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傳

序言 月亮上的男人
【第一章 內陸地區 】
剪影
屠殺和要塞
莫農格希拉大潰敗
弗吉尼亞團
愛情和婚姻
【第二章 勤勉的鄉紳 】
家庭生活
鄉紳
帝國的嘴臉
面向西部
最后一搏
不言而喻的例外
【第三章 戰時第一人】
坎布里奇的預演
全景畫
靈魂的考驗
費邊戰略的選擇
【第四章 真命天子】
雪地上的血跡
對法關系與南方攻勢
低谷
不可思議的勝利
拖延不絕的尾聲
【第五章 過渡時期的反省】
后世、波托馬克公司和辛辛那提兄弟會
特殊的財產
新興的帝國
選票和呼聲
【第六章 和時第一人】
無為而治
偉大的委托人
帝王般的總統
黨派和黨徒
成為象征
告別
【第七章 遺囑】
有用的盾牌
錯綜復雜的聯盟
遺囑和夢境
臨終遺言
悼詞

我個人與華盛頓的關系由來已久。我在弗吉尼亞州亞歷山德里亞市長大，就讀於聖瑪麗小學，從此處沿着芒特弗農大道走出13公里遠，就是這位偉人曾經生活和經營過的庄園。因為我的學校離芒特弗農庄園很近，老師們（她們都是修女）就經常帶着我們去這個歷史遺址朝聖，探尋這位美國最偉大的俗世聖徒留下的蹤跡。

回頭看來，與今天相比，當年的游覽並不能讓人掌握太多的歷史知識。比如，我完全不記得有誰曾經提起過奴隸制。倒是記得有人告訴我們，「華盛頓的木頭假牙」是虛構的故事—這使我第一次明白，不能總是相信歷史書中寫的內容。我之所以記得十分清楚，是因為那次游覽的高潮部分就是參觀華盛頓的假牙，它被放在玻璃展櫃里，看來就像一個由金屬和骨頭做成的、貨真價實的大刑具。除此之外唯一還記得的，就是從庄園宅邸東邊的陽台望出去波托馬克河（Potomac）壯觀的景色。

在20世紀50年代初我10歲上下時，每年都會和小伙伴們一起趴在一個油氈搭成的單層車庫頂上，觀看紀念這位偉人誕辰的游行隊伍穿過華盛頓大街。我們非常喜歡這樣的時刻，因為不用去上學，還可以觀看各種學校樂隊的演出，這些學校往往被恰如其分地命名為「喬治•華盛頓中學」「華盛頓和李中學」等。母親還會給我1美元，當時那可是一筆巨款。這樣，我就可以用印有華盛頓頭像的鈔票，在當地為紀念他而進行「美元日促銷」的小店中買東西。所有這些都發生在河對岸那座以華盛頓命名的城市中。它是我父親每天工作的地方，市景的主要特征就是與偉人有關的宏偉遺跡。

我想說明的是，伴隨着我的成長歷程，華盛頓似乎無所不在，他不可避免地出現在我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除了那些假牙和芒特弗農庄園的陽台以外，華盛頓依然是一個神秘莫測的抽象概念。他就像某種傑斐遜式的真理，確實存在，不言而喻。而所有自明之理的美妙之處就在於，沒有人覺得有必要多加置喙。我們對他太熟悉不過，以至於不會有人覺得必須解釋一下，為什麼我們要為此舉行一年一度的游行。對我而言，與托馬斯•傑斐遜或亞伯拉罕•林肯相比，華盛頓的影響更加無處不在，但也更加遙不可及。如果你去潮汐湖（Tidal Basin）或國家廣場（theMall），就能在傑斐遜紀念堂或林肯紀念堂中讀到那些富有魔力的句子（「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我們對任何人都不懷惡意，我們對任何人都抱好感……」）。

但華盛頓的紀念碑上卻沒有只言片語，沿着扶梯拾級而上，我們只能在兩邊的牆上看到游客的信筆塗鴉。傑斐遜看起來就像耶穌一樣降臨人間，直接向我們宣道；而華盛頓卻如同上帝本人，高高在上，俯視着我們。或者正如我下文要描述的那樣，傑斐遜就好比出現在超級碗（Super Bowl）賽場上空的飛艇，向比賽雙方發出加油鼓勁的信號；而華盛頓則游離在塵世之外，緘口不語，宛如來自遙遠朦朧的月亮。

