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與政治運動講義 第二版

第二版序
第一版序
第一章 導論︰社會運動與革命的界定及社會學研究方法
什麼是集體行動、社會運動和革命
解釋傳統和解讀傳統
社會科學的四種解釋方法
第二章 西方社會運動與革命理論發展
社會運動理論的發展邏輯
美國早期社會運動理論的發展
政治過程理論的崛起
歐洲的社會運動理論和國家理論
美國和西方社會運動理論在20世紀90年代的發展
政治機會結構
運動動員結構
話語、符號性行動和情感
新聞媒體
社會運動和革命研究的發展方向
第三章 集體行為理論及情感在社會運動中的作用
從勒龐到布魯默
斯梅爾塞的加值理論
社會結構與情感
第四章 社會變遷與社會運動
涂爾干視角
新興意識形態和革命
格爾的相對剝奪感理論
涂爾于理論傳統評價
古德斯通的國家崩潰理論
第五章 社會結構與社會運動
康豪瑟的大眾社會理論
組織在社會運動和革命中的作用
生產關系與社會運動
生產方式和現代化道路
生產關系扣農民革命
第六章 國家與社會運動（上）
民族國家和社會運動
發展中國家和社會運動
國家中心視角的興起
斯考契波及其革命理論
20世紀80年代後國家和革命理論的發展
寡頭政體現代化和革命
第七章 國家與社會運動（下）
曼恩理論思想概要
國家在西方工人運動發展中的作用
西方工人運動的發展
認同感與社會運動
第八章 搭便車理論與形式社會學方法
搭便車理論
對搭便車理論的評論
博弈論與社會行動者模型
形式社會學方法的問題和前景
第九章 資源動員和政治過程理論的興起
現代社會運動理論對傳統理論的批判和我的評判
資源動員理論
政治過程理論
政治機會結構理論
政治機會結構的經驗研究
第十章 社會運動的話語和符號性行為方式
框架分析理論
文本決定論
集體行動形式庫
文化對社會行動者行為的影響機制
社會結構、文化和集體行動
第十一章 社會運動的動員結構
組織、網絡和社會運動動員
顧爾德對社會運動動員結構的研究
空間環境和社會運動動員
國家和社會運動動員結構
組織和空間環境的關系
梯利對空間環境和社會運動動員的分析
內在動員結構和外在動員結構
第十二章 新聞、大眾輿論和社會運動
傳媒方式就是信息
傳媒內容才是信息
西方的媒體、公共輿論和社會運動
西方媒體和公共輿論保守性的比較性解釋
第十三章 展望和總結
西方社會運動的發展
新社會運動
社會運動社會
全球性社會運動
中國集體行動的現狀和未來
本書的理論和方法論要點
變遷、結構、話語——社會運動研究的基本視角
國家社會關系和西方集體抗爭行為的制度化
國家社會關系理論與政治過程理論
國家社會關系框架下的理論和經驗切入點
社會學研究中的方法論問題

本書是一本專門介紹社會運動研究的理論與社會學分析方法的著作。我們知道，社會科學研究的關鍵在于問題意識的確立，而獨到的並且對社會有現實意義的問題意識的產生又離不開對一個社會中有關現象的整體性把握。值本書再版之際，我想對1976年毛澤東去世以來，中國集體抗爭行動的發展軌跡及其背後的原因用本書中闡釋的國家一社會關系理論進行解讀。本序旨在指出，了解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集體性抗爭行動的發展軌跡不但具有理論意義，而且對我們把握當前中國也有重要的啟迪意義。

在毛澤東時代，自發性的集體性抗爭事件在全國各地時有發生，但佔主導地位的則是由國家發起的、意在對社會及文化進行改造的政治運動。這類運動中持續時間最長、給中國社會帶來災難最大的就是“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去世後，中國走向改革開放。改革開放後中國知識分子對反右、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等由國家發起的政治運動給中國帶來的災難進行了反思，民眾的價值觀也日益多元化，而由改革開放所帶來的較為寬松的政治空間則使得自發的集體抗爭成為可能。中國的集體抗爭在1976年後的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1976~1989年，1992~2002年，2002年至今。

