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和普魯斯特，前者比後者多活了三十二歲，早出生了十五年，晚去世了十七年。前者子女滿堂，後者獨身一生。
一個除了去過巴黎，幾乎一直待在維也納，另一個則幾乎沒有離開過巴黎。還有一點需要指出，因為常常有人提出這個問題，那就是，他們兩個人誰也沒有讀過誰的書，雖然弗洛伊德精通法文，而普魯斯特則在孔多賽中學學習過德語。不過，和弗洛伊德一樣，馬塞爾•普魯斯特的父親阿德里安•普魯斯特醫生，也在薩爾佩特里埃醫院聽過夏爾科的課。他們屬於同一醫學流派。因此，我們可以設想，在巴黎學習的弗洛伊德和待在家裡的普魯斯特一樣，都置身於同樣的科學和醫學氛圍。至於猶太文化，《摩西與一神教》里和《弗洛伊德自述》（Selbstdarstellung）的開篇都有所涉及，《追憶似水年華》中也有大量的相關引文。
弗洛伊德和普魯斯特都不信教，前者嘲諷地解構了摩西的形象，讓他變成了埃及人，後者在藉用聖經中的比喻時，也充滿了嘲諷的意味。
他們兩個人都有很高的文化修養，和所有的革新者一樣，都是古典作品的忠實讀者，都是藝術愛好者，尤其是意大利藝術。一個偏愛博物館和藝術書籍，另一個則與藝術，尤其是雕塑藝術保持著那種只有擁有個人收藏品的人才會有的私密關係。他們都確信，我們的需要，我們的願望，我們時下的痛苦，都反映在某一本書裡。普魯斯特奉巴爾扎克為師；《驢皮記》則是弗洛伊德去世前重讀過的最後一部小說：“這正是我所需要的書。”
兩個人在與傳統思想決裂時，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他們自己身上。弗洛伊德的自我分析就是如此（他寫給弗里斯的信，如同一種書信體的自傳小說，就是絕好的見證），而普魯斯特經過反复探索之後所創作的《追憶似水年華》，也體現了一種內省的結果。普魯斯特的嘗試讓我們想到了弗洛伊德類似的經歷。 1902年，普魯斯特在給比貝斯科的信中寫道：“自從我把目光轉向自己，成百的人物，上千的思緒，紛至沓來，要求我賦予他們生命。”
我們並不想藉助精神分析法去研究普魯斯特的經歷，也不想去證明他為什麼沒有克服俄狄浦斯情結：這項研究工作早就有人做過了。我們是想找到他們在精神上的血緣關係，正如普魯斯特所言：使人與人接近的不是相同的觀點，而是相同的精神血脈，有時是相同的體質血脈：普魯斯特患有哮喘病，而弗洛伊德在和榮格爭吵——更確切地說是名副其實的吵架——時，會暈倒。他們兩人在生命的最後二十年裡，都曾與一種在當時來說有致命危險的疾病作過鬥爭。
弗洛伊德和普魯斯特的著作，是從基本的直覺出發，攻克重重困難，慢慢創建起來的：“我們不斷地觀察，不斷地修改我們的作品，”弗洛伊德寫道， “直到我們覺得其形式最終符合我們的意圖。”《追憶似水年華》的創作歷程亦然。 《重現的時光》把文學創作視為軍事戰鬥，忍受疲勞，建造教堂，遵守規章，克服障礙，贏取友誼，餵養兒童，創造世界一樣的事情。敘述者聲明，“我所構想的作品，始終浮現在我的腦海裡，永遠在發展變化。”
在此，我們要對兩位作者探討過的主題做一盤點，這樣的主題太多了，我們不能一一列舉。如果有機會見面的話，他們兩位一定會有很多話要說！在一種久負盛名的體裁中，人們幻想死者之間的對話。從夢境到死亡，我們探討的每個主題承前啟後，我們希望通過一個人來解讀另一個，就好像兩個人的交替對話融合為一種獨白：獲得真相需要兩個人。我的目的，是比較面對人、面對世界、面對自我的兩種智慧、兩種態度、兩種行為。我無意去曝光一些盡人皆知的秘密。我希望，在比較的終端，在隱喻的兩極，能夠迸發出一束火花，一縷思緒，一種詩化的印象。每當他們其中的一個人開口的時候，我們就會想起另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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