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狗

記憶，閱讀，另一種目光（總序）
隻言片語，包羅萬象（中譯本前言）
路邊狗
路邊狗
局限
眼睛
失控
尋找
不是我的
審判
阿尼瑪
老人
我也曾喜歡
光有意識就夠了嗎
與造物主換位思考
專注
代替
暫時的與虛假的
為何而羞恥？
用心感受
歌頌上帝和英雄
感恩
信，不信
本應該？
行善與恩賜
她的異端邪說
特殊時刻
摘抄
想像力的貧瘠
神學，詩
論據
崇高
詩篇
乞討者之歌
虛無主義不起眼的魔力
普遍的虛無主義
麻醉人民的鴉片
顛倒
習俗的勝利
宗教與政治
宗教
達成以後
可憐的叔本華
垂直軸
呱呱叫
墮落
這麼簡單？
預言
摘抄
宗教復興
創造日
奔跑
不可能
缺憾
幼稚
抗拒
藝術崇拜
亞裡山大裡亞
不是他
過去
不陽剛的
詩的性別
語言的力量
衣著
得救贖與下地獄
追求目標
藝術與生活
熱帶
鵜鶘（哥斯大黎加）
球（哥斯大黎加）
五光十色的世界
警告
名稱
將來會怎樣
我們這個圈子
溫度
它
發現
未來
使命
民族
迷宮
托倫市八歲的阿霞
在夢裡
夢的疆域
夢
超然
經驗
同時
懷疑
布裡
如果我也寫日記
男人的特點
論據
高與低
好萊塢
寬容
不同
一碗神聖的湯
波蘭詩人
解脫
蒸餾
教訓
難道不是嗎？
人物
目標
小說
情節劇
神話故事
渴望
獨白
懷疑
自我蔑視
貢布羅維奇
在非洲
我的看法
想念了
洗滌
楷模
一位波蘭作家
時代
謹慎
我看見了
分離
如果
習俗
體面
八十五歲
相反
對真相的渴望
偽裝
愛上
被找到的私人筆記
美國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我的頓悟所建成的大教堂
再無足輕重的事物
死亡天使極富魅力
為了擺脫黑夜的折磨
在我牙醫診所的窗外
噢，我所渴望的一切
反差
古典派詩人的抱怨
如此命運
倒置的望遠鏡
登山人
飛翔
你不知道
遲鈍
從何而來
夢中的城堡
有關顏色的小論文
叢林
戰略
世界的法則
歌聲
那裡
她的日記
無能為力
與其
理智
憐憫
海倫卡
海倫卡的信仰
幸村
貢獻出來的話題
為什麼我要貢獻出一些話題？
流域
大陸邊緣
跳蚤
這個星球
對祖尼佩羅神父靈魂的判決
關於祖尼佩羅神父的問題
考古學
達爾文太太
查理斯·達爾文的妻子
和島嶼說再見吧！
護身符
罪人
侏儒瓦倫丁
郊遊
森林
哈德烏什先生
一生
大學生們的遊戲
出了出拉
後天性狀的傳遞
刺恨的碎片
庭審
某個詩人
童話
父親的憂慮
畢生作品
人群之中
克里斯多夫·羅賓
漫畫
漂亮女孩
看手相
丈夫與妻子
繼承
在世紀之末
阿拉斯托耳
神職人員
在大學
一個歷史學家的憂慮
一個英雄的事蹟
有關果戈理的研究
WYPIMPISZONA
荒島上
等一等！
一把紅傘
音樂
貓的秘密
脫膠
禁忌
被驅逐的厄洛斯
奧林匹亞居民的遊戲
越來越少的告解
神父和卡薩諾瓦
字典
對知識的熱愛
一位哲人
讚美不平等
裡與外
先祖
河流

記憶，閱讀，另一種目光

昆德拉說過：“人的一生註定紮根於前十年中。”我想稍稍修改一下他的說法：“人的一生註定紮根于童年和少年中。”童年和少年確定內心的基調，影響一生的基本走向。

不得不承認，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有著不同程度的俄羅斯情結和東歐情結。這與我們的成長有關，與我們的童年、少年和青春歲月有關。而那段歲月中，電影，尤其是露天電影又有著怎樣重要的影響。那時，少有的幾部外國電影便是最最好看的電影，它們大多來自東歐國家，幾乎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是我們童年的節日。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它們還是我們的藝術啟蒙和人生啟蒙，構成童年最溫馨、最美好和最結實的部分。

