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漢卿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戲曲作家,一生創作了大量意境優美的散曲和情節動人的雜劇,是中國古代戲曲創作的開山祖師,在文學史上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關漢卿生活在一個極其特殊的歷史時期,這個時期,蒙古族人主中原,建立了元朝。當時,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都非常尖銳,元朝統治者廢止了科舉制度,廣大文人仕進的道路被徹底斷絕,他們失去了為官參政的機會,社會地位明顯下降。沒有人關心他們的命運、前途、理想,他們的字號裡居、身世生平更絕少有人過問。元代的文人,尤其是戲劇作家,身世生平很少有詳細的文獻記載。記載關漢卿生平的資料也極其有限。自元代鐘嗣成以來,人們對關漢卿的生平就不斷地進行探究、發掘,在本世紀三十、五十年代,曾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對關漢卿的全面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關漢卿的生平是一個艱難的但卻具有吸引力的學術問題。澄清關漢卿生平中的重大問題是分析他的整體思想的基礎。因此,筆者首先要為關漢卿的生平勾畫出一個輪廓。
一難以稽考的“名”從元明清三代的曲學文獻看,關漢卿的名諱失載,“漢卿”只是他的字。按照中國古代文化傳統,文人的名諱、字號都該一應俱全,因此,關漢卿不可能沒有名諱,只不過由於社會的動盪、生活的不穩定、職業的卑下,他的名諱失傳了。“漢卿”是他的字,這在元明清諸多曲學文獻中都有某種暗示或確認。關氏是以字行世的。
最早載錄關氏字號裡居、身世生平的《陽春白雪序》和《錄鬼簿》,都稱關氏為“關漢卿”,可見,關氏之“名”至少在元代就已經不如其“字”為人所熟知,大概在關氏身後就失傳了。這兩部著作雖然未具體說明“漢卿”是名還是字,但在行文中卻有一種讓人極容易察覺的潛在暗示,這種暗示當然不是著者有意設置的,但卻為後來的研究者提供了—個資訊。《陽春白雪序》的作者是元代有“酸齋”之稱的散曲作家貫雲石。這篇序評論了元代一些散曲作家的創作風格,其中提到的作家像徐子芳(琰)、楊西庵(果)、(盧)疏齋(摯)、馮海粟(子振),還有與關漢卿並提的庾吉甫(天錫),都是以“字”或“號”出現的。《錄鬼簿》是一部為元代雜劇作家立傳的著作,人們對元代雜劇作家生平的研究都是以它為依據的,它為後世對元代劇作家的研究提供了最原始的資料依據。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關於關漢卿生平的最早的簡略記載就是由《錄鬼簿》保存下來的,它在關氏簡傳中也以“漢卿”稱之。從全書來看,《錄鬼簿》在著錄雜劇作家時有稱“字”的習慣,如白仁甫、庾吉甫、王實甫等在鐘嗣成筆下都是以“字”行世的。從這兩部著作的上下文推測,“漢卿”肯定不是關氏之名。這種推測在賈仲明吊孟漢卿的[淩波仙]曲中可以得到證實,該曲稱關、孟兩人“表字相同亦漢卿”。賈仲明是明初人,他 為元代許多雜劇家寫了吊詞,孟漢卿即是其中的一位。賈仲明已非常明確地指出了“漢卿”乃關氏之字的事實。這種情況在元代其他曲籍中也有反映,一是元代楊維楨在《東維子集》卷十一《周月湖今樂府序》中,也把關漢卿與庾吉甫、楊澹齋、盧疏齋、馮海粟諸人並提,庾、楊、盧、馮在他筆下都以字行。
他還在《元宮詞》中寫有“大金優諫關卿在,《伊尹扶湯》進劇編”的句子,這句詩的詩意雖然今人還有爭議,如“大金” 、“《伊尹扶湯》”,但一般都認為詩中所提的“關卿”,就是關漢卿,“關卿”的稱法,只不過是由於受詩句字數的限製而縮簡的緣故。二是元代熊夢祥在《析津志名宦》中稱“關一齋,字漢卿”。熊夢祥在其中所描述的“生而倜儻,博學能文,滑稽多智,蘊藉風流,為一時之冠”的人,與關氏是非常相像的。筆者認為,不應因“一齋”與“已齋”寫法不同,就肯定關漢卿有二名,“一齋”乃“已齋”的誤寫。
三是元代的其他有關文獻對關氏都以“漢卿”稱之,像朱右《元史補遺》、陶宗儀《輟耕錄》都徑稱“關漢卿”。這兩部著作對關漢卿的名號雖無說明,但從中可以看出,在元代文人文集中,“關漢卿”三字已經相當流行了。
明清兩代、民國初期以至本世紀三十、四十年代,有許多文獻都曾提到關漢卿,如明代朱權《太和正音譜》、蔣一葵《堯山堂外紀》卷六十八、沈寵綏《詞學先賢姓氏》;清代邵遠平《元史類編 》卷三十六《文翰補遺》、蔡顯《閒閒錄》、王楷、張萬銓《祁州志》“關漢卿故里” ;民國時期王國維、吳梅的專著、論文;本世紀三十、四十年代的一些研究著作,但都沒有對關氏的名和字進行專門探討,似乎關氏以字名世已經是一個為世所公認的事實,無須再枉費筆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