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哈佛學者傅高義教授在日本社會經濟騰飛的前一刻,發表了驚世之作《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他以實地采集的信息和材料,通過社會研究的手法,肯定了日本擁有諸多社會模式方面的成功范例,對發展速度正在減緩的美國是一面可鑒之鏡。《日本第一》出版后迅速成為西方學界日本學中最暢銷也最具影響力的作品,定義了之后十年「向日本學習的風向」。新加坡政府甚至把它列為部長和高級官員的必讀書。為《日本第一》2016年在中國的新版亮相,傅高義特別撰寫新序,再度肯定日本,認為日本即使經過了「失落的二十年」,屬於《日本第一》時代的優良特質依舊存在,對於發展中國家甚至像美國和中國這樣的大型的經濟體,仍能給予重要的啟迪。深入研究日本的現代組織、經濟團體、企業文化和官僚制度等社會結構和管理案例之后,傅高義認為日本的成功,並非來自傳統的國民性、古已有之的美德,而是來自日本獨特的組織能力、措施和精心計划,從日本社會模式的成功中亦可窺一二:日本的教育水准高且普及度好;社會治安好,犯罪率較低;有一套培養精英官僚、抑制腐敗的有效體系;強調認同感卻不缺乏競爭性的企業文化;提供合理保障又不致養懶漢的福利體系,等等。這也是為什麼在面對有關「日本第一」這個說法的熱議時,傅高義強調:「我說』日本第一『不是指日本經濟是全世界最強大的,而是要告訴美國人,日本是如何發展的。」復旦大學美研中心主任、國際問題研究專家沈丁立譯新版序;南京大學社會學院院長、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周曉虹博士等鼎力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