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遜作為一個享有國際知名度的學者,其理論中「華美」的一面——這早已為諸多研究論文或專著清晰地闡發——讓人深受啟發,其理論之龐雜令人嘆為觀止,其理論中存在的不少漏隙,也讓人不免對這個以馬克思主義批評家自居者思維的謹嚴與邏輯的縝密產生些許疑慮。
而這種帶有批判精神的研究,恰恰是我們所欠缺的。
王偉編著的《社會形式的詩學(詹姆遜文學形式理論探析)》上編試圖從詹姆遜的形式理論切入,在梳理的基礎之上同時進行深入剖析,從而探究其合理性與潛在的理論罅隙。
眾所周知,文學研究中傳統的形式與內容二分的方式在二十世紀的文學批評中備遭攻擊,然而,這一對沿襲已久的概念並非概念的「木乃伊」,在文學作品分析中它們仍然不可或缺。
在其著作中,詹姆遜承繼並發展了馬克思的傳統觀點,並對形式的內涵與外延以及形式與內容的關系進行了深入探討,同時,對於非馬克思主義的批評觀發表了中肯的批評意見。
在力圖超越形式主義與社會學及歷史學的文字運用之間那種無效的、靜態對立的同時,詹姆遜着力構建能夠調和內部與外部、內在與外在、現在與歷史的辯證批評,而形式與內容的適合在辯證批評之中是一個重要的並且染有烏托邦色彩的衡量優秀文學作品的標桿。
在辯證批評的構建中,詹姆遜還啟用了「內部形式」這個自普羅提諾而來的有些含混的概念,並對其涵義作了簡要闡發。
問題的關鍵在於,內部形式與內容之間是否有重合部分、兩者能否清楚地分開——因為這關系到「內部形式」概念的有效性。
詹姆遜認為,文學是社會的一種象征行為,在文學闡釋中,形式與內容兩者應該並重——這與其形式與內容的辯證觀顯然緊密相連。
而有的學者只從其個別文句,就得出了詹姆遜「闡釋重心的轉移:從內容轉向形式」的片面之詞。詹姆遜認為,在批評過程中,與其說是對內容的釋義不如說是對它的揭示,這固然是深刻的洞見。
問題在於,對內容的批評如果僅僅是揭示的話,就難免使得批評異化成「尋寶」游戲。
另外,能否以及如何把揭示與釋義徹底地區分開來,也是擾人的問題。為詹姆遜甚為自得的三個同心圓闡釋理論,內部其實也存在着不少的漏隙。
詹姆遜吸取了曼德爾關於資本主義發展三階段的思想,並認為,隨着資本主義由現代向后現代的過渡而相應地出現了一場文化轉向。
詹姆遜斷言,與現代主義文化相比,后現代文化無論在形式還是在內容上,都失去了先前的挑釁性與沖擊力——這首先當然是詹姆遜對時代脈搏的敏銳把握。
但這引發的問題是,轉向之后的后現代主義文化是否還對社會有批判性,如果有的話,又以什麼方式發送。一方面,詹姆遜從理論上作出了宏大判斷——資本的強力滲透使得批評距離被撤銷,批判性自然隨之煙消雲散。但另一方面,在實際批評中,他對批判性又似乎有所保留。
另外,還有其他一些理論家對后現代藝術的批判性與顛覆性信心十足。所以,在總體認可詹姆遜理論的前提之下,為了填充其理論大判斷與實際小操作之間的裂隙,我們比較傾向於把批判性的「失去」改作「弱化」或「衰落」。
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是相互聯系的形式階段或文化階段。本書的下編在梳理各自的來源及特征后,重在結合中國經驗與中國問題展開討論。其中既有對可以驗證詹姆遜文學形式理論的諸多文化現象的解析,更有對該理論所難以涵括的復雜經驗的深入探究。
王偉,文學博士,福建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副研究員,已出版《后形而上學文論》(上海三聯書店,2012),在CSSCI刊物發表論文3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