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見的女人：家庭事務社會學

新版序ⅰ
前言及致謝
1 看不見的女人: 社會學中的性別歧視001
2 家務研究綜述039
3 家務勞動印象054
4 社會階層與家庭生活087
5 家務工作環境114
6 家務的標準和例行常規145
7 社會化與自我概念165
8 婚姻與勞動分工199
9 孩子246
10 結論269
附錄一 樣本選擇和測量方法 294
附錄二 訪談表 307
附錄三 關於表格和顯著性檢驗的注釋 326
注釋 327
 

新版序

這本脫胎于博士學位論文的書，可能終將成為我所有書中最具影響力的。關於《看不見的女人：家庭事務社會學》的起源、孕育和誕生，我在其他地方也曾有過詳細描述：1967—1969年，我發現自己從事著全世界大多數女性慣常從事的職業——照顧小孩和家庭。照顧孩子是很棒的（照顧家庭卻並非如此），這個角色所帶來的社交孤立和不被重視感，卻讓我感到莫名惱火，這對我們這代從20世紀60年代英國高等教育普及中受益的女性而言，更是沉重一擊。因為這種教育深深灌輸給我們這樣一種“錯誤”觀念，即此後社會上所有的職業之門，都將像其對男性敞開那樣，也會為我們女性而洞開。看起來，孩子和家務似乎幫我們關上了這些門。在大學學習過哲學、邏輯學、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的我，曾想著：也許將這些習得的理解框架應用於家務勞動研究也會很有價值。然而，事實證明很難找到這樣一個學術之家和博士學位指導老師來為我的想法背書，而當我把完成的研究最終變成一個詳細的敘述文本時，樂於接受它的出版商寥寥無幾，他們不僅難以接受女性在該項目採訪中對家務勞動所吐露的真實心聲，還無法面對這一事實，即在歷史上，大多女性是在思想操控下，去從事這份髒兮兮而不體面的工作。

當然，難以找到導師和出版商，與本書的主題息息相關。試想家務勞動怎麼可能會是一個嚴肅的學術選題呢？又有誰會願意花錢買一本關於它的書呢？然而這本書的出版出乎意料地順利，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20世紀70年代政治氛圍和知識話語的轉變，其中有些人認為，重估“家務勞動”和“女性與性別”這個一直以來令人尷尬的話題的時刻，早就應該到來。

《看不見的女人：家庭事務社會學》開門見山地對社會學中對待女性的固有偏見和社會學創立者的性別盲視進行了猛烈炮轟。2這篇文章是我在為本書最終找到的出版商的建議下所寫，他在此議題上可能比我有更多洞見，知道家務勞動社會學即將從公眾和學術界共同對社會性別與日俱增的興趣中獲益。本書的第一章“看不見的女人：社會學中的性別歧視”論述女性在社會學中被刻畫成“鬼魂、影子或刻板式人物”，造成這種刻板印象的是由於一系列性別歧視，諸如學科領域裡的歸類法、概念定義、研究主題與方法、範式模型與理論架構等。與社會學中女性的“普遍遁形”相對的卻是女性在“家庭”社會學視閾中的“過度可視”，但這裡對女性的描摹也只反映了他人關於女性的理論，而不是她們自身的親歷感受。因而，女性在家庭中的實際工作被隱藏在她們作為人妻和人母的性別假定面紗之後，也正是這些假設引發了“職業母親”這一奇特的文化現象——這個術語的外延是指那些在家庭勞動以外工作而獲得報酬的母親，就仿佛女性在家庭中的無薪勞動根本不算工作一樣。

是了，這根本不算工作：不僅在我撰寫這本書的20世紀70年代早期不算數，在如今的2018年仍不算。在國際通用的國民帳戶體系裡並不包括無償的家務勞動；他們將它降格為家庭“衛星帳戶”。官方政策指導中如此對待家務勞動的立論基礎顯然是無法令人信服的謬論：它聲稱沒有人能夠衡量家務勞動量，是因為有人能夠同時“準備飯食，關照小孩並協助大孩完成家庭作業”；此外，家務勞動有時可能會與“休閒”娛樂活動界限難分；唯一能夠合理計算家務勞動中貨幣價值的方法是計算它在市場中的成本，而這將使其作為國民生產總值的組成部分變得過於重要。也確實如此：在2014年的英國，家庭“衛星帳戶”估測的無償家務勞動達1萬億英鎊，相較之下，同年的國民生產總值為1.8萬億英鎊。游離於資本主義（市場化）框架之外，家務勞動的經濟估值施壓于主流會計學的信念體系。