還有電影中的臺詞和暗號。你怎能忘記那些臺詞和暗號。它們已成為我們青春的經典。最最難忘的是《瓦爾特保衛塞拉耶佛》。“‘空氣在顫抖，仿佛天空在燃燒。’‘是啊，暴風雨來了。’”“看，這座城市，它就是瓦爾特。”簡直就是詩歌。是我們接觸到的最初的詩歌。那麼悲壯有力的詩歌。真正有震撼力的詩歌。詩歌，就這樣和英雄主義和浪漫主義，緊緊地連接在了一道。
還有那些柔情的詩歌。裴多菲，愛明內斯庫，密茨凱維奇。要知道，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讀到他們的詩句，絕對會有觸電般的感覺。而所有這一切，似乎就濃縮成了幾粒種子，在內心深處生根，發芽，成長為東歐情結之樹。

然而，時過境遷，我們需要重新打量“東歐”以及“東歐文學”這一概念。嚴格來說，“東歐”是個政治概念，也是個歷史概念。過去，它主要指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七個國家。因此，在當時，“東歐文學”也就是指上述七個國家的文學。這七個國家，加上原先的東德，都曾經是以蘇聯為首的華沙條約組織的成員。

一九八九年底，東歐發生劇變。此後，蘇聯解體，華沙條約組織解散，捷克和斯洛伐克分離，南斯拉夫各共和國相繼獨立，所有這些都在不斷改變著“東歐”這一概念。而實際情況是，波蘭、捷克、匈牙利、羅馬尼亞等國家甚至都不再願意被稱為東歐國家，它們更願意被稱為中歐或中南歐國家。同樣，不少上述國家的作家也竭力抵制和否定這一概念。在他們看來，東歐是個高度政治化、籠統化的概念，對文學定位和評判，不太有利。這是一種微妙的姿態。在這種姿態中，民族自尊心也發揮著不可估量的作用。

但在中國，“東歐”和“東歐文學”這一概念早已深入人心，有廣泛的群眾和讀者基礎，有一定的號召力和親和力。因此，繼續使用“東歐”和“東歐文學”這一概念，我覺得無可厚非，有利於研究、譯介和推廣這些特定國家的文學作品。事實上，歐美一些大學、研究中心也還在繼續使用這一概念。只不過，今日，當我們提到這一概念，涉及的就不僅僅是七個國家，而應該包含更多的國家：立陶宛、莫爾達瓦等獨聯體國家，還有波黑、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塞爾維亞、黑山等從南斯拉夫聯盟獨立出來的國家。我們之所以還能把它們作為一個整體來談論，是因為它們有著太多的共同點：都是歐洲弱小國家，歷史上都曾不斷遭受侵略、瓜分、吞併和異族統治，都曾把民族復興當作最高目標，都是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才相繼獲得獨立，或得到統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都走過一段相同或相似的社會主義道路，一九八九年後又相繼推翻了共產黨政權，走上了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之後，又幾乎都把加入北約、進入歐盟當作國家政策的重中之重。這二十年來，發展得都不太順當，作家和文學都陷入不同程度的困境。用飽經風雨、飽經磨難來形容這些國家，十分恰當。

換一個角度，侵略，瓜分，異族統治，動盪，遷徙，這一切同時也意味著方方面面的影響和交融。甚至可以說，影響和交融，是東歐文化和文學的兩個關鍵字。看一看布拉格吧。生長在布拉格的捷克著名小說家伊凡·克裡瑪，在談到自己的城市時，有一種掩飾不住的驕傲：“這是一個神秘的和令人興奮的城市，有著數十年甚至幾個世紀生活在一起的三種文化優異的和富有刺激性的混合，從而創造了一種激發人們創造的空氣，即捷克、德國和猶太文化。”

