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與性別評論(第3輯)

家庭和性別模式的變遷是當代社會最引人關注的事件之一。認識、發現和揭示這一變遷過程的規律及其特性是社會科學的職責所在，也是現實對理論工作的期待和召喚。

《家庭與性別評論》將分專題系統地刊發和評論在家庭和性別研究領域中有獨到見解的研究論文，用以展示和梳理國內外相關研究領域中的多樣化研究視角和研究成果。

流動的父權︰流動農民家庭的變遷 金一虹
女兒贍養的倫理與公平——浙東農村家庭代際關系的性別考察 唐燦 馬春華 石金群
階級的失語與發聲——中國打工妹研究的種理論視角 潘毅
勞動與姐妹分化——“和記”生產政體個案研究 何明潔
情感勞動——研究勞動性別分工的新視角 馬冬玲
市場化背景下性別話語的轉型 吳小英
鐵姑娘、賢內助、時尚女——中國女性雜志建構的女性形象 張裕亮
市場競爭還是性別歧視——收入性別差異擴大趨勢及原因解釋 李春玲 李實
城市性別收入差異及其演變︰1988—2003 王天夫 賴揚恩 李博柏
“主體建構”︰性社會學研究視角的革命及本土發展空間 潘綏銘 黃盈盈
“二奶”阿珍︰個在虛擬世界中建構主體的故事 劉亞
身體的社會形塑與性別象征——對阿文的疾病現象學分析及性別解讀 鄭丹丹
社會性別與艾滋病——全球化視域下的中國個案 胡玉坤

有關全球化與性別的幾個熱點問題 吳小英

全球化與性別在中國有著不解之緣。因為跟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命運一樣，中國的全球化進程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被卷入”的兩化和現代化過程，而作為傳統文化核心內容之一的性別，往往成為首先受到沖擊並作出回應的因素之一。中國的現代性問題始終與性別問題緊緊糾纏在一起，甚至20世紀上半葉影響世代的啟蒙運動，就是以文化和性別的啟蒙為切入口的。同樣，在20世紀80、90年代中國震撼世界的經濟快速增長和市場化浪潮中，最早感受到驚喜和切膚之痛的因素之一，也是與人們的的常生活密切相關的性別。

從學術研究本身的背景來看，90年代西方女性主義思潮的傳人，對國內的性別研究乃至整個學術界的潮流都產生了小小的沖擊，這本身就可以視為文化全球化的一部分。與此同時，對國內性別研究的推進和理念的變革起到不可忽視作用的另一股力最，即海外基金會和NGO組織的入駐及其資助，也是全球化的一個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全球化與性別的緣分在中國由來已久，並且短期內也不會走向終結。因此，這一領域一直足我關注的重點主題，這次終于能夠有機會收集同類文章做成本輯的專題，也算了卻了一樁小小的心願。這里簡單梳理一下近些年來國內學界有關全球化與性別的幾個熱點問題。

縱觀最近十年來的文獻，不難看出，國內學界有關全球化與性別基本上圍繞著一個核心問題展開，就是探討傘球化究竟給婦女帶來了什麼，但是這個問題始終存在爭議。女性主義在西方一直被納入左派行列，屬于反全球化隊伍中堅定的擁護者。在他們看來，全球化不僅沒有克服傳統社會的諸多弊端，而且進一步加劇了全球範圍內的剝削與不平等，而婦女作為弱勢群體成了最大的受害者。他們認為，女性和男性從全球化受到的影響是不同的，總體來說女性受到的負面影響更多，同時女性之問也因階級、種族、民族、年齡、地域、家庭結構等的不同而處于不同境況。在女性主義眼里，全球化帶給婦女的唯一好處，就是為跨越民族和國界以及穿越世界範同的婦女組織和女權運動提供了更大的舞台和更多的機會（ Jaggar，2001；閔冬潮，2005）。

但是這種以歐美笑語為中心的西方女性主義對于全球化的批評和抵制態度，在巾同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質疑。在以全球化與性別為主題的國內、國際各種大大小小的學術研討會上，關于全球化時代中同婦女的地位是上升了還是下降一的爭論從來沒有停息過。經歷早期無果的混戰階段，近些年來國內學者們更多地將目光轉向中國的本土實踐，分析中國因城鄉、階級、文化、權力等的差異和分化給女性帶來的不同命運，拋棄那種宏大的婦女一體概念，轉而投向全球化時代不同女性的多樣化體驗的探索，使性別問題重新回歸社會，而不是從社會中抽離出來。這樣一種取向不僅拓展了研究視野，也改變了全球化與性別問題的提問方式︰從爭論全球化能否讓中國婦女受益，到探尋女性何以在全球化時代變得脆弱，進而探討來自不同階層、文化和生存境況的女性何以應對全球化帶來的風險和機遇，讓自己從中獲益的機制和策略。

