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嘗試研究歷史,是從思想史起步的,當時專注于思想的內在發展。我從哪個時間點開始關心思想與社會的關系,現在已不復記憶,可以確定的是,這個變化出現于1980年代在耶魯大學歷史系博士班就讀的最初幾年,而且多有受于業師余英時先生的啟發。還記得,在1985或1986年一場于紐約舉行的台灣留學生學術聚會,我就是以“思想與社會的關系”為題作了報告。這個變化的發生,使我在撰寫博士論文時,有意識地進行社會史與政治史的探索。我的論文主題是唐代柳宗元的思想,但我花了很多力氣研究柳家的社會背景以及與他個人相關的政治事件,這些成果對我衡量柳宗元思想的特性,解釋其成因,有很大的幫助(博士論文後經改寫,于1992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書名為︰Liu Tsung y a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T ang China,773-819)。博士論文的寫作經驗不但深化了我對思想與社會之關系的興趣,還引發了直接從事社會史研究的想法。論文完成後,我最先想研究的一個課題就是中唐古文運動興起的社會因素。這項研究因故稽延甚久,終于在1999年完成,刊載于《鄭欽仁教授榮退紀念論文集》(台北︰稻鄉出版社;又可見于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唐史學科所建置的“唐史”網站)。
產生社會史的研究興趣後,我平日閱讀史料,自然就多留意這方面的信息,有時還會作簡單的考證與思索。在1990年前後,我發現自己逐漸關注起唐代婦女史的課題,第一次撰寫婦女史的專門論文則是在1992年。當年八九月之交,我參加台灣大學文學院與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歷史系合辦的“傳統中國的皇權與文化變遷”學術研討會。會議在溪頭舉行,我以英文發表了一篇報告(“Empress Wu and Proto Feminist Sentiments in Tang China”),討論初唐女性政治人物的女權意識,這篇報告就是本書《初唐政治中的女性意識》一文的前身,可以算是本書的發軔。我之所以會撰寫此文,是因平日閱讀之中,發現了一些前人鮮少注意的有關武則天之女權意識的線索,這些信息又致使我仔細考察韋後、太平公主、安樂公主等人的行動。如果沒有溪頭會議的邀請,我會不會有動力自行寫出這一篇婦女史論文,現在也已不復記憶。無論如何,我的婦女史研究,就在這樣隱晦的情況下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