1976~1989年發生了不少集體性抗爭事件，其中著名的包括，1976年在毛澤東去世前夕發生的天安門“四五”運動、1978~1979年的西單民主牆運動、70年代末的知青返城運動、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的“文化大革命”反思運動，以及1986~1989年以1989年風波為核心的學生運動。這一時期所發生的集體行動具有大規模、政治化和針對中央三個特點。這是因為，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政府有著強烈的對社會及文化進行改造的願望，再加上當時中國政府政令暢達，其政策能夠對一個階層甚至整個社會都產生今人難以想象的巨大影響，一旦國家政策發生錯誤，受這些政策影響的人會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奮起抗爭。“文革”中數百萬城市知識青年在上山下鄉運動中來到農村，“文革”一結束，知青們馬上就通過集體抗爭要求回城；“文革”中許多干部受到清洗，“文革”一結束，這些干部馬上就要求平反。“文革”帶來的災難還帶來“信仰危機”，這成為西單民主牆運動和1989年風波產生的一個很大的動因。當時的政府對集體抗爭事件所采取的對策，基本上可以總結為政治化對抗加控制性開放。當時的政府對大規模集體行動的突然到來並沒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加上他們都是極“左”時代過來的人，在處理集體抗爭時難免會采取一些在新形勢下已經完全行不通的方式。但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也已成為當時中國高層的普遍共識。為了維持改革開放的寬松環境，並維持改革開放後中國在世界上樹立起來的新形象，政府在面對社會抗爭時不得不采取適可而止的態度。這正是中國政府在20世紀80年代不能把反精神污染運動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貫徹下去的根本原因。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就是在不斷改革中不斷走近世界。開放的環境給集體抗爭行動提供了機會，再加上80年代末中國發生經濟危機及其他種種原因，于是就有了1989年風波。

1989年以後，中國政府拒絕推行東歐式的政治改革，但非常成功地展開了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改革。經濟改革的成功大大提高了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並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但是，中國90年代以來的改革也帶來了許多新的社會問題，主要包括社會不平等的增加、官員腐敗、國有企業工人下崗、農民稅收負擔過重、城市周邊農民喪失土地、環境污染，以及犯罪率上升等。與20世紀80年代相比，新的集體行動具有以下特點，即規模大大縮小、抗爭動因主要是經濟利益而不是政治原因、抗爭所反對或訴求的對象不是中央政府而是地方官員或公司企業的老板和經理。20世紀90年代出現的大量下崗工人抗爭運動、農民抗稅運動、復員軍人鬧事，以及不同規模的騷亂，都是例子。

90年代集體抗爭事件新形態的產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國的國家一社會關系在以下方面的變化。首先，鄧小平南方談話後，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取得巨大成功。隨著市場經濟的興起，政府從經濟和社會領域的許多方面逐漸退出。與80年代相比，人們的工作和收入不再與中央政策緊密掛鉤，即使面臨下崗和失業等問題，他們也很難直接怪罪中央政府。許多社會矛盾因此而地方化和非政治化。除了一些發生在大中型國有企業的集體抗爭事件，中央政府已不再是集體抗爭的主要目標。在這一時期，中國政府對經濟罷工和鬧事，基本上不允許地方政府采取鎮壓方式；只要地方鬧事不釀成可能在海內外造成惡劣影響的流血事件，中央政府一般不直接介入地方對于集體抗爭事件的處理。國家的這一策略，進一步增強了集體抗爭的地方化和非政治化傾向。