也許你會因此把我接下來的文字看作是登陸月球的一次嘗試，預想這場閱讀必定充滿神奇與新鮮。然而，就我曾趴在華盛頓大街邊某個車庫頂上的時代而言，當時抵達月球的技術條件尚不具備。那時沒有注釋詳盡、現代版本的華盛頓書信集，所以我們無法一一閱讀他發出或收到的每一封信，也無法看到編者對所有主要人物、歷史事件和爭論所做的大量注釋。現在，這些條件都具備了。

實際上，20世紀30年代以后已經出現了非常有用的版本，任何希望追溯華盛頓的一生及其時代的人，都再也不會缺乏歷史證據了。而《華盛頓文集》（Washington Papers）的現代版本則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富礦，塵封在華盛頓家族閣樓中的片言只語都被收集在一起，進行了編目、整理。這項巨大工程收集的材料非常完整，只有獨立戰爭最后三年和后一任總統任期內的材料還稍顯不足。盡管上述年代特征復雜，編輯們將會耗盡他們的全部精力，花費的時間也將超出人們的想象，但無論如何，我們都可以公正地說，現在可供我們使用的歷史遺留證據，數量之多已經超過了任何傳記作家或歷史學家曾經有過的期望。這位美國的開國元勛如今就坐在我們跟前：他備受攻擊，暴露無遺，並且終於開口說話了。

我們准備好傾聽他的故事了嗎？提出這個問題可不只是為了增添文采。以莎士比亞和弗洛伊德為代表的那種觀點認為，所有的孩子在接近自己的父親時，都會感到很難完全打開自己的內心。華盛頓以最要命的形式使我們面臨所謂的「父權問題」：他出現在拉什莫爾山（Mount Rushmore），出現在國家廣場，也出現在美元紙幣和硬幣上，卻總是作為一個符號存在——遙不可及、冷冰冰且令人生畏。理查德德•布魯科舍（Richard Brookhiser）所做的概括十分精當：他在我們的錢包里，而不在我們的心中。至於我們的內心，各種變化不斷地稍縱即逝。依賴與反抗、熱愛與畏懼、親密與疏遠，這些念頭在每個孩子的心靈深處翻騰起伏。每一位家長都可以證明，起初孩子們相信父母永遠不會犯錯；后來卻認為父母做什麼都是錯的—用俄狄浦斯情結來解釋的話，他們實際上是想殺死自己的父親。從美國歷史的大部分階段來看，我們對所有的建國之父，尤其是華盛頓，都抱着這種被原始欲望所主宰的情感模式，激烈地搖擺在對其頂禮膜拜和作誅心之論之間。就華盛頓的例子而言，這一症狀既體現在帕爾森•威姆斯構造的那個從不撒謊、聖潔高尚的男孩身上，也體現在對這位美國史「最已故、最白人的男性」•所下的各種否定結論中。

這一英雄-禍首的形象，實際上卻是同一幅肖像畫，當我們時不時地翻轉它，正面或反面就交替呈現。它是一幅十足的卡通畫，它要向我們訴說的，與其說是華盛頓，不如說是我們自己。目前學術界主流一改俄狄浦斯情結，轉而認為美國是一個充斥着帝國主義、種族主義、精英主義和父權主義的國家，而在其締造過程中，華盛頓有着不可推卸的責任。雖然任何規則總會有一些重要的例外，但學院派正統觀念還是將華盛頓看作一個充滿禁忌的、不合適的研究課題。

任何一位有抱負的博士生，要是宣稱他對諸如華盛頓的總司令生涯或總統生涯感興趣，就是在不經意間承認了自己在學術上的無能。（相對時髦的卻是針對大陸軍普通士兵或芒特弗農奴隸的研究。）而當我們不刻意忽略華盛頓的時候，卻又基本上把他當作一個誘人的靶子。我們從自己所處時代的更高的政治標准和種族標准去看待他，把革命一代所有最刺目的失敗都集中在他一個人身上。這種指責當然有失公允，但它的反面，即將華盛頓看作英雄—偶像的傳統觀點，也同樣不夠客觀。這樣，我們又回到旋轉的卡通人物面前了。也許讀者可以聯想一下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中那誘人的、一亮一滅的碼頭燈光——我們最鍾愛的那個幻象正像它一樣變幻不定。

