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舉要版本通義

《古籍舉要》乃錢基博教授鍾漢讀陳澧《東熟讀書記》時，常有申論，隨記成冊，署名《後東塾讀書記》。本書共分十七卷，主要內容包括︰孝經、論語、孟子、周易、尚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小學、諸子、西漢、鄭學、三國、朱子。《版本通義》主要考證並研究了中國古代圖書版本，是錢基博撰寫的我國現代第一部版本學專著。該書寫于1930年，共分為四個部分——原始第一︰記述了上古至五代版本；歷史第二︰記述了宋元明清時期版本的沿革；讀本第三︰記述了四部要籍善本；餘記第四︰專記治版本的心得。錢基博在該書中較早地提出了“版本之學”的說法，並且開創性地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對版本學進行了專門系統的闡述，是繼葉德輝《書林清話》之後又一部版本學專著。

古籍舉要
版本通義

長夏無事，課從子鐘漢讀番禺陳澧蘭甫《東塾讀書記》，時有申論，隨記成冊。其中有相發者，有相難者，每卷得如干事，盡四十五日之力訖事。陳氏以東塾名其廬，而僕課子弟讀書之室，會在宅之東偏，遂以後東塾名吾室；而董理所記，都十七卷，署日《後東塾讀書記》，而古籍之精要者粗舉；以與陳《記》，合之則互為經緯，而分之則各成篇章，庶幾並行不廢雲。

陳氏何為而作《東塾讀書記》也?日以抹敝也。曷言以抹敝也?清儒喜言東漢許、鄭之學，至嘉、道之世，極熾而敝。于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為量，以窺隙攻難為功，其甚者欲盡舍程朱而宗漢之士，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而遺其巨。物極必反，窮而思通，于是有西漢今文之學興。自武進莊存與方耕始治《公羊》，作《春秋正辭》，漸及群經。其為學務明微言大義，不專章句訓詁之末。一門並承其緒，其外孫劉逢祿申受及長洲宋翔鳳于庭復從而張之，海內風動，號為常州學派。一衍而為湖南之王閭運壬秋、四川之廖平季平。以《公羊》言禮制。又一衍而為廣東之康有為長素、梁啟超任公，以《春秋》言經世。此一派也。其又一派，則兼綜漢、宋，不為墨守，以為清學出朱子之道問學以上窺許、鄭，又謂漢儒亦明義理，力祛漢宋門戶之見。于是南海朱次琦子襄及陳澧開宗于粵，義烏朱一新鼎甫、定海黃以周元�同桴應于浙，前唱後喁，蔚成學風。二者之為學不同，而要歸于*漢學之碎則一。陳澧晚年著《東塾讀書記》二十五卷，其中卷十三《西漢》，卷十四《東漢》，卷十七《晉》，卷十八《南北朝隋》，卷十九《唐五代》，卷二十《宋》，卷二十二《遼金元》，卷二十三《明》，卷二十四《國朝》，卷二十五《通論》，凡十卷，則莧采漢晉以後諸儒粹言至論，有目無書。獨卷十三《西漢》補刊別行，而世所流傳者，通行本十五卷，乃尋求群經大義及其源流正變得失所在。遵鄭康成《六藝論》，以《孝經》為道之根源，六藝之總會，而冠于編；學《易》不信虞翻之說；學《禮》必求禮意；次考周秦諸子流派，抉其疵而取其醇；其次則表章鄭學、朱子，駢稱並贊，以明溝通漢、宋之旨，蓋隱比顧亭林之《日知錄》。然而有不同者。亭林之纂《日知錄》，旨在經世；而澧之為《讀書記》，專崇講學。亭林言經學即理學，將以實事求是，抹王學之空；而澧明漢學通宋學，欲以疏通致遠砭清儒之碎。前有自述一篇，中稱“讀鄭氏諸經注，以為鄭學有宗主，復有不同，中正無弊，勝于許氏《異義》、何氏《墨守》之學。讀《後漢書》，以為學漢儒之學，尤當學漢儒之行。讀朱子書，以為國朝考據之學，源出朱子，不可反詆朱子。尤好讀《孟子》，以為孟子所謂性善者，人性皆有善，荀、楊輩皆未知也。又著《漢儒通義》七卷，謂漢儒善言義理，無異于宋儒。宋儒輕蔑漢儒者，非也。近儒尊漢儒而不講義理，亦非也”。可以覘生平宗尚之所在焉。

《無邪堂答問》五卷，義烏朱一新鼎甫撰。一新，光緒丙子恩科曹鴻勛榜下進士，累官陝西道監察御史，以疏劾內侍李蓮英，懿旨詰N責，降官主事。兩廣總督張之洞延為肇慶府端溪書院山長，尋入廣州，為廣雅書院山長，為定院規，先讀書而後考藝，重實行而屏華士；仿古專家之學，分經、史、理、文四者，延四分校主之。諸生人賦以日記冊，質疑問難，以次答焉，成就甚眾。因輯錄講論之詞，成《無邪堂答問》五卷。嘗謂進德莫先于居敬，修業莫先于窮理，窮理必兼學問、思辨。學問者，格致之事。思辨者，由致知以幾于誠正之博而反約；則居敬尤要。故院中生徒有聰穎尚新奇者，必導而返諸正大篤實。其論學術，謂“近世漢與宋分，文與學分，道與藝分。豈知聖門設教，但有本末先後之殊，初無文行與學術治術之別”。又以道、咸以來，士大夫好講西漢《公羊》之學，流弊至于蔑古荒經，因反復論難以正其失，至論西學、耶教、新疆、鐵路、吉林邊防數十條，亦復洞中竅會。傍晚納涼庭中，與諸兒論次及之，以為《答問》可配陳澧《東塾讀書記》。倘學者先讀陳《記》以端其向，繼之《答問》以博其趣，庶于學問有從入之途，不為拘虛門戶之見。兒子鐘書因言︰“《答問》與陳《記》同一兼綜漢、宋；若論識議閎通，文筆犀利，則陳《記》遠不如《答問》!”余告之曰︰“不然，陳君經生，樸實說理，學以淑身。朱生烈士，慷慨陳議，志在匡國。《答問》文筆議論，遠勝陳君，信如所論。然《答問》之體，適會多途，皆朱生當日應機作教，事無常準，《詩》、《書》互錯綜，經史相紛紜，義既不定于一方，學故難求其條貫。又其言皆有為而發，非于晚清學風史實，爛熟心胸，未易曉其端緒；不如陳君《讀書記》之部居別白，牖啟涂轍，論議盡欠雄駿，開示彌征平實。又賢聖應世，事跡多端，隨感而起，故為教不一。陳君宿學，但見戴學末流之嵬瑣，故欲救之以通，而于《公羊》有發揮，亡貶絕。朱生晚出，及見康氏今文之狂詭，更欲諷之于正，而于《公羊》多駁難，少贊揚。此其較也。”鐘書因言︰“見朱先生《佩弦齋文》，中有與康長素論學論書諸書，皆極銳發。”又謂︰“朱生自詡‘人稱其經學，而不知吾史學遠勝于經。”’大抵朱生持宋學以正漢學，蓋陳君之所同趣，而治經學以得史意，則陳君之所未到。又其較也。閉戶講學而有子弟能相送難，此亦吾生一樂。唯連日身體又劇不適，殊為美中不足耳。時在中華民國十九年八月，無錫錢基博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