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那度：追尋馬可·波羅的腳步

1986年4月，我在大學的第二年行將結束。某個風雨交加的夜晚，我艱難地走回宿舍，途中經過學院佈告欄。

我的目光落在一張明黃色的A4紙上，紙上有大寫字母標題：“蓋拉德·拉普斯利（GAILLARD LAPSLEY）旅行獎學金”。那一周我過得不太愉快。當時21歲的我囊中羞澀，倦於考前複習，而且已經開始渴望假期。我停步近前一看，發現那是關於基金的通告。該基金是為紀念一位剛辭世的歷史教師而設立的，旨在資助本學院中世紀歷史學者做研究旅行。而據我所知，學院裡研究中世紀的學者寥寥無幾。

我徑直去了圖書館，找到一本大四開版的《泰晤士世界歷史地圖集》（The Times Atlas of World History），迅速流覽，看看怎樣才能規劃一段最長、最費力耗時的旅程。我想，行程越長，我能申請的經費應該就越多。

一個小時後，我已經列印出一份探險申請，稱自己打算重走兒時偶像馬可·波羅那條起自耶路撒冷終於蒙古忽必烈汗的仙那度的遠征路線。“仙那度”這個地名能引人浮想聯翩，因此我對這份申請信心滿滿。但我最近碰巧看到一篇文章，稱連接巴基斯坦和中國的喀喇昆侖公路剛剛對遊客開放。這意味著自從十年前蘇聯切斷了馬可·波羅的陸上路線以來，從技術上說，這是首次有可能重拾他的足跡。我把申請投入老師的信箱裡就回去複習，把它拋在腦後。

一個月後，當我結束最後一門年終考試回到宿舍時，我發現有人把一隻飾有浮凸圖案的信封從門縫裡塞了進來。信封中有一紙短函和一張支票，票面金額相當慷慨——七百英鎊。這是我收到過的金額最大的支票。無比興奮之餘，我也有了不祥的預感，因為我發現自己面前是漫長而危險的旅程，要穿越我幾乎一無所知的世界。更糟糕的是，我剛剛被女朋友甩掉，而我原計劃要同她一起上路。

雖說沒能開個好頭，但接下來的探險仍然是我經歷過的最令人興奮的一次。如今我已在路上跋涉半生，但我經歷的一切都不如那次耗時三個月、長達六千英里的旅程刺激。當年我時而步行，時而搭車，時而乘大巴，橫穿了整片亞洲大陸。確切地說，它永遠改變了我的生活。

我之前已去過印度。那是前一年夏天，我沿著十字軍第一次東征的路線從蘇格蘭搭便車到耶路撒冷。我對英國作家的遊記涉獵較廣，埃裡克·紐比（Eric Newby）、布魯斯·查特文（Bruce Chatwin）、彼得·弗萊明（Peter Fleming）、派翠克·利·弗莫爾（Patrick Leigh Fermor）都是當時我的文學偶像，其中尤以羅伯特·拜倫（Robert Byron） 為最。我對他們頂禮膜拜，虔誠地俯伏在他們的祭壇下。現在我決心要寫自己的遊記。從旅行的第一天早上抵達耶路撒冷時，我就開始詳細做筆記，以期寫一本書，以現代人的身份致敬羅伯特·拜倫的《前往阿姆河之鄉》（The Road to Oxiana）。它是我的心頭好，我經常閱讀它，甚至能將其中大段文字默記於心。

這次探險結出的果實就是您面前的這本書——《仙那度：追尋馬可·波羅的腳步》（簡稱《仙那度》）。這本書於25年前的1989年首次出版，當時反響不錯。1980年代初，人們開始對小說失望，而遊記似乎成為小說之外的一種嚴肅選擇。作者仍然可以使用小說技巧塑造人物、遴選並調整經歷以營造一系列場景和固定套路，安排人物行動使敘事具體並推動情節發展，但這次作者筆下的內容是真實的。此外，與大多數虛構文學作品不同的是，遊記很暢銷。

保羅·索魯（Paul Theroux）的《火車大巴紮》（The Great Railway Bazaar）一書銷量達150萬冊，成功地為遊記寫作再次注入蓬勃活力。遊記曾風靡一時，但二戰後歐洲的帝國崩潰，它也逐漸衰落。該書的成功激勵布魯斯·查特文放棄記者工作，前往南美並寫出了《巴塔哥尼亞高原上》（In Patagonia）。該書於1977年出版，同年利·弗莫爾創作了《饋贈的時光》（A Time of Gifts）。1984年，遊記寫作達到高峰，當時格蘭塔出版社（Granta）發行了著名的《旅行寫作》（Travel Writing）專刊。雜誌編輯比爾·布福德（Bill Buford）寫道：“旅行寫作正在復興，從經典遊記再版和數量驚人的新秀遊記作家不斷湧現上就能看出這一點。自1930年代以來，旅行寫作從未如此流行或如此重要。”

所以《仙那度》可謂躬逢其盛。借此東風，本書為大眾慷慨接納且獲評甚佳，立即成為暢銷書，還獲了獎。這讓我首次想到以寫作為生。儘管如此，我對它的感情一直說不清、道不明。

