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國家圖書館所藏P.2141號《大乘起信論略述(卷上)》行草殘卷,為唐朝代宗時期敦煌沙州龍興寺寫經僧所書寫。由於該卷尾部殘去,沒有留下題記,所以不知道書寫者的自述究竟如何。不過,由於敦煌寫經中還有其他卷號的《大乘起信論略述(卷上)》寫本,尤其是英國所藏S.2436號,尾完整,最末寫有一行題記:『寶應貳載玖月初於沙州龍興寺寫記。』『寶應』為唐代宗年號,『寶應貳載』即西元763年,沙州龍興寺即敦煌莫高窟之寺院,『寫記』是寫經生寫完某經後的題記,通常都會寫明時間、地點、書寫者名號和寫經原由。由此題記,可知S.2436號草書寫本出於敦煌僧人之手。那麼S.2436號寫經與P.2141號有什麼聯係嗎?有的。我仔細比較二卷的筆跡,注意其草法上的特徵,發現這兩個寫本其實出於一人之手。試看S.2436號的兩個片段:雖然由於所得真跡清晰度較低,與所比較的寫本縮放比例也不同,但是其相似性卻仍然不容置疑。再說,同一書寫者由於所處的情境不同,書寫的速度、草化的程度也不可能一成不變,因此略有差是難免。
不過讀者的慧眼,自能識破其異中之同。這兩個寫本既然應該是一人所寫,卻並非同一寫本撕裂而成的兩個碎片,那麼就是說同一書寫者寫了兩遍《大乘起信論略述》(卷上)。這是否可能呢?我認為可能。因為在當時的敦煌寺院中,有一些職業的寫經生,他們一生都以抄寫佛經以及其他文獻為日常工作,因此同一經卷抄寫兩遍屬於正常情況。P.2141號寫卷所寫《大乘起信論略述》(卷上),作者為釋曇曠。在本卷的開頭,原有一篇沙門澄漪所述的《序》,對作者有簡要的評介:『有建康沙門曇曠者,幼而好學,長而成德,妙閑製述,善能清詞,先造《廣釋》,後學賴焉含事理,網羅邪正。無執而不改,有疑而皆遣。恐初心者仰崇崖而起退,望渤澥而迷神,迺複撮其旨歸,為之略述。可謂尋其源而知其流,折其擀(檊)而得其技(枝)。至如開發題端,該談教藏;傍探異說,委闢義門;引經證成,會《論》宗趣;法喻周舉,問答折(析)疑,略而不明,具如《廣釋》。
好博聞者,尋而究之,且欲指陳,綰攝綱要。澄漪不才,喜承餘論,揚攉(榷)深旨,以示方來。冀法鏡高懸、真風不墜耳!』稱讚曇曠天賦出眾,擅長著述,曾經寫過《大乘起信論廣釋》這樣一部重典,闡述佛理,深奧周全,為後人所仰賴。然而由於該《廣釋》普通讀者難以讀懂,所以曇曠就又寫了這部《略述》,更加精練簡明,更加容易流傳。曇曠是唐朝時期的建康人,也就是現在的南京人,是南方的大德名僧;然而,曇曠卻不遠千里來到敦煌,在敦煌及其武威等佛教勝地度過了他一生中最主要的活動時期,在那沙漠的綠洲中撰寫宏篇巨帙。根據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出土的文獻,曇曠還曾於唐代大曆九年(西元774年)在敦煌完成了一部《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決》的重要著作(有S.985、S.2732等多卷),在當時的敦煌地區也極有影響。
一個南京僧人,遠赴敦煌,並且在斯樂斯,成就輝煌,而且其主要著作被收入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在經歷了一千年滄桑之後,於1900年6月22日為王道士偶然發現,1908年為法國探險家伯希和(Paul Pelliot)低價購至歐洲,收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然後重現於我們的眼前。這是多麼富有詩意的奇跡,值得大書特書!我為之深受感動、深受激勵。因為我就是身在南京而一心嚮往敦煌的人,我就是研究佛教與佛教文化的人。《大乘起信論》是佛教的重要典籍,《大乘起信論略述》是以訓詁的方式對它作的闡釋,因此在結構上不像一般的佛本生故事那樣有情節、好通讀。為此,我對全卷文字作了校勘和標點,尤其是關於引用經典的地方,盡可能用引號、省略號標示出來,使讀者比較容易理解一些。
在校勘過程中,我參照了《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八十五卷的錄文,並將校勘所得記錄在校勘記中,希望能夠給讀者帶來方便。我原擬加上注釋,但由於本書目的不是解經,所以對於內容的解釋我就從略了。將來我攷慮放在別的地方來完成這項工作。本卷是個行草書長卷,其書寫的特徵是:剛開始的時候運筆較慢,書寫者就用行書寫,例如開頭釋澄漪所作的序言就是行書;到了中間的時候運筆較快,書寫者就用草書寫,而且越寫越流暢。行書部分我們姑且不論,其草書字,流轉練達,章法謹嚴,字字獨立,璣珠碎金。比孫過庭之《書譜》為渾厚,較釋懷素之《自敘》而整飭。洋洋灑灑三萬餘言,前後貫通而無折挫,蓋非列位書法名家之能敵也。我們如果細心尋繹全卷各字草法,綜合排比,編為字典,相信可以為現版《草書大字典》增加不少篇幅。至於書寫者的名號,相信將來經過更細密的攷證,會逐步搞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