一 打工妹群體的研究

打工妹群體是剖析中國的全球化與性別問題的最好標本，因為她們處在全球化帶來的不確定性的前鋒，同時受到性別、階級、城鄉、地域、文化等因素的交義影響。海內外學界對于打工妹的研究一直投擲了關注的目光，並且產生了許多有影響的文章和論著。

早期關于打工妹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對這一特殊群體在城市的生存狀況的描述上，包括她們在城里受到的歧視和侵害，她們作為外鄉人的個體感受，以及對未來生活的安排和期許、困惑和掙扎，等等。近些年來從研究主題上看更加深入、細化和多元。從事打工妹研究多年的譚深將自己的關注點定位為“在中國特定的歷史時期，農村女性流動對性別結構的影響”（譚深，2001）。她指出，20世紀90年代學界關于打工妹外出動因的討論存在兩個問題，一是偏經濟角度而忽略社會原因，二是過于強調家庭影響而忽略了個人意志。其實農村女性大量外出尋找工作，“並不全是工業化、城市化的推動”，而是對原有的城鄉二元體制的突破，同時還依賴于女性個人意識的增長（譚深，2001）。譚深關于農村勞動力外出決策模式的性別分析發現，農村女性的外出動機並不單純指向“家庭利益最大化”，而在相當程度上是“個人的和非經濟的”，外出的決定基本上也是“出自個人而非家庭的策略”，因此具有相當程度的“個人意識和自主性”。這表明家族主義的傳統盡管在農村依然存在，但是已經發生了變化，而“包括女性在內的農村勞動力的大量外出，既是變遷的結果也是變遷的動力”（譚深，2004a）。

當打工妹越來越成為一種常態並為社會所普遍接受之後，學者們的目光開始轉向對打工妹的遭遇和走向背後的制度性和結構性原因的深度分析和探討。譚深關于外來女工的安全和健康問題的研究發現，外來女工在遭遇丁傷和職業病的類型方面顯示出與男性很大的差異，反映r兩性間從事行業和職業的不同，存在著所謂“職業的性別隔離現象”。同時，職業傷害給兩性帶來的後果和意義也不同，女人一旦喪失勞動力或者身體傷殘，不僅不能享受到他人的照料，還有可能遭遇離婚，譚深稱之為來自性別角色定型化的“另一重傷害”（譚深，2004b）。澳大利亞人類學學者杰華關于北京打工妹的研究發現，“那些涉及中國的性別差異和城鄉分割的話語體系”，在形成都市農家女的經驗過程中起到了核心的作用，它們構成了等級制的權力關系，並通過日常實踐得到生產和延續（杰華，2006︰10~11）。同時，20世紀80年代以後，“素質”一詞在中國已經成為有關現代性和國家治理的各種話語中的核心要素，它比改革開放前的階級標簽更具身份意義。以素質為核心的價值取向類似于一種“責備受害者”的思路，它強化r作為個體的婦女的弱點和責任，弱化和回避了制度性和結構性的性別不平等問題（杰華，2006: 66~67）。

由于打工妹在城里從事的職業主要集中在制造業和服務業，有關勞工和性別的研究近年來成為學者關注的一個熱點。何明潔對酒樓中服務的女性農民工勞動過程的個案研究發現，資方巧妙地利用了性別文化傳統對不同年齡女性的社會建構和角色要求，對女性勞動者實施分而治之的管理策略，這種運用“性別化年齡”所采納的“姐妹分離”的生產政體之所以能夠形成並且具有客觀效力，是因為背後有一整套“限定女性角色和社會責任的文化傳統”支撐著，使得不同年齡的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上的競爭力分化”，從而“在大姐與小妹之間劃上了一道鮮明的分界線”（何明潔，2009）。

潘毅關于打工妹的最新研究，則將注意力放在全球化過程中這個新興打工階級的形成和瓦解的機制分析上。在《中國制造︰全球化背景下的工廠女工》（Pun，2005）一書中，潘毅在對深圳特區工廠女工的日常生活進行民族志考察的基礎七，提出了全球化背景下打工妹的“三重壓迫說”︰即全球資本主義、現行體制以及父權制之間緊密結合、相互強化，構成了對工廠打工妹的三重壓迫。資本需要勞動力，現行的制度安排又限制了工人階級集體抗爭的出現，于是伴隨著二者的結合，誕生了一種特定類型的式人——打工妹。而工廠對打工妹的偏好是因為“它需要馴服的、忍耐的、被認為更加適應于工廠機器的女性身體作為勞工” （鄭廣懷，2007）。然而，打工妹“既遠非一件簡單的文化產物，更不是權力和論述的結果，也不是一種性別構造。作為一個打工主體，打工妹是自身主體化過程與社會對主體進行塑造的力量相抗衡，以爭取‘行動者回歸’而生成的一個主體”。他們的社會抗爭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有組織的“階級斗爭”，而是來自日常生活實踐的身體的反叛和對抗，這種抗爭“既是打工者對制度和資本的反抗，也是女性對父權制文化的挑戰”（潘毅，2005）。潘毅的研究盡管充滿了爭議，但是開闢了理解全球化與性別問題的一個理論新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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