克裡瑪又借用被他稱作“說德語的布拉格人”烏茲迪爾的筆為我們描繪了一個形象的、感性的、有聲有色的布拉格。這是一個具有超民族性的神秘的世界。在這裡，你很容易成為一個世界主義者。這裡有幽靜的小巷、熱鬧的夜總會、露天舞臺、劇院和形形色色的小餐館、小店鋪、小咖啡屋和小酒店。還有無數學生社團和文藝沙龍。自然也有五花八門的妓院和賭場。布拉格是敞開的，是包容的，是休閒的，是藝術的，是世俗的，有時還是頹廢的。

布拉格也是一個有著無數傷口的城市。戰爭、暴力、流亡、占－領、起義、顛覆、出賣和解放充滿了這個城市的歷史。飽經磨難和滄桑，卻依然存在，且魅力不減，用克裡瑪的話說，那是因為它非常結實，有罕見的從災難中重新恢復的能力，有不屈不撓同時又靈活善變的精神。如果要用一個詞來形容布拉格的話，克裡瑪覺得就是：悖謬。悖謬是布拉格的精神。

或許悖謬恰恰是藝術的福音，是藝術的全部深刻所在。要不然從這裡怎會走出如此眾多的傑出人物：德沃夏克，雅那切克，斯美塔那，哈謝克，卡夫卡，布洛德，里爾克，塞弗爾特，等等。這一大串的名字就足以讓我們對這座中歐古城表示敬意。

布拉格如此，塞拉耶佛、華沙、布加勒斯特、克拉科夫、布達佩斯等眾多東歐城市，均如此。走進這些城市，你都會看到一道道影響和交融的影子。

在影響和交融中，確立並發出自己的聲音，十分重要。不少東歐作家為此做出了開拓性和創造性的貢獻。我們不妨將哈謝克和貢布羅維奇當作兩個案例，稍加分析。

說到捷克作家哈謝克，我們會想起他的代表作《好兵帥克》。以往，談論這部作品，人們往往僅僅停留於政治性評價。這不夠全面．也容易流於庸俗。《好兵帥克》幾y－沒有什麼中心情節，有的只是一堆零碎的瑣事，有的只是帥克鬧出的一個又一個的亂子，有的只是幽默和諷刺。可以說，幽默和諷刺是哈謝克的基本語調。正是在幽默和諷刺中，戰爭變成了一個喜劇大舞臺，帥克變成了一個喜劇大明星．一個典型的“反英雄”。看得出，哈謝克在寫帥克的時候，並沒有考慮什麼文學的嚴肅性。很大程度上，他恰恰要打破文學的嚴肅性和神聖感。他就想讓大家哈哈一笑。至於笑過之後的感悟，那就是讀者自己的事情了。這種輕鬆的姿態反而讓他徹底放開了。借用帥克這一人物，哈謝克把皇帝、奧匈帝國、密探、將軍、走狗等等統統給罵了。他罵得很過癮，很解氣，很痛快。讀者，尤其是捷克讀者，讀得也很過癮，很解氣，很痛快。幽默和諷刺於是又變成了一件有力的武器，特別適用於捷克這麼一個弱小的民族。哈謝克最大的貢獻也正在於此：為捷克民族和捷克文學找到了一種聲音，確立了一種傳統。

而波蘭作家貢布羅維奇與哈謝克不同，恰恰是以反傳統而引起世人矚目的。他堅決主張讓文學獨立自主。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貢布羅維奇的作品在波蘭文壇顯得格外怪異離譜，他的文字往往誇張扭曲，人物常常是漫畫式的，他們隨時都受到外界的侵擾和威脅，內心充滿了不安和恐懼，像一群長不大的孩子。作家並不依靠完整的故事情節，而是主要通過人物荒誕怪僻的行為，表現社會的混亂、荒謬和醜惡，表現外部世界對人性的影響和摧殘，表現人類的無奈和異化以及人際關係的異常和緊張。長篇小說《費爾迪杜凱》就充分體現出了他的藝術個性和創作特色。

