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霸西州：匈奴、西羌與兩漢的興衰

緒論：從草原看農耕 從邊緣看中心
一 “邊緣的西州”：爭霸的中心
二 多個角度看“西州”：民族史、地方史抑或邊疆史地？
三 重新審視兩漢史：斷裂的，還是連續的？

第一章 農牧交錯：西州的生態環境與社會歷史
一 西州的生態環境與人地關係
二 西州的社會歷史與周邊形勢

第二章 西漢西進：西州的開拓與經營
一 開拓與經營：漢武帝經略西州
二 繼承與調整：西漢後期對西州的堅守與控制

第三章 漢化與胡化：西州經濟、社會的發展
一 西州的經濟開發：農業的有限成長與牧業的優勢發展
二 西州的社會發展：地方豪族的形成及影響
第四章 東漢東移：西州兵團的興起與東漢國勢的衰退
一 東漢的內部危機與外部憂患
二 西州兵團的興起及其對東漢的破壞性回饋

結 語
附錄一 漢代地理觀念中的“西州”
附錄二 邊兵的失控
——東漢董卓、北魏六鎮及唐代安史三次邊兵叛亂之比較研究
參考文獻
後 記
 

“邊緣的西州”：爭霸的中心

“西州”是漢代一個重要的地域概念，在當時天下的政治層級結構中，是處於京畿與西域之間朝廷能夠通過郡縣體制控制的區域。在兩漢時期，西州的內涵發生了兩個方面的變化：首先是所指區域擴大；其次是內涵重心轉移。西漢時人以西州專指西南益州地區，例如，由於廣漢郡群盜橫恣，漢成帝冊免丞相薛宣時說：“西州鬲絕，幾不為郡。”漢成帝顯然是在用西州指稱廣漢郡所在的西南地區。經歷了漢武帝時期轟轟烈烈的西進運動，漢朝收復河套、開拓河西並設立郡縣後，西州所指稱的範圍漸次擴及西北。到兩漢之際，西州成為涵括西南和西北的實行郡縣體制的大西部區域概念。與此同時，我們注意到另一個變化，即“西州”概念的內涵重心發生轉移。在東漢時期，雖然“西州”有時仍被人們用來指稱益州地區，但用之指代涼州、朔方等西北地方的用法後來居上，變得更為常見，甚至是當西南和西北同時出現時，西州被用來專指西北。例如，東漢初光武帝以隴、蜀為憂，獨謂來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陽稱帝，道裡阻遠，諸將方務關東，思西州方略，未知所任，其謀若何？”2隗囂控制著涼州，但是他首鼠兩端，所以劉秀說“西州未附”；佔據巴蜀的公孫述（字子陽）稱帝自立，所以劉秀說“子陽稱帝”。在這個語境中西北涼州和西南益州同時出現，但是此處的“西州”顯然僅指涼州而言，光武所說的“西州方略”，是指對付隗囂的策略，當平定隗囂“得隴”之後，光武才得以“望蜀”。

從最寬泛的意義上說，漢代的“西州”應該包括西南益州和西北涼州、朔方地區，但本書研究的“西州”暫不涉及西南地區，而是僅指西北的涼州和朔方地區，這是因為本書研究之重點在於北方遊牧民族與中原農耕國家之互動關係，而且越是往後人們使用“西州”指稱西南地區的情形越少，“西州”一詞反而主要被用來指稱後進的西北之涼州、朔方，在對漢代國勢盛衰脈動的影響方面，西北地方顯然起著比西南重要得多的作用，就整個西部而言，時人關注之焦點不在西南而在西北。

“國勢”指國家的興衰、國力的強弱形勢，亦指立國規模、統治能力、社會風尚、時代氣象等方面的綜合體現。西州經略與兩漢國勢的脈動有著密切的交互關係，一方面，“國勢”的強弱決定了朝廷經略“西州”的方式和力度；另一方面，經略“西州”的後果必定會對兩漢“國勢”之走向產生回饋作用。作為邊疆地區的“西州”與漢朝中央之間的交互作用貫穿整個兩漢時期，深刻影響著兩漢史的走向，故而是一個重新梳理和思考漢代史的切入點，也是觀察比較西漢、東漢兩個時代特質的有效視角。兩漢歷史的演進有兩條前後相繼的線索，一條是西漢一代圍繞“漢匈關係”展開的對西州之爭奪、開拓和經營，另一條是東漢一代圍繞“漢羌關係”展開的西州羌胡化、西州軍事集團的崛起及其對東漢政權的衝擊。本書將圍繞這兩條線索，對兩漢的“西州”經略與國勢盛衰之間的交互關係做一個較為全面的多角度分析，以展現“西州”之開拓—“西州”地方力量之成長—“西州”武力對中原腹地的回饋衝擊這樣一個完整的互動過程，並探究西漢與東漢不同的時代特質在其中發揮的作用和產生的影響。

