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不僅是溝通的橋樑,還是呈現差異性的場所。本書以晚清民國的翻譯與文學實踐為例,探討了文體在不同語言、文類與社會之間流轉時所產生的跨文化協商。翻譯研究關於可譯性和不可譯性的爭論,通常著眼于語言和文化兩端。文體因素往往被忽視。作為一種制度化的文學形式,文體在翻譯過程中絕非透明的因素。翻譯中的文體糾葛與協商,彰顯的是不同文學傳統和文教制度之間深刻的歷史性和結構性差異。本書通過勘探晚清民國的翻譯與跨文化書寫中文體協商的歷史,以空間的、“橫截面”的方式呈現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生長及其內在機制,並透過文體的形式協商,探測了現代中國這一歷史轉型期文化、制度與社會的深廣地貌。
“導論”之外,全書各章以個案研究的方式展示了中國現代文學的諸多經典樣式,譬如周作人“直致的白話文”、魯迅中西合璧的小說文體、廢名具有中國特色的“意識流”手法等,皆是以翻譯或廣義的翻譯為途徑的跨文化協商的產物。通過聚焦翻譯中的文體協商,本書的研究不僅有效聯結了翻譯研究中“語境”與“文本”兩個維度,也提供了一種將文學形式的歷史置於跨文化的空間場域來展開的新的文學史寫作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