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編纂多卷本的《清宮圖典》是故宮學人的職責,也是故宮學人的夙願。2002年由我任主編,故宮同仁通力合作編纂的多卷本《清史圖典》(十二冊)出版後,得到學界高度評價,促使我們萌發編纂《清宮圖典》的願望。2015年是故宮博物院九十華誕,我邀請故宮內外學界相關同行諸公:任萬平(禮儀卷)、李湜(藝術卷)、黃希明(建築卷)、左遠波(生活卷)、于慶祥(政務卷)、滕德永(內務卷)、劉甲良(文化卷)、許靜(典藏卷)、趙雲田(出巡卷)、李理(禁衛卷)為十卷本《清官圖典》分卷主編,共襄盛舉。曆三年辛勞,終於付梓。名為《清官圖典》,意在十卷圖錄在手,能窺真實的清官政務、生活全貌。
以圖像記錄歷史、印證歷史,古已有之。中國漢字早源於象形,即出於圖像。中國史書記事記人,向以文字記載為主,但歷代學者力主左圖右史。只是在當時印刷條件下,圖文並茂實不可能。中國歷代都有宮廷畫家和民間藝人留下一批記錄當時人和事的紀實性很強的繪畫(包括岩畫、壁畫),為我們研究當時的歷史留下蛛絲馬跡。清朝是中國封建社會後一個王朝,清代宮廷保存了大量的紀實性繪畫、晚清的老照片,以及宮廷建築遺址與各式遺物,為我們提供了研究宮廷歷史文化的直觀線索,也是我們編纂《清官圖典》的物質基礎。高樓大廈不可能憑空搭建,柱礎是根本。沒有這些圖片,就沒有圖錄編纂的可能。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用繪畫圖像記事的傳統,一些紀實性很強的繪畫彌補了文字資料記載的不足,而且某種程度上能提供比文字資料記載更準確、更生動的資訊。紀實性繪畫分為記人和記事兩類。宮廷畫家的記人,主要是為、後妃或名臣作“禦容”或畫像;記事主要是用繪畫形式記錄當時的重大社會歷史事件。西漢毛延壽、唐閻立本都是歷史上的宮廷畫家。閻立本的《步輦圖》卷,生動地刻畫出唐太宗李世民接見吐蕃松贊干布派來迎娶文成公主的使臣祿東贊的隆重場面。宋代的《迎鑾圖》卷,繪記了南宋曹勳奉命到金國迎還宋徽宗趙估靈柩的歷史事件。正是繪畫的這種無可代替的功能,使鄭樵認為“圖譜之學,學術之大者”(鄭樵《通志》)。到明清兩代,東西方海上交通得以開闢,海上交通同樣也給東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便捷和可能。自明代開始,大批西方文化傳播的先驅者——傳教士來到中國,他們在傳教的同時,也帶來了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西方的人文理念,包括西方的文化藝術。西方的繪畫技術也逐漸傳入中國。一些傳教士的高超畫藝,得到了的認可,他們進而成為宮廷的御用畫家,其中為的清代宮廷畫家是義大利人郎世寧。郎世甯於康熙五十四年(1715)到達中國廣州,時年27歲。他當年即到北京,直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在北京病逝,終年78歲。郎世寧在中國歷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在清宮中充當宮廷畫家達52年。郎世寧不僅把西洋畫法傳到中國,而且為了適應中國皇帝的欣賞晶位,在歐洲油畫基礎上吸收中國畫的技法,形成了獨特的畫風。郎世甯在清宮中培養了一批通曉中西結合畫法的宮廷畫家,如丁觀鵬、張為邦、王幼學等。
在清宮中的外國傳教士畫家,除的郎世寧外,還有王致誠、艾啟蒙、賀清泰、安德義等。清代康熙時期,焦秉貞、冷枚、陳枚、唐岱等一些中國宮廷畫家和一些民間畫家也已經開始創作紀實性繪畫。其中有王翬為主要作者的《玄燁南巡圖》(十二卷)以及與其他宮廷畫家合作的《玄燁六旬萬壽慶典圖》等。康熙後期,郎世甯的入宮,帶動了更大規模紀實性繪畫的創作,受其影響,一批中國的宮廷畫家或合作或獨自開始創作紀實性繪畫。他們留下了大批南巡、大閱、秋獼、祭祀、行樂等紀實性作品,為我們研究清朝宮廷歷史文化提供了為生動的歷史畫圖。繪畫中不僅人物逼真,鹵簿儀仗、車馬轎輿,甚至畫面上的頭盔甲胄、衣冠服飾、八旗佈陣也很逼真。2002年,故宮博物院在英國舉辦“乾隆時代藝術展”,其中有的《弘曆戎裝騎馬像》,乾隆當時所穿戴的鎧甲也同時作為實物展出,畫中乾隆穿戴的鎧甲,與同時展出的實物鎧甲相比,竟然連每一根金絲線都是一樣的,令外國觀眾讚歎不止。2000年,故宮博物院在臺北歷史博物館舉辦明清傢俱展,因為展品中有一件乾隆皇帝當年經常使用的交椅,隨展同時帶去了一幅郎世甯、丁觀鵬等中外宮廷畫家合作的《弘曆雪景行樂圖》,圖中乾隆皇帝所坐的交椅與展品中的交椅一模一樣,器形、色彩、花紋、扶手、尺寸比例都以一絲不苟的工筆寫實。更為神奇的是,另一幅《歲朝圖》,畫的是弘曆和諸皇子在宮中歡度春節的場面,其中乾隆的“禦容”,以及燃放爆竹的皇子相貌和姿態都與《弘曆雪景行樂圖》一模一樣。紀實性到這種程度,可見這些宮廷畫家們為記錄歷史的真實,確實花費了相當大的功力,從而為我們研究清朝的宮廷歷史文化留下了豐富的手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