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石如 張子東銘

篆書演變為隸書古稱『隸變』，這是『古今文字』的分界綫。篆書是古文字，小篆仍帶有較強的象形性，而作為今文字的隸書則更加趨向筆劃化。『隸變』是一個緩慢的過程，戰國中後期初顯端倪，至東漢時已十分成熟，其標誌是大量出現的漢代碑刻，如『漢三頌』『孔廟三碑』，《張遷》《曹全》《鮮於璜》等，不下百餘品，所謂『一碑一奇』，風格多樣，足為學隸圭臬，故隸書宗法漢碑幾成後世學書者共識。

隸書是一種過渡性字體，它的成熟意味著又要向新的字體演變。漢末楷書的出現預示著隸書的沒落。楷書逐漸取代隸書成為應用最廣泛的字體後，以『初唐四家』為代表，再經顏真卿、柳公權及元人趙孟頫等大家，楷書發展幾至極致。隸書在唐代曾有過短暫的中興與輝煌，出現了以唐明皇、徐浩、韓擇木為代表的『唐隸』，風格肥厚甜媚，格調不高，為識者所譏，但畢竟維繫了隸書一脈。自宋至清初，隸書應用場景減少，能隸書者鮮，習隸者又多獵奇，即使如趙孟頫、文徵明等擅隸者，堪為後世取法者了了，此時的隸書已無複大漢威儀。

清代『碑學』興起，書風複歸於樸，在書史上大纛彪炳，而『碑學』之嚆矢，實始於篆隸之復興。就隸書而言，清初鄭籃浸淫漢碑三十餘載，取法《曹全》《史晨》，雖『妄自挑超』，有失漢人之沉雄偉岸，但遒媚、飄逸、奇宕之處毫無做作，為後世取徑漢碑開闢了方便之門。時王時敏、朱彝尊、傅山等亦能隸，但或失於拘，或失于怪，鄭籃誠為開一代風氣者，對後世金農、高鳳翰、鄭板橋等影響甚大，故朴學大師閻若璩曾以『聖人』目之。乾嘉以來，隨著訪碑、著錄、研究的深入，湧現出一批長於隸書的大家，如丁敬、黃易、桂馥、鄧石如、伊秉綬等，其中『四體書皆為國朝第一』的鄧石如、『集隸書之大成』的伊秉綬貢獻尤巨，堪稱一代巨匠。晚清執隸書牛耳者為何紹基、趙之謙，二人諸體皆精，並能融會貫通，何氏引行草筆意人隸書，縱逸超邁，其『神龍變化』處令人不可端倪；趟氏則以北碑之法融於隸書，誇張起筆頓轉和收筆波挑，緒字飄逸飛揚，變態多方。清末昊昌碩的隸書以氣勢取勝，粗壯堅實，氣息渾厚，非篆非隸，亦篆亦隸，古意盎然。

總之，清人隸書取得的成就遠超前人，達到足以與漢人相比肩的地步，並與漢碑一起，成為後世學習隸書不可忽視的兩座高峰。清人何以取得如此地位？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學習清人隸書？這裡試分析如下。

一、清人馬我們樹立了學習漢碑的典範。學習隸書，漢碑是無論如何也繞不過去的，這是清人給我們的啟示與經驗。面對千餘年前歷經凰蝕日曬的漢代碑刻以及殘破不堪的漢碑拓本，如何從那些斑駁、漫漶之間窺出漢人書法的博大沉雄，並藉助柔軟的毛筆在洇墨的宣紙上表現出來，這是清人與今人學習漢碑都要面對的問題，而清人作為開拓者率先交卷，以近乎完美的成績為我們學習隸書提供了最大程度的參考。他們首先以『自我作古空群雄』的豪邁與自信，深人體會，於摩挲漢碑中自出機杼，創出自己的藝術風格，這似乎是清代隸書大家們不約而同的做法。其次，是對漢代碑刻的深入研究。自宋代洪適《隸釋》《隸績》、婁機《漢隸字源》就已開始關注漢碑，清代除顧炎武、王昶、翁方綱、黃易等學者的金石著述外，還有顧靄吉《隸辨》等專著，更有書家的專門研究。我們感到，清代樸學的發展是清人隸書成就的基石。

二、『不究於篆，無由得隸。』清人並沒有對漢隸亦步亦趨，他們經常深入思考隸書的由來，如我們經常能從用筆、結體上看到篆書的影響，這與清代隸書家多能篆、通篆直接相關，或其本人就是小學家，深通《說文》，明曉文字演變，如『《說文》四大家』之一的桂馥是著名小學家，又以隸書名擅一時，其『不究於篆，無由得隸』之語堪稱清代隸書家的共識。書法學習強調『取法乎上』，強調師前人之所師，隸書演自篆書，參照篆書遂為通則。且漢隸字數較少，清人在創作中對結體的構架自然藉鑒篆書的結構，以『隸變』的方式完成。這樣不僅氣息高古，又創造了新的寫法。

本叢帖集中了清代眾多隸書名家的經典之作，讀者在學習過程中若能參考以上兩點，或對理解清人隸書有些幫助。讀者亦盡可根據自己的喜好，選擇各家隸書範本臨摹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