其次，集體抗爭的地方化和非政治化還取決于知識階層在社會上地位的變化。90年代後進入主流的知識分子在經濟上是改革開放政策的支持者和受益者。中國的主流知識分子目前都享受著新興中上層城市中產階級的優越生活，他們自然不會對激烈的社會變革產生濃厚興趣。同時，中國社會在90年代後變得日益多元和復雜，政府對知識分子的控制手段也趨于高明，或者說，知識分子獲得了一定限度的自由。社會多元化加上知識分子所獲取的有限自由，加速了他們對中國社會現狀的理解的分化。于是自由主義、民族主義、保守主義、新左派等各種思潮不斷涌現，中國不再有1989年風波之前出現的那種統一的反體制話語。沒有一個宏大的意識形態的支撐，中國的抗爭運動大多只能停留在經濟利益取向階段。因此，在這一時期，雖然中國集體抗爭事件在形式上多種多樣，從上訪、請願、絕食、怠工，罷工、示威游行、騷亂、扣留甚至傷害國家干部到小規模暴力對抗，應有盡有，而不僅僅局限于國內外一些學者所謂的“依法抗爭”或“以理抗爭”，但基本是在經濟層面針對一個地方或單位的具體事件作出的反應，高度政治化的鬧事基本沒有。

中國政府在這一時期，包括在目前所采取的處理集體抗爭的手段，也產生很多問題。中國政府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不斷試圖強化信訪渠道，希望通過加強各級政府對信訪事端的處理能力去平息集體抗爭事件及苗頭。但由于中國社會在改革開放後已經變得日益復雜，信訪所反映的許多問題只能通過法律、制度化的社會運動以及利益集團政治才能得到更有效的解決；許多信訪所涉及的甚至是在任何國家、任何時候都得不到解決，至少是不應該由國家出面解決的問題。90年代以來，中國政府也對集體抗爭事件采取了種種限制措施，包括控制和打擊跨單位、跨行業的串聯組織活動與抗議活動，對組織鬧事的帶頭人予以嚴肅處理等。政府的這些對策進一步促進了集體性抗爭事件向著小規模化、地方化和經濟利益取向的方向發展，從而避免重演大動亂。但與此同時，這些對策也大大降低了社會在集體抗爭行動方面的組織能力，使運動積極分子和鬧事民眾不能在制度化的討價還價過程中走向政治成熟，阻礙了這一時期所發生的集體性抗爭朝著在西方常見的制度化社會運動或更為緩和的利益集團政治的方向發展。

中國集體性抗爭事件發展的最新形態在21世紀初逐漸成型，並伴隨領導人更替後的新政及其社會影響的發展而在近年趨于成熟。在這一階段，集體抗爭事件繼續保持中小規模、經濟利益取向、地方化這些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就已形成的特點，但同時也出現以下幾種新形態。

首先，是公民權利意識前所未有的提升（表現在反圈地、業主維權、艾滋病患者維權等運動的興起）和NGO的迅速發展。

其次，是上訪的社會運動化（表現在“上訪村”的規模加大並出現大量“上訪專業戶”）、地方環境污染抗爭的增多、基督教家庭教會的膨脹性發展，以及中大型規模騷亂的漸趨頻繁。上述集體行動有著不同的產生原因和不同的發展趨勢，但從整體E看，其發展呈現以下特征︰一是城市中產階級運動出現部分制度化的發展趨勢。比如，大量NGO與各級政府建立了甚為密切的聯系，並在制度允許的範圍內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比如，大多數城市中產階級環保組織與環保局及其他有關政府部門建立了廣泛的合作關系，推動著環保事業的發展。二是集體抗爭行動有著從競爭型（competitive）和反應型（reactive）轉向主動型（proactive）的趨勢。比如，十幾年前，中國的家庭教會不得不在政府控制的夾縫間小心存活。而在今天，家庭教會興建的引人注目的教堂已經隨處可見。各地家庭教會還普遍采取種種不為當前法律法規所允許的手法來謀取發展（如開辦青少年基督教夏令營和在公共場所傳福音）。不少家庭教會甚至主動挑戰政府。比如，成都的“秋雨之福教會”在2009年公開舉行禱告會，借此獲取國際影響，並擴大該教會乃至基督教在中國的影響。三是民粹主義在中國迅速抬頭。在當前，許多昨天的弱勢群體正在變得強勢，金錢成了國家解決社會抗爭的唯一法寶，而民眾的欲望則在日益提高，國家的“維穩費”膨脹；即使是騷亂群體中出現了對公共和私人財產的大規模破壞行為，軍警也往往視而不見；曾經的問題是警察打人，而近年來警察卻被戲稱為“弱勢群體”。四是大規模的騷亂活動在近年出現上升趨勢，以至于國內有人專門為近年來的騷亂制造了“非直接利益相關者群體性事件”這樣似是而非的概念。

