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全本新繹(全三冊)

國 風
 
《周南》解題 \ 008
 
關雎 \ 010 葛覃 \ 017 卷耳 \ 021 樛木 \ 024 螽斯 \ 027
 
桃夭 \ 030 兔罝 \ 033 芣苢 \ 036 漢廣 \ 041 汝墳 \ 046 麟之趾 \ 050
 
《召南》解題 \ 054
 
鵲巢 \ 055 采蘩 \ 058 草蟲 \ 062 采 \ 066 甘棠 \ 069 行露 \ 073 羔羊 \ 077
 
殷其雷 \ 081 摽有梅 \ 085 小星 \ 088 江有汜 \ 092 野有死麇 \ 096 何彼穠矣 \ 099 騶虞 \ 103
 
《邶風》解題 \ 108
 
柏舟 \ 110 綠衣 \ 115 燕燕 \ 119 日月 \ 123 終風 \ 127 擊鼓 \ 131 凱風 \ 135 雄雉 \ 139 匏有苦葉 \ 143 穀風 \ 148 式微 \ 154 旄丘 \ 157 簡兮 \ 161
 
泉水 \ 165 北門 \ 170 北風 \ 174 靜女 \ 178 新台 \ 182 二子乘舟 \ 186
 
《鄘風》解題 \ 192
 
柏舟 \ 193 牆有茨 \ 197 君子偕老 \ 200 桑中 \ 205 鶉之奔奔 \ 209 定之方中 \ 212 蝃 \ 216 相鼠 \ 219 幹旄 \ 223 載馳 \ 227
 
《衛風》解題 \ 234
 
淇奧 \ 236 考槃 \ 241 碩人 \ 245 氓 \ 250 竹竿 \ 257 芄蘭 \ 261 河廣 \ 265
 
伯兮 \ 268 有狐 \ 272 木瓜 \ 275
 
《王風》解題 \ 280
 
黍離 \ 281 君子于役 \ 285 君子陽陽 \ 288 揚之水 \ 292 中穀有蓷 \ 296 兔爰 \ 300 葛藟 \ 304 采葛 \ 308 大車 \ 311 丘中有麻 \ 314
 
《鄭風》解題 \ 318
 
緇衣 \ 320 將仲子 \ 323 叔於田 \ 327 大叔於田 \ 331 清人 \ 335 羔裘 \ 339
遵大路 \ 343 女曰雞鳴 \ 346 有女同車 \ 350 山有扶蘇 \ 354 蘀兮 \ 358 狡童 \ 362 褰裳 \ 366 豐 \ 370 東門之 \ 374 風雨 \ 377 子衿 \ 380 揚之水 \ 383 出其東門 \ 386 野有蔓草 \ 390 溱洧 \ 394
 
《齊風》解題 \ 400
 
雞鳴 \ 402 還 \ 406 著 \ 409 東方之日 \ 413 東方未明 \ 417 南山 \ 421 甫田 \ 426 盧令 \ 429 敝笱 \ 432 載驅 \ 436 猗嗟 \ 440

一
《詩經》，是中國zui古老的一部詩歌總集，也是中國zui早的詩歌選本。它不但反映了從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那五百多年政治社會以及宗教思想的種種情況，而且在文學史上，它也是後代一切純文學的鼻祖。
 
《詩經》，原來只叫作《詩》，或《詩三百》，或《三百篇》。到了戰國末期，它才和《易》《書》《禮》《春秋》等書，被儒家尊稱為“經”。著成的年代，zui早的詩篇，大約在西周初年，最遲的已在春秋中葉。它包含了這段時間的民間歌謠、士大夫作品和祭祀的頌詞。全部有311篇，其中《小雅》裡的《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等六篇，只有篇名沒有詩，所以實際上只有305篇。稱它為《詩三百》或《三百篇》，都是取其整數而言的。
 
《三百篇》在春秋時代是可以入樂的。當時通行賦詩的風氣，無論是在朝廷陳詩諷諫，或是在外交場合賦詩言志，往往要點一篇詩或幾篇詩叫樂工唱。這可以表示這人對那人，或這國對那國的願望、感謝或責難等，大致都從詩篇裡斷章取義，而不一定用其本義。斷章取義是不管上下文的意義，只取其詩篇中的一兩句，就當前的環境，作感情的表白或政治的暗示。關於這方面的資料，據清代趙翼的統計，《左傳》引了217則，《國語》引了30則，當時賦詩言志的風氣，可以想見一斑。
 