捷克的赫拉巴爾、昆德拉、克裡瑪、霍朗，波蘭的米沃什、赫貝特、希姆博爾斯卡，羅馬尼亞的埃裡亞德、索雷斯庫、齊奧朗，匈牙利的凱爾泰斯、艾什特哈茲，塞爾維亞的帕維奇、波帕，阿爾巴尼亞的卡達菜……如此具有獨特風格和魅力的當代東歐作家實在是不勝枚舉。

某種程度上，東歐曾經高度政治化的現實，以及多災多難的痛苦經歷，恰好為文學和文學家提供了特別的土壤。沒有捷克經歷，昆德拉不可能成為現在的昆德拉，不可能寫出《可笑的愛》《玩笑》《不朽》和《難以承受的存在之輕》這樣獨特的傑作。沒有波蘭經歷，米沃什也不可能成為我們所熟悉的將道德感同詩意緊密融合的詩歌大師。但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由於語言的局限以及話語權的控制，東歐文學也極易被塗上濃郁的意識形態色彩。應該承認，恰恰是意識形態色彩成全了不少作家的聲名。昆德拉如此。卡達萊如此。馬內阿如此。赫爾塔·米勒亦如此。我們在閱讀和研究這些作家時，需要格外地警惕。過分地強調政治性，有可能會忽略他們的藝術性和豐富性。而過分地強調藝術性，又有可能會看不到他們的政治性和複雜性。如何客觀地、準確地認識和評價他們，同樣需要我們的敏感和平衡。

一個美國作家，一個英國作家，或一個法國作家，在寫出一部作品時，就已自然而然地擁有了世界各地廣大的讀者，因而，不管自覺與否，他，或她，很容易獲得一種語言和心理上的優越感和驕傲感。這種感覺東歐作家難以體會。有抱負的東歐作家往往會生出一種緊迫感和危機感。他們要用盡全力將弱勢轉化為優勢。昆德拉就反復強調，身處小國，你“要麼做一個可憐的、眼光狹窄的人”，要麼成為一個廣聞博識的“世界性的人”。別無選擇，有時，恰恰是最好的選擇。因此，東歐作家大多會自覺地“同其他詩人，其他世界，和其他傳統相遇”（薩拉蒙語）。昆德拉、米沃什、齊奧朗、貢布羅維奇、赫貝特、卡達萊、薩拉蒙等等東歐作家都最終成為“世界性的人”。

關注東歐文學，我們會發現，不少作家，基本上，都在出走後，都在定居那些發達國家後，才獲得一定的國際聲譽。貢布羅維奇、昆德拉、齊奧朗、埃裡亞德、紮加耶夫斯基、米沃什、馬內阿、史沃克萊茨基等等都屬於這樣的情形。各種各樣的原因，讓他們選擇了出走。生活和寫作環境、意識形態原因、文學抱負、機緣等，都有。再說，東歐國家都是小國，讀者有限，天地有限。

在走和留之間，這基本上是所有東歐作家都會面臨的問題。因此，我們談論東歐文學，實際上，也就是在談論兩部分東歐文學：海外東歐文學和本土東歐文學。它們缺一不可，已成為一種事實。

在我國，東歐文學譯介一直處於某種“非正常狀態”。正是由於這種“非正常狀態”，在很長一段歲月裡，東歐文學被染上了太多的藝術之外的色彩。直至今日，東歐文學還依然更多地讓人想到那些紅色經典。阿爾巴尼亞的反法西斯電影，捷克作家伏契克的《絞刑架下的報告》，保加利亞的革命文學，都是典型的例子。紅色經典當然是東歐文學的組成部分，這毫無疑義。我個人閱讀某些紅色經典作品時，曾深受感動。但需要指出的是，紅色經典並不是東歐文學的全部。若認為紅色經典就能代表東歐文學，那實在是種誤解和誤導，是對東歐文學的狹隘理解和片面認識。因此，用藝術目光重新打量、重新梳理東歐文學已成為一種必須。為了更加客觀、全面地翻譯和介紹東歐文學，突出東歐文學的藝術性，有必要顛覆一下這一概念。藍色是流經東歐不少國家的多瑙河的顏色，也是大海和天空的顏色，有廣闊和博大的意味。“藍色東歐”正是旨在讓讀者看到另一種色彩的東歐文學，看到更加廣闊和博大的東歐文學。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定稿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