中國集體性抗爭行動的上述新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是近年來國內教育水平迅速提高、因特網和手機普及，以及一些有效的社會抗爭手段在社會上被模仿而逐漸廣為人知的結果。更重要的，這些新發展還是中國國家結構和近年來一系列國家政策的產物。首先，績效是當前中國政府的主要執政基礎。政府近30年來兢兢業業謀求發展，使其在客觀上成為當今世界上少有的最有作為的政府之一。它給中國經濟帶來了長足的發展，給廣大百姓帶來了巨大實惠。但中國的多數老百姓卻肯定不會像我這麼看。在老百姓眼里，從政府那里拿到好處是理所當然的。政府的“親民”政績只會提高百姓的欲望，從而使其產生對政府更高的要求，為以後的執政提高難度。民欲難填，眾口難調，一個有效的政府因此面臨的是怨聲載道。

並且，中國目前對有組織的社會運動的發展有許多限制。這些限制對“維穩”自然有當前的好處，但同時又使得中國的知識分子和民眾失去了一個在政治參與中、在爭論中、在討價還價中逐漸獲得政治現實感的機會。我每年回中國多次，每次回國都會為中國老百姓的普遍的理想主義色彩和缺乏政治現實感而驚訝。中國許多人都會在飯桌上抱怨社會上的種種問題，似乎國家快速發展的最大動力就是無數騙局和腐敗。數年前北京的一個出租車司機在與我聊天時表示，如果毛澤東還活著的話，他就要跟著去造反。其原因竟然是對他在四環外買了一套不錯的房子，但需要付20年月供後才能屬于自己表示極其不滿。我認識的一個成功企業家也表示要跟著毛澤東去造反。究其原因，竟然是他因為工作需要而不得不經常與政府官員打交道，而他對一些年輕官員盛氣凌人的態度氣憤不已（這也是過度強調干部年輕化的一個負面後果）。這里我並不是說這些牢騷滿腹的人有一天會真的揭竿而起，但他們在一定條件下卻可能成為騷亂中“非直接利益相關者群體”的一分子，為動亂推波助瀾。

在鄧小平南方談話後，中國政府的政策大規模向資本傾斜。此後十余年中，國民經濟得到迅速發展，國家財政有了根本性改善。但這一政策卻也帶來包括貧富懸殊和環境污染在內的許多社會問題。本屆政府采取親民政策並大大加強吏治。近幾年來，我在寧夏、山西、陝西、湖北、安徽、河南和福建等地走訪了不少以前屬于窮鄉僻壤的地方，同時也特地接觸了不少生活在城市里的下層群體。我的總體感覺是，中國社會下層百姓的生活水平在這幾年中得到了明顯的提高。如果我的觀察接近事實的話，按照一般想象，中國這幾年應該是百姓安居樂業、社會一派和諧，但事實卻是集體抗爭風起雲涌。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政府沒有讓老百姓自發組織起來進行制度化的、社會運動式的抗爭，或是利益集團式的討價還價的勇氣。因此中國政府只能采取父愛主義的辦法，用錢來解決問題，並通過政策給百姓許多好處。這種父愛主義的辦法會產生以下後果。