如何才能避免這種非此即彼、言過其實的毛病？換句話說，一旦我們以現代版《華盛頓文集》為交通工具登陸月球以后，如何才能准確地描繪出地形，而不至於將途中懷有的不切實際的期望強加給它？當然，如果我們發現自己喜出望外，或恰恰相反地失望透頂，那就應該擦亮眼睛，再仔細審視一番。因為一方面，我們要着手進行的這項考察，其目的是研究一個人，而不是一座雕像，因此我們必須跨越一切榮耀和尊崇，直視一個人的靈魂深處。另一方面，我們必須設想自己在進行一項研究，而不是一次追捕，因此要遠離當代誹謗者（他們是俄狄浦斯情結的代表人物）的誘惑，以免將華盛頓逼入意識形態的深淵。拉爾夫•瓦爾多•愛默生*為了向下一代宣揚反叛的觀念，曾經聲稱美國的開國元勛們之所以令人敬畏，只是因為他們有幸在美國史上搶先占據了有利地位，這使他們能夠面對面地見到上帝，而此后所有人則只能通過他們間接聆聽聖言！相反，我們的目標則是與華盛頓面對面——或者，如果讀者願意——以成年人而不是兒童的身份去看待我們的國父。

我帶着兩個信念和一個疑問開始自己的探索。第一個信念是，我希望寫出一本有關這一巨大歷史主題的最小部頭的著作。我的兩位最傑出的前輩——道格拉斯-索撒爾•弗里曼（Douglas South all Freeman）和詹姆斯•托馬斯•弗萊克斯納（James Thomas Flexner）——已經寫出了篇幅驚人的多卷本傳記。在我看來，這兩項工程都有着紀念碑式的宏大規模，它們表明作者的意圖在於以英雄傳奇的方式刻畫華盛頓，這令人不由得想起利頓•斯特雷奇『關於維多利亞時代人物傳記的絕妙評論：卷帙浩瀚的傳記作品已經變成了一排排的文字棺槨，無窮無盡、一眼望不到頭。這麼說對弗里曼和弗萊克斯納都很不公平，尤其是對后者，因為他從來不覺得有必要磨平華盛頓個性中的棱角，或將他的傳記變成一本百科全書。讓我向上述兩位作者致意，他們是華盛頓研究領域里令人尊敬的開拓者。在我看來，由於他們在這方面已經取得非凡的成就，我們才沒有必要再去描繪一部史詩性的巨幅油畫。因此，我僅僅着眼於抓住華盛頓的性格特征，試圖畫出一幅鮮活的肖像畫。在這方面，對我啟發最大的是馬爾庫斯•坎利夫（Marcus Cunliffe），他的《華盛頓：其人及其功績》（Washington : Man and Monument）一書雖然是15年前寫就的，卻一直沒有過時。我們應該單獨向坎利夫表示特殊的敬意。

我的第二個信念與美國革命史研究有關，自從坎利夫完成他的大作以來，華盛頓時代的歷史面貌在我們眼中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如今，我們對於共同創造了殖民地革命思想的知識因素，甚至情感因素等有了更加深切的認識；對於推動弗吉尼亞種植園階級反叛的社會、經濟動機等有了更強有力的解釋；對於獨立戰爭雙方面臨的戰略性選擇也有了更為復雜、更引人人勝的評價；而對於18世紀90年代爆發為政治派別沖突的、自相矛盾的「1776年精神」也有了更加辯證的認識。華盛頓的一生被激活，他的事業被整合，貫穿其中的歷史線索和主題則共同構成了評價其成長和成就的新背景。最值得注意的是，關於奴隸制和美洲原住民命運的學術研究日益繁榮，由此將以前一直作為背景存在的主題移到了最顯着的位置。它們再也不被人們當作邊緣性問題看待了。走近華盛頓也意味着使這些問題，尤其是奴隸制問題，變成受人關注的焦點。

另外，在開始這場冒險之旅的時候，我還帶着一個疑問。這個疑問是在我早年研究革命時代文獻的基礎上形成的。在我看來，與華盛頓相比，本傑明•富蘭克林更聰明，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更有才華，托馬斯•傑斐遜的學識更為精深，詹姆斯•麥迪遜在政治上更為精明，但這些傑出人物卻一致肯定華盛頓是他們中最為傑出的。在偉人的紀念館中，建國之父們經常被神化、被利用，而華盛頓卻被公認為國父之父，即所有這些人的先驅者。這是為何?在以下的章節中，我試圖尋找答案——它就隱藏在那個傑出競爭者輩出的年代里最具雄心、最堅定、最強有力的那位人物的性格當中。華盛頓是如何被造就的，在這一過程中他做了些什麼，這正是我想要講給人們聽的故事。

約瑟夫•J•埃利斯
於佛蒙特州普利茅斯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