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大動蕩、大變革的時期,隨著這場裂變,一直佔據統治地位的儒學思想開始走向崩潰,人們的思想境界也掙脫各種束縛,趨于自由開放,繼之玄學佛道的興盛,清議評談的濫觴,在積極和消極世界觀踫撞之中,翠術、文藝得到了空前的繁榮和發展。就書體演變而言,這是一個多種書體交相發展的時代,在隸書開始盛極始衰,走向程序化的窮途末路之時,楷、草、行書在短暫的時段內,迅速完成了它的裂變轉化和交融完善,逐步走向成熟。
經過魏晉眾多書家的努力和拓展,又經王義之、王獻之父子的整合、革新,草書、行書開始以一種新的面目展示出來,使之逐漸定型。由于二王父子強調了用筆的使轉,使筆勢轉折而連綿,結構體勢富于變化,線條流動而極具韻致,從而擺脫了章草的波磔,以及書寫程序的刻板,使書寫更具自由情趣。體勢縱橫,俯仰頓挫,上下映帶,婉約妍媚千余年,行草成為後世書家廣泛運用的書寫形式,可以說二王父子締造了一個書可寄情、可散懷的偉大開端,使書法真真正正地上升到了藝術高度。
經過二王父子創新的行草書在東晉的文人士大夫中作為最便捷、最時尚的一種書體,被廣泛地應用于簡札之中。由于脫盡了前代以來用草滯重的書寫程序,將其提升為俊逸流美的書寫風格,使其簡約自由、風神瀟灑、韻致卓絕,于是新體被文人士大夫廣泛接受並開始盛行。我們今天能看到的魏晉手札、殘紙,件件不過數行而已,雖然皆問候、述事之語,但都能逸筆余興,淋濰揮灑,或媚或妍,姿態橫生,令人折服不已。所以說,東晉行草書的流行,功在二王父子,其在書法史上的貢獻是不可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