賦詩言志的風氣，到了孔子的時代，已經逐漸不通行了。孔子卻將《三百篇》加以整理，用來討論為學做人的道理。如《國風·衛風·淇奧》篇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兩句，本來說的是治玉，將玉比人；他卻用來教導學生做學問的功夫。《碩人》篇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等句，本來說的是美人，所謂天生麗質；他卻取來比方作畫，說先有白底子，才會有畫，是一步一步進展的；作畫還是比方，他說的是文明，人先是樸野的，後來才發展了文明，文明必須修養而得，並不是與生俱來的。他如此解詩，因而說“思無邪”一句話，可以包括《詩三百》的道理。後來解釋《詩經》的儒生，都受到孔子的影響。
 
孟子說《詩》，有兩個原則，一是“以意逆志”，一是“知人論世”。前者主張不能割裂文字，曲解詞意；後者認為要正確瞭解作品，就必須先瞭解作者的生平事蹟及其時代背景。到了漢代，《詩》雖然已被尊為“經”，但對於它的解說，卻已趨分歧了。
 
漢代傳習《詩經》的有魯、齊、韓、毛四家。《魯詩》出於魯人申培公，《齊詩》出於齊人轅固生，《韓詩》出於燕人韓嬰。這三家所傳的本子，都是用當時通行的隸書寫成的，所以稱為“今文經”。西漢時，都在朝廷中立有專門的博士。《毛詩》出於魯人毛亨（人稱“大毛公”）、趙人毛萇（人稱“小毛公”）。《毛詩》所傳的本子，是用先秦古文籀書書寫成的，所以叫作“古文經”。東漢時，才立於學官。這今、古文學派，各有其後繼者，為了爭奪博士職位和學術領導地位，互相批評，為時久遠。
 
大致說來，東漢以後，《毛詩》逐漸盛行，而三家詩則逐漸衰微。《齊詩》亡於三國，《魯詩》亡於西晉，《韓詩》亡於北宋，而《毛詩》則因鄭玄以經學大師為之作箋而大行於世。到了唐初，孔穎達奉敕作《毛詩正義》（又稱《毛詩注疏》或簡稱為《孔疏》），科舉考試以之為准，《毛詩》的地位於是更高了。
 
鄭玄兼通今古文，是東漢一代經學大師。他所作的《毛詩傳箋》（簡稱為《鄭箋》），雖然間采今文家的說法，參以己見，但主要還是發明《毛詩》意，以古文家為依歸。他接受孔子“思無邪”的想法，又摘取了孟子“知人論世”的見解，別裁古代的史說，拿來證明那些詩篇是什麼時代作的，為什麼事作的。這種以史證詩的思想，最先出現在《詩序》裡。
 
所謂《詩序》，原指詩篇前面一段題解式的文字。今文經派的三家詩，究竟有序無序，很難斷定，即使有，也已亡佚不見了。只有《毛詩》的古序獨存於世，我們就稱為《毛詩序》，簡稱《詩序》。相傳《詩序》的作者是子夏，但據後人考證，以為應是東漢的衛宏。也有人說，衛宏只是續補者。
 
《詩序》有《大序》《小序》。鄭玄《詩譜》把《關雎序》一大段文字當成《大序》，《葛覃序》以下各篇序文看作《小序》。陸德明《經典釋文》則引舊說，以為開頭到“用之邦國焉”為《小序》；自“風，風也”到最後為《大序》。姚際恒《古今偽書考》又以為“發端一二語謂之《小序》，以其少也；以下續申者謂之《大序》，以其多也”。說法紛紜。假使我們採用鄭玄的說法，那麼，《大序》好像總論，旨在說明詩的教化作用；《小序》每篇一則，旨在以史證詩。《大序》所說明的詩的教化作用，似乎建立在風、雅、頌、賦、比、興所謂“六義”上。
 
事實上，所謂“六義”可以分為兩組，風雅頌是說詩的性質，賦比興是說詩的作法。《大序》只解釋了風雅頌，說風是諷刺、感化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頌是形容盛德的意思。這都是按教化作用來解釋的。照近人的研究，這三樣應該都以音樂得名。風是風謠，是各地方的樂調，國風就是各國風土歌謠的意思；雅就是“夏”，有“正聲”的意思，是周朝直接統治地區的音樂；頌有形容的意思，它是一種宗廟祭祀用的舞曲。
 
在《三百篇》中，風包括《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等十五國風，有詩160篇，大部分是民間歌謠，小部分是貴族作品；雅分《大雅》《小雅》，有詩111篇，其中有六篇只有篇名沒有詩，《小雅》大部分是貴族的作品，小部分是民間歌謠，《大雅》則全是貴族的作品，其中有敘事詩，也有祭祀詩；頌分《周頌》《魯頌》《商頌》，有詩40篇，都是貴族的作品，這些樂歌用於宗廟祭祀和歌頌祖先。《詩經》的精華，是國風和《小雅》，尤其是其中的民間歌謠。
 
