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內府刻書考

國家圖書館馬君學良以所著《明代內府刻書考》相示，囑為序。明代內府刻書以明代官修書籍為骨幹，因此明代內府刻書史可視為明代官修書籍史，也可以說是明代官學的歷史。
 
辛亥革命以後，直到今天，歷代官書均被輕視甚至有意貶低，對明清兩代官書尤甚。但是，歷史上的官書對於當時的學術來說仍是起主導作用的，如果用修史作比方，那官書相當於“本紀”。輕視官書，中國學術史就無法寫好。先秦古書，《尚書》《周禮》《儀禮》具有官書的性質，東漢蔡邕主持校刻的《熹平石經》，唐代初年顏師古的《五經定本》，孔穎達的《五經正義》，唐代刊刻的《開成石經》，五代刊刻的國子監本《九經》，都是官書或官本。北宋國子監本從五代監本重雕，南宋監本又從北宋監本重雕。明代永樂年間胡廣等奉敕纂修的《五經大全》一百三十五卷、《四書大全》四十三卷、《性理大全》七十卷，同時在永樂十三年由內府刻成，合稱《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可以說是唐代孔穎達等《五經正義》以後最具影響力的官書，當時“詔頒六部及兩京國子監及天下郡縣學”，終明一代通行天下，實現了學術的統一，連儒學發達的鄰國朝鮮，也一直奉用“永樂三大全”。清代康熙至乾隆陸續敕修《周易折中》《書經傳說匯纂》《詩經傳說匯纂》《春秋傳說匯纂》《周禮義疏》《儀禮義疏》《禮記義疏》，合稱“禦纂七經”，也是頒行天下，流傳甚廣。從形式到內容，都是繼承明代“永樂大全”的。
 
辛亥革命以後，研究中國學術史，強調“非正統”“個性”“去經學化”，使官書幾乎靠邊站了，這當然不是歷史的真相。我們看馬學良的《明代內府刻書考》對每一部存世的明代內府刊刻的圖書都撰寫了提要，這當中值得充分重視的典籍，除了“永樂大全”外，還有萬曆內府刻朱載堉《樂律全書》三十八卷附《曆書》十卷，明內府刻樂韶鳳、宋濂等修《洪武正韻》十六卷，明洪武內府刻宋濂等修《元史》二百十卷，明永樂內府刻黃淮、楊士奇等修《歷代名臣奏議》三百五十卷，明內府刻《洪武南藏》七千餘卷，《永樂北藏》六千三百六十一卷，《正統道藏》五千三百五十卷，《萬曆續道藏》二百三十八卷，明嘉靖內府刻《詞林摘豔》十卷，嘉靖內府刻《雍熙樂府》二十卷等，在相關學術領域，這些官版書籍算得上一等一的要藉了吧。
 
除此之外，明代官書還有一部曠世大書《永樂大典》，幾乎成了學術研究的專門領域，這部書雖然經過一再的劫難，僅存四百餘冊八百餘卷，卻仍是獵山漁海，蘊蓄著取之不盡的學術資源。
 
我們對明代“內府刻書”的範圍還可以再擴大一些。就五代兩宋來說，國子監本乃是內府刻書的主流。明代南京國子監刻的《二十一史》，北京國子監刻的《二十一史》和《十三經注疏》，也都是朝廷官書，而且都是清代內府武英殿刻《十三經注疏》《二十四史》的主要底本。我們可以肯定，對內府刻書的全面考察，不僅是中國圖書出版史的主流內容之一，也是中國學術史的主流內容之一。
 
學良的這部專著取材甚富，考證縝密，已經厘清了明代內府刻書的基本脈絡，得出了若干有價值的結論，是一項可喜的成果，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意義。相信學良的這項成果會引發學術界更大的興趣，使我們的研究出現更多的成果。
 
2016年，學良從余作博士後研究，往復切磋之樂，益我殊多，因不辭淺陋為之序。

滕人杜澤遜
二〇二一年五一節
于山東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