命維新的中國能走向未來的世界。
然而,無論在國內學術界,還是在國際漢學界,對於康有為的研究成果,似都難與其顯要的地位相稱。正因此,蕭公權先生晚年的這部平心之作,才更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蕭先生在大批的康氏未刊手稿的支持下,以同情的瞭解和細密的筆觸,既凸顯了這位“南海聖人”特重人際關係的問題意識,也還原了他縱筆代聖賢立言的暢想過程。由是,《近代中國與新世界:康有為變法與大同思想研究》通過對一位“儒家修正主義者”的追述,提示了一種激發古代思想生機的哲學式態度,和一條活潑的傳承文化資源的創造性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