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讓之 隸書五種

篆書演變為隸書古稱“隸變”，這是“古今文字”的分界綫。篆書是古文字，小篆仍帶有較強的象形性，而作為今文字的隸書則更加趨向筆劃化。“隸變”是一個緩慢的過程，戰國中後期初顯端倪，至東漢時已十分成熟，其標誌是大量出現的漢代碑刻，如“漢三頌”“孔廟三碑”，《張遷》《曹全》《鮮於璜》等，不下百餘品，所謂“一碑一奇”，風格多樣，足為學隸圭臬，故隸書宗法漢碑幾成後世學書者共識。

隸書是一種過渡性字體，它的成熟意味著又要向新的字體演變。漢末楷書的出現預示著隸書的沒落。楷書逐漸取代隸書成為應用最廣泛的字體後，以“初唐四家”為代表，再經顏真卿、柳公權及元人趙孟頫等大家，楷書發展幾至極致。隸書在唐代曾有過短暫的中興與輝煌，出現了以唐明皇、徐浩、韓擇木馬代表的“唐隸”，風格肥厚甜媚，格調不高，為識者所譏，但畢竟維繫了隸書一脈。自宋至清初，隸書應用場景減少，能隸書者鮮，習隸者又多獵奇，即使如趟孟頫、文徵明等擅隸者，堪為後世取法者了了，此時的隸書已無複大漢威儀。

清代“碑學“興起，書風複歸於樸，在書史上大纛彪炳，而“碑學”之嚆矢，實始於篆隸之復興。就隸書而言，清初鄭籃浸淫漢碑三十餘載，取法《曹全》《史晨》，雖“妄自挑趯”，有失漢人之沉雄偉岸，但遒媚、飄逸、奇宕之處毫無做作，為後世取徑漢碑開闢了方便之門。時王時敏、朱彝尊、傅山等亦能隸，但或失於拘，或失於怪，鄭籃誠為開一代風氣者，對後世金農、高鳳翰、鄭板橋等影響甚大，故樸學大師閻若璩曾以“聖人”目之。乾嘉以來，隨著訪碑、著錄、研究的深入，湧現出一批長於隸書的大家，如丁敬、黃易、桂馥、鄧石如、伊秉綬等，其中“四體書皆為國朝第一”的鄧石如、“集隸書之大成”的伊秉綬貢獻尤巨，堪稱一代巨匠。晚清執隸書牛耳者為何紹基、趙之謙，二人諸體皆精，並能融會貫通，何氏引行草筆意人隸書，縱逸超邁，其“神龍變化”處令人不可端倪；趙氏則以北碑之法融於隸書，誇張起筆頓轉和收筆波挑，緒字飄逸飛揚，變態多方。清末昊昌碩的隸書以氣勢取勝，粗壯堅實，氣息渾厚，非篆非隸，亦篆亦隸，古意盎然。

總之，清人隸書取得的成就速超前人，達到足以與漢人相比肩的地步，並與漢碑一起，成為後世學習隸書不可忽視的兩座高峰。清人何以取得如此地位？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學習清人隸書？這裡試分析如下。

一、清人為我們樹立了學習漢碑的典範。學習隸書，漢碑是無論如何也繞不過去的，這是清人給我們的啟示與經驗。面對千餘年前歷經風蝕日曬的漢代碑刻以及殘破不堪的漢碑拓本，如何從那些斑駁、漫漶之間窺出漢人書法的博大沉雄，並藉助柔軟的毛筆在洇墨的宣紙上表現出來，這是清人與今人學習漢碑都要面對的問題，而清人作為開拓者率先交卷，以近乎完美的成績為我們學習隸書提供了最大程度的參考。他們首先以“自我作古空群雄”的豪邁與自信，深入體會，於摩挲漢碑中自出機杼，創出自己的藝術風格，這似乎是清代隸書大家們不約而同的做法。其次，是對漢代碑刻的深入研究。自宋代洪適《隸釋》《隸續》、婁機《漢隸字源》就已開始關注漢碑，清代除顧炎武、王昶、翁方綱、黃易等學者的金石著述外，還有顧靄吉《隸辨》等專著，更有書家的專門研究。我們感到，清代樸學的發展是清人隸書成就的基石。

二、“不究於篆，無由得隸。”清人並沒有對漢隸亦步亦趨，他們經常深入思考隸書的由來，如我們經常能從用筆、結體上看到篆書的影響，這與清代隸書家多能篆、通篆直接相關，或其本人就是小學家，深通《說文》，明曉文字演變，如“《說文》四大家”之一的桂馥是著名小學家，又以隸書名擅一時，其“不究於篆，無由得隸”之語堪稱清代隸書家的共識。書法學習強調“取法乎上”，強調師前人之所師，隸書演自篆書，參照篆書遂為通則。且漢隸字數較少，清人在創作中對結體的構架自然藉鑒篆書的結構，以“隸變”的方式完成。這樣不僅氣息高古，又創造了新的寫法。

本叢帖集中了清代眾多隸書名家的經典之作，讀者在學習過程中若能參考以上兩點，或對理解清人隸書有些幫助。讀者亦盡可根據自己的喜好，選擇各家隸書範本臨摹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