因為《仙那度》通篇記錄的是某個年輕幼稚、夜郎自大的英國大學生的觀感、偏見和激情。事實上，二十一歲的我傲慢、自矜且自信，總是毫不猶豫地給某個國家貼上標籤，速度快到令人難堪，在此之前都不會費心斟酌一下。現在的我多少不太贊成當時的我，覺得那個小夥子就像一個自視甚高卻魅力十足的親密晚輩——你無法完全與他斷絕關係，但又想狠狠地扇他一巴掌，或者至少想辦法讓他清醒清醒，這都是為了他好。

然而，這本書承載了許多美好回憶。那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期之一：每天都有冒險，每天都有發現，每天都有對事物真諦的感悟。而這些賞心樂事都被它一一揀選，打包封存。現在，我在五十歲生日的前夕重讀它，重拾那些已被塵封於記憶角落裡的地方和冒險，更令人愉快的是，我能找回當年那種純粹的陶醉感。那個時候，時間仿佛無盡的長河流淌；那個時候，作業截止日期、責任和承諾都不見蹤影； 那個時候，青春的肌體充溢活力，而年輕人的樂觀如陽光閃耀； 那個時候，你想要的不過是經歷，而全世界如同一張地圖在面前徐徐展開，等你邁出第一步。

偉大的瑞士遊記作家尼古拉斯·布維爾（Nicolas Bouvier）寫道，人在旅途，“乏味的日常環境會被層層剝去，就像剝開包裝紙一樣”，會讓你陷入窘境，但同時也會使你“更好奇，直覺更敏銳，更易一見鍾情……你從旅行中獲得的，會比你想要的還多。很快，它就會證明自己是個獨立的個體。你以為自己是旅行的主角，但很快旅行就會重塑你，或把你打回原形”。

無論改變是好是壞，《仙那度》都改變了我。我現在仍同為柯林斯出版社買下該書版權的編輯邁克爾·菲什維克（Michael Fishwick）合作：迄今為止我們合作了八本關於中東、南亞和中亞的書，而通往中亞的大門正是1986年的那次旅行為我打開的。在它出版後不久，我娶了我可愛的室友。儘管她當時正忙於準備期末考試，但還是為我編輯了大部分手稿。我們一起搬到了德里。她想畫畫；我則著手創作後來的《精靈之城》（City of Djinns）。三十年後，我們仍住在德里，膝下有三個孩子。我們的長女現在讀大學，正雄心勃勃地為自己規劃環球旅行。

那兩位陪我在漫漫長路上吃了不少苦頭的旅伴仿佛就在我眼前。路易莎現在是技術嫺熟的圖片修復師，嫁給了一個非常英俊富有的年輕人，住在海伊小鎮（Hay on Wye）以南的英格蘭-威爾士交界地區。蘿拉毫不意外地躋身英國最成功、最令人敬畏的女商人之列，不時在媒體上露面，還在商場中征服過幾座令人目眩的高峰。

我們當年一同遊歷過的不少國家就沒那麼幸運了。好客的敘利亞正在內戰和伊斯蘭國治下的混亂局勢中苦苦掙扎；一度狂野卻迷人的巴基斯坦現如今面臨更多安全、經濟問題。而曾經到處是自行車、中山裝的中國已經成為新生的超級經濟體——這在當時是不可思議的。真是滄海桑田啊。

旅行寫作也變了。如果說過去的遊記著重記錄所到之處，即填補地圖空白，描述少有人見的偏遠地區的話，那麼在21世紀最好的遊記中，主角幾乎都是人。它們探索潛伏在全球化表像下的離奇多樣性。喬納森·拉班（Jonathan Raban）對此做了令人難忘的評論：“舊時代的遊客暴躁地抱怨：旅遊已死，無論在這個世界上走多遠，感覺不過是一次郊區遠足。他們大錯特錯。他們被所有瑣屑之物間的相似之處蒙蔽，卻忽略了所有重要事物間的基本差異。”

持這種信念的人不止拉班一個。科林·薩布倫（Colin Thubron）也許是1980年代最受尊敬的旅行作家，他仍筆耕不輟。他也很清楚，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這種文體。他最近告訴我：“世上有很多人跡罕至之地，人們對它們仍有很多誤解——想想伊朗吧。”“優秀的旅行作家可以為你描繪日常生活的來龍去脈，或概述人類生存狀態，而這些鮮少能被學術寫作、新聞或其他學科觸及。儘管我們有互聯網、穀歌地圖和通信革命，但這些仍不能替代遊記。”

《仙那度》描寫的世界中的許多東西已離我們遠去。看到自己的回憶慢慢變成史料，心中會充溢慈父般的欣悅之情。雖說在這本年少輕狂之作中，敘述者流露出極度優越感，偶爾還會直率地發表某些愚蠢觀點，但我仍為它感到非常自豪。畢竟它是我旅程的起點。重讀這些栩栩如生的描述，我的心頭湧上強烈的懷舊之情，同時希望在二十五年後的今天，這些文字仍能保留某些趣味，就像來自時空中某段逝去時光的漂流瓶被人打撈上岸，重新開啟。
 
威廉·達爾林普爾
2016年8月26日于新德里米拉·辛格農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