賦比興的意義，說法很多。大約來說，賦是鋪陳直敘的意思；比是比方，拿這件事物來比方那件事物；興是聯想，從這件事物聯想到那件事物。比、興都是譬喻，但是興往往在詩篇的開端。
 
《詩經》中詩篇的編排，國風系按國別依序編列，《雅》《頌》則以十篇為一組，而以每組篇首的篇名為組名。例如，《小雅》從《鹿鳴》至《魚麗》十篇為一組，就稱之為《鹿鳴》之什。十篇以上帶有零數的詩篇，不另立篇什，就編排在最後一組之中。
 
《詩經》的作者，絕大多數姓氏已不可考，能夠知道的，只有寥寥幾篇。像《鄘風·載馳》篇的作者是許穆夫人，像《大雅》的《崧高》《烝民》，作者是尹吉甫等。就產生的地域來說，除了極少數的篇章是現在湖北北部江漢一帶的作品之外，其餘的大約都是現在的陝西、山西、河南、山東四省境內。所以它的絕大部分，可以說是黃河流域所產生的北方文學。
 
《詩經》中的句子，雖然從二字一句到九字一句的句子都有，但卻以四字一句為主。詩中重疊複遝的地方很多，大概是古代樂工們在配樂演奏時，為了增加詠歎的情調而改訂的。像《周南》的《桃夭》篇，我們在誦讀的時候，不但不會覺得重複冗煩，反而在往復不盡的詠歎中，仿佛看到了春天鮮豔的桃花、青春美麗的新娘和幸福美滿的婚姻生活。《詩經》所使用的語言，既豐富而又多彩，有些詞彙，如“休息”“婚姻”“艱難”“尸位素餐”“秋水伊人”等，一直沿用到現在，可以想見它對後世的影響。
 
《詩經》所用的這種四言詩，後代的詩人如曹操、嵇康、陶淵明等， 雖然都曾努力創作過，但畢竟已如餘影尾聲，是難乎為繼的了。也因此， 在中國詩歌史上，雖然後來名家輩出，佳作如林，但《詩經》仍然有其不可動搖的地位。
 
二
 
我個人多年來一直有個心願，希望把四書五經全部白話譯解，使一般讀者易於接受，借此使中華固有文化的命脈，能夠延續下去。這種工作不是沒人做，但各人的理念不同，因此結果也就因人而異。以翻譯為例，有人主張意譯，有人主張直譯。雖然意譯比較容易譯得流暢生動，但我仍然主張翻譯古籍的原文，應該採取直譯。因為直譯比較能夠忠實于原文，可以使讀者體會到原文的韻味，同時在核對閱讀時，瞭解原文每一字句的意義，從而提高讀者閱讀古籍的能力。因此，本書中的譯文部分，幾乎都採用直譯的方式。
 
歷來解說《詩經》的人，往往囿於門戶之見，要不然就喜歡憑空立說。在唐朝以前，往往囿於門戶之見，家有家法，師有師法，雖然東漢以後，《毛詩》獨尊，但從宋代開始，對《毛詩》之說，抱持懷疑、修正乃至反對態度的，不乏其人。譬如說，舊說《詩序》是孔子弟子子夏所作，或子夏、毛公合作，都算是傳述聖人之言，不容懷疑，但宋朝如鄭樵的《詩辨妄》、王質的《詩總聞》、朱熹的《詩序辨說》、程大昌的《詩論》、王柏的《詩疑》等，都懷疑它是“村野妄人所作”，或“後人杜撰”，不必相信。因此，《毛詩》的地位便逐漸動搖了。元、明以後，朱熹的著作受到尊崇，他的《詩集傳》便慢慢取代了《毛詩》的地位，至少可以分庭抗禮。清代考據之風盛行，像閻若璩、毛奇齡、陳啟源、馬瑞辰、胡承珙、陳奐等人，都標榜《毛傳》《鄭箋》，反對宋儒、朱熹之說；像馬國翰、臧庸、魏源、陳喬樅、王先謙、龔橙等人，則對三家詩作輯錄和考述的工作；至於像崔述、姚際恒、方玉潤等人，喜以己意說詩，往往據詩探求題旨，雖然較近于朱熹，但對舊說也都能折中異同，各有取捨。他們的成績，都有度越前修的地方。
 
有關《詩經》注解和研究的著作，數量之多，可謂不勝枚舉。由於受到歐西之學的衝擊和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說《詩》者往往勇於自是而輕於侮昔，同一篇詩，可以言人人殊，對於前人的成就，也往往一筆抹殺，這是多麼令人遺憾的事！因此，筆者不揣淺陋，想從商榷舊說入手，來整理這些寶貴的經典，使這些古人情感和思想的精華，能夠繼續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