對於有學術研究人員認真對待家務勞動這件事，我家務勞動採訪項目的許多女性都感到驚訝。“只是個家庭主婦”這一詞在20世紀70年代就像是通用貨幣一樣流行，也是人們用來貶低每週花費超過70小時做家務的大多數女性（占比75％）的簡便之法。當被要求完成一項“10項陳述測試”來定位自己時，有一半的被測人員在前兩項便列舉到“我是家庭主婦”。鑒於她們意識到家務勞動的低社會價值，這種回答有時是令人感到沮喪的不諧之音的來源。為了保持把家務視為工作的初心，我想知道女性是如何處理這種不諧之音，以及她們是如何設法把家務勞動作為一種所從事的職業的。在《看不見的女人：家庭事務社會學》一書中，我決心厘清並去理解女性社會化、自我認知和對待家務勞動態度之間的交錯關係，尤其是要瞭解社會階層是如何影響這些交錯關係的。毋庸置疑，目前沒有人以這種方式來研究家務。但這在當時是合情合理的，那時社會學家對階層問題很是關注，而且人們普遍認為，對家庭內部生活的不滿是女性受教育的結果。人們認為，受壓迫的女人，應像奴隸那樣，感到快樂：於是，這種邏輯就宣揚，家庭主婦的不滿應歸咎于女性解放。
 
家務的標準和例行常規佔據了本書中的主要部分。它揭示了人類在日常勞動中為獲得滿足而付出的艱辛努力，然而，在過去，女性的細緻、盡職盡責的家務勞動行為（就像許多行為一樣）都被歸因於她們有缺陷的心理。第127頁的表5.1中總結了本書的主要議題之一：女性家務勞動經歷與非家庭領域勞動中其他工作者經歷具有相似性。該表給出了女性對我在訪談中提到的關於她們工作中重複單調、碎片化和節奏過快等問題的回答。這些問題我是從社會學家羅伯特·布勞納（Robert Blauner）對美國工廠工人所展開的研究問題中修改加工而來（他明顯很厭女症式地認為，女性在家庭中擔負諸多角色，使得在職場中受雇的女性並不那麼易於受到異化）。表5.1重點指出家務勞動是如何催生出比在流水線工廠工作更高程度的單調乏味、支離破碎和過快節奏，因此更有必要呼籲家務工作者自身去做出更多創造性努力來獲取工作滿足感。

 “女權主義運動發展四十年了，女人仍然從事著大部分的家務勞動”， 2012年的《衛報》頭條新聞如此宣稱。這份來自公共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報告顯示，80％的已婚女性比丈夫做更多的家務（算上清潔和洗衣服，這一比例則高達90%）。已婚者從事家務勞動，這降低了他們的工資，特別是女性已婚者的工資。女人所從事的都是 “時間不靈活”的例行常規勞動，如做飯和洗衣服（而男人所從事的園藝和維修等勞動並不具相同特性）。很多跨國研究越來越多地著眼於國情對家務的影響：公共政策對於裁決家庭的私人生活至關重要。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以及在女人享有更多的經濟和政治權力的國家中，男女更可能共同分擔家務勞動。在有更多公共育兒福利和男性育兒假期政策下，或是在性別工資差距較小的情況下，女人做的家務才會減少。有趣的是，女性的兼職工作似乎是強化而不是減少了家務勞動中的性別分工。

性別意識形態繼續成為影響行為的強大推動力。如果要從數量和品質上根本減少女人對家務的沉浸式投入，人們則需要分擔家庭責任。但是，這需要消融男性對變化的抗拒，這種抗拒因“家務勞動一直被認為是女性領域”的信念，而得到不可抗拒的固化。在過去的二十年間，對相同調查問題的回答得出的資料表明，男女在無償家務勞動和照顧家庭中的投入占比變化十分有限。在認為家庭主婦的角色“與工人的角色一樣讓人充實”的人群中（儘管不多），這一投入占比的變化更是有限。女性仍然更有可能認為家庭勞動中存在性別分工不平等，而男性則堅持認為他們已經做得足夠多了。接受《看不見的女人：家庭事務社會學》採訪的女性也一致認同，即使不親自做家務，女性仍然對組織家務有持續的責任感，而這是取得進步的另一大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