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英國著名文學評論家瑪律科姆·布拉德伯裡對維吉尼亞·伍爾夫在二十世紀文學中的貢獻作了如下的評論:她全部創作之豐富和成就之巨大——不僅是九部小說、女性主義文章、書籍評論和羅傑·弗萊伊傳,而且還有發表在雜誌上的文章、日記以及書信,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在她去世後出版的,現在還不斷出版——使她一度曾被指責為狹隘的作品變得越來越成為她的時代、她的精神世界和現代藝術思想的精髓。這段話可以說概括了伍爾夫在文學上的成就。從她一九一五年發表《遠航》以來,讀者和評論界對她的認識經歷了一個發展的過程。早期主要認為她是一個反傳統的先鋒派作家,以意識流手法和創作技巧上的創新見長。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心理傳記派、心理分析學派、馬克思主義文論派、女性主義評論家、從作品的社會政治性進行分析的研究者、從現代主義創作手法人手的分析家已經用今天存在的一切文學理論從一切角度對伍爾夫的作品進行了全面的詮釋,為讀者深入瞭解這些難懂的作品提供了方便。
伍爾夫認為,用傳統的現實主義手法進行創作不能捕捉住真正的生活。她眼中的真正的生活、真正的現實是變動不已的、未知的、不受拘束的、像一個明亮的光輪般的人的精神世界。她的全部創作活動就是探索一種手段,以求最好地表達她所理解的這種生活,這種真正的現實出於對生活和現實的這種獨特理解,她自然認為傳統的創作方法只能反映事物的外部,反映不了事物複雜多變的本質。她認為作家必須站在作品中不同人物各自的立場上去觀察、傾聽、思考,把所得到的印象、情緒、心境、氛圍重新組織,再現出生活與現實的精神和實質。
伍爾夫從個人的感受出發探索生活的價值,這使得她的作品帶上了強烈的內向性。她逐漸發展了一種靈活多變的、印象主義的、重表現思維不重表現行動的創作風格。這次翻譯出版的伍爾夫的三部作品《雅各布之屋》、《達洛維夫人》和《到燈塔去》充分反映了她作品的特點。這三部都是意識流小說,如果說還有傳統意義上的故事情節的話,那麼情節也是簡單得一句話就可以說完。例如,《達洛維夫人》寫的是一九一九年夏季某天,達洛維夫人早上出門為晚宴購物到晚宴結束的一天的生活,這無論是在吸引讀者去讀這本書或幫助讀者去理解這部作品上都沒有什麼意義。那麼,這是三部怎樣的作品,我們應怎樣閱讀它們呢?《雅各布之屋》是伍爾夫所寫的第三部小說。在此之前發表的《遠航》和《夜與日》是用較為傳統的創作手法寫的。
《雅各布之屋》是伍爾夫第一部開始採用意識流手法的實驗作品。她不顧事件發生的時間順序,在描寫事物時如電影中鏡頭般迅速化出化人,貫穿整個作品的是作者的觀察和思索。伍爾夫不斷變化敘述的角度,甚至創造了一些主要作用只是為了敘述他們對雅各布的印象的人物。雅各布的一生,從童年到離家去劍橋大學讀書,到在倫敦有自己房間的獨立生活,到他短暫的法國和希臘之行,以及最後在戰爭中陣亡,都是通過他留在親友心目中的各種不同印象,以及他的內心活動反映出來的。他一生留下的具體的、可觸摸的痕跡只有他在倫敦獨自生活時所住的那個房間,裡面有他的私人用品,這些遺物又在認識他的人的心中激起對他的回憶。
讀者在閱讀時感到仿佛在翻閱主人公的一本相冊,出現在眼前的是一幕幕生活的橫斷面,沒有引言、沒有結語,始終捕捉不住人物的性格和特點,使人感到一種朦朧的神秘。作者在環境的描寫中往往蘊涵著象徵意義,往往用評論點出寓意,用人物對事物的觀察表現主題。一些評論家指出,在這樣一部散文詩般優美卻又含義晦澀的作品中,伍爾夫充分寫出了她對戰爭的反感。作品中充滿了對英國教育文化結構的辛辣抨擊,它使年輕人充滿了尚武思想,變成心甘情願的戰爭犧牲品;揭示了古老的所謂知識至上的學府如何生產著一代又一代傲視眾生的、權力和特權的接班人。
馬克思義評論家對伍爾夫的階級態度的分析評論集中在《達洛維夫人》上。最早的一篇文章是威廉·燕樸遜(Wilham Empson)的《作為政治諷刺文學的“達洛維夫人”》(Mrs Dallowayasa Political Satire,1932)。燕樸遜認為伍爾夫對統治階層和對他們持批評態度的人都有著一定的同情,表現在對達洛維夫人晚會上的既諷刺又羡慕的描述上。到一九七○年,特裡·伊格爾頓在《流放與逃亡:現代文學研究》(Exilesand Emigres:Studiesin Modern Literature)中進一步發展了這一論點,他認為作者通過彼德·沃爾什這個人物反映了對社會的批評,但同時又把他表現成一個乖僻的人。小說對英國上層階級的生活和社會習俗既批評又支持。伊格爾頓分析伍爾夫既意識到階級存在的問題,又保有上層階級的文化貴族的精神追求,因此不可能對社會問題持明確的批判態度。她所代表的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