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崎市定著的《科舉》講述了科舉的創制源于隋朝皇權制衡貴族權力的需要,由此使得中國逐步由貴族政治向文官政治轉型。與權力結構的調整相平行,科舉的內容與形式也在發生變化。在科舉制度延續的一千三百年間,它無疑對中國政治與社會產生了積極深遠的影響。
但是,科舉開放和公平的理想與現實的實踐之間始終存在差距。更為重要的是,宮崎市定指出,科舉導致國家將教育的責任轉嫁給民間,這一做法嚴重阻礙了中國教育的進步。當西方的新式科學於清朝傳入之時,民問教育的模式已無力應付這一變局,最終科舉只能和舊制度一樣壽終正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