西州是漢帝國的西北邊疆地區、華夏文明的邊緣，是中原農耕國家與北方遊牧民族爭奪交鋒的關鍵地區。在族群資源競爭的背景下，邊疆地區與族群生存的資源邊界和空間密切相關，邊緣成為牽動整體的重要地區，有時候邊緣地區的某些變動甚至可能促使中心發生結構性的變化，整體圖景也因而需要重新定義。當然，這裡只是強調邊緣、邊疆的某種重要性，這種重要性當然有其限度，它在很多方面還無法與中心腹地地區相提並論，但本書亦希望通過對邊緣變化的觀察來認識中心的某些動向，考察邊緣與中心的互動關係。

兩漢朝廷西州戰略的形成、執行及其最終的效果，必然受到內、外多種因素的制約和影響。在戰略上是進取拓邊抑或徙邊避寇，是驅逐蠻夷還是內徙夷狄，每一個被記錄下來的決策都只是“冰山一角”，影響這“一角”以什麼樣的形態出現的因素，都潛藏在海平面之下。分析一個政權的邊疆經略方針，需要從周邊外部環境與內部因素兩個方面考察。理論上而言，一個成熟的統治階層所做出的決策，必定會仔細權衡內外各種因素及其利弊，然後做出最優的選擇。但實際上做出正確決策是非常困難的，因為情勢可能複雜到當局者理不清頭緒的地步；利更大些或弊更大些的界限，也可能模糊到即使最老練的政治家也難以做出準確的判斷；更重要的影響決策的因素需要從國家政權內部去尋找，比如綜合國力的限制、皇權的禁忌，以及不同政治勢力之間的掣肘等。雖然皇帝在理論上是乾綱獨斷、權力無限，但是在實際的政治環境中也必須面對各種在他控制之外和意料之外因素的制約，雄才大略如高祖卻困頓于白登，強悍剛狠如高後亦忍冒頓之辱，漢初邊疆戰略的謹慎和保守，非常明顯地受制於漢匈雙方綜合實力的對比。東漢在處理西北“羌亂”問題上的失敗，一方面固然由於東漢國勢衰落，但朝廷對西北豪族的顧忌和防範，朝廷內各種政治勢力的鬥爭和掣肘，也是“羌患”長期無法解決的重要原因。某種邊疆政策制定後，能否得到有力的執行，更是受制於國內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的實際情況，主持與執行邊政者的素質，軍隊的徵集、裝備和訓練，要塞、交通線和邊防城市的修建，後勤物資的徵調和運輸，方方面面都考驗著帝國的綜合實力。邊疆雖然只是一個邊緣，卻關乎整個帝國的安全，並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部分，得之未必有利，但棄之必定有害。

最初的“西州”只是中央政策執行的客體，無論是修築長城、要塞、邊城，還是屯田、設郡縣、移民實邊，抑或派軍征伐，“西州”都是一個人力和物力的輸入地。逐漸地，在這個輸入的過程中，“西州”地方力量得到成長，待這種本土力量積蓄到一定程度，它就不再只是一個單純被輸入的客體，漸漸地亦獲得一定的“主體”性和主動性。最終，在外部情勢變化的契機下，“西州”力量會以某種形式回饋中心，這種回饋力量可以是良性的，亦可以具有非常強烈的破壞性。兩漢之際“西州”的地方勢力得到迅速的發展，河西竇融集團以邊地騎士及羌胡勁兵佐助光武帝完成統一，可以視為一種有益的回饋力量；而此時割據隴右的隗囂和佔據朔方與匈奴連兵的盧芳卻成為光武統一的障礙；後來因為帝國“西州”戰略的接連失誤，羌患愈烈，“西州”搖動，帝國東方與西方的政治、經濟及軍事關係失去平衡，在平定羌亂過程中形成的“西州”軍事集團在董卓的帶領下進入洛陽，廢立皇帝，殘破兩京，則是極具破壞性的回饋。我們看到，從西漢之初的“西州”開拓，到東漢末的“西州”邊兵入京，一個中央與邊疆互動的輪回完成了。“西州”，從一個遙遠陌生的異族活動的異域，嬗變成一個能夠積聚足夠的力量反噬中央，強烈影響東漢帝國國勢走向的地域，我們不禁要問，“西州”在這四百年中究竟發生了什麼？它們是如何發生的？

本書通過對兩漢西州經略的研究，透過中央政府之西州戰略的制定、執行和最終效果，力圖從中窺視整個帝國政治、社會、經濟、軍事的具體狀況和特質。從更廣泛的意義上看，“西州”亦是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兩大文明體衝突與戰爭、和平與貿易的舞臺，是雙方歷史演進的共同推進器。兩大文明在這一地帶持續的互動促使各自內部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影響了歷史的走向與進程。我們通過“西州”這個視窗，庶幾可以稍稍進入漢代歷史之內部，同時也可以跳出中原中心論，以更寬廣的視野考察農牧互動關係以及邊緣與中心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