第一，老百姓拿到好處後第一天不免興高采烈，第二天覺得理所當然，第三天就提高了欲望。這就大大增加了政府的執政壓力。

第二，一旦政府以父愛主義方式管制某件事情，這一事情馬上就會上升到政治高度，或者一旦政府做得不盡如人意，老百姓馬上就會要求政府負責。事實上，近十年來，中國許多原本已經非政治化的經濟和社會領域，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走向政治化；百姓對國家的依賴在加重。這是很危險的傾向。

第三，父愛主義方法有時甚至會使老百姓在拿到好處的同時，提高了對政府的失望。比如，在我去過的某一貧困地區，當地政府為改善老百姓的居住條件，根據家庭收入給予不同數量的補貼，鼓勵他們蓋新房。當地的居住條件的確因此而發生根本性的改善，但許多老百姓卻很不滿意並表示對政府很失望。其原因是，目前農村許多家庭都有青年外出打工或做生意，各家的實際收入雖然鄰里之間也許知根知底，但政府卻沒法客觀評估。因此，常有那家覺得這家佔了便宜，這家覺得那家佔了便宜，紛紛認為自己吃了虧。不少人認為能否與干部拉上關系才是得到補貼多少的關鍵。于是，他們就產生了不公正感，怨聲載道。就這樣，政府做了好事，卻同時把老百姓的住房問題轉化成政治問題，從而為自己制造了麻煩。中國目前的親民政策並不是一無是處。該政策其實是國家在不觸動政體的情況下，為了緩解社會矛盾而能夠采取的唯一方法，並且確實給中國老百姓帶來不少好處。但我們必須看到這一政策所造成的一系列非期然性後果。

近年來，中國政府在現行體制的框架下為維持社會穩定確實做了很多努力。當前中國的吏治不可謂不嚴，但在許多老百姓眼里，當官的仍然大都是貪官污吏。最近幾年中國政府也大大開放了主流媒體對災害和集體抗爭事件的報道，但這些努力並沒有顯著降低謠言在集體抗爭事件中發揮的作用。事實上，中國的宗教政策這幾年在不斷走向寬松，但不少家庭教會的領導者並不領情，而政府也確實在很大程度上缺乏有效的對策。中國政府近年為了提高少數族群的生活水平而投入的資金不在少數，但少數族群鬧事卻有增無減。從總體上說，中國現在正處于這麼一個階段，即，政府幾乎采取了在其體制能夠承受的範圍內可以采取的一切措施，並為維持社會穩定而耗費了大量資金，但集體抗爭事件仍然層出不窮；除了一些城市中產階級的社會運動，中國政府完全沒有能力將目前發生的集體抗爭事件納入體制的軌道。

我並不是說中國馬上又會發生一場大規模反抗運動。依我所見，集體抗爭事件無非有三種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換的理想形態︰革命、騷亂和制度化的社會運動。中國政府對集體抗爭事件所采取的對策不但未能將其納人體制軌道，反而提高了老百姓的期望，並重新政治化了許多原本已去政治化的經濟和社會問題。但只要中國能繼續維持良好的經濟狀況，以及目前所具有的行政能力，中國政府就能夠不斷采取種種措施以避免大規模動亂的形成。在這種情況下，社會矛盾的表達就擠向組織性很差、破壞性較大的騷亂。這就是這幾年所謂“非直接利益相關者群體性事件”增多的原因。問題是，騷亂不但對公共秩序和財產有著很大的破壞性，而且不可能被制度化，而國民經濟也不可能永遠好下去。因此，一旦國內經濟發展出現停滯，一旦國家財政收入不能再以每隔幾年就翻一番的速度增長，胃口早已被吊大的中國老百姓的情緒就會向同一個方向集聚。到那時，如果主流知識階層也不再能拿到今天這樣的物質好處，中國就有可能再發生一次反體制性思想整合。有了統一的反體制思潮和廣泛的社會不滿，一場反體制運動也許會發生。

只有溫故才能知新，才能更好地把握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為中國社會的持續發展，為避免某些社會悲劇的重演作出努力。

2011年12月l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