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和阮義忠結交快20年了。在我們共通的朋友圈裡,也許,我是最早與他相識的老朋友之一吧。阮義忠從一個蘭陽平原的鄉下少年,踏入台北文藝圈的第一步時,他在《幼獅文藝》工作,他是編者,我是作者,我們很快就認識了——那時,他19歲,剛剛從制式的高中邁步而出,滿懷的雄心大志,也有一肚子的不合時宜。在那段物質匱乏的時光裡,我們的精神生活卻是異樣地豐裕。我們一整夜一整夜的談詩、論畫,辯一些彼此都不熟悉的哲思宏論。我們在生活上彼此關照,在知識上相互攻錯,我們都會得到對方最慷慨的付出,也在偶爾的挫折與放肆中,獲得最體諒的寬容。貫穿這一切的,是我們都有著相近的關切與焦慮:我們生活著的這個時空、土地與人。我們該怎樣回饋、怎樣投入、怎樣開發並充實自己的理想呢?經過這麼長久的相交、相知,今天,看到他把13年的攝影成績整理出來,以一次總回顧的心情,作了《人與土地》的廣闊展示,我仿佛凝注了他再一次的成長,也依稀讀到了我們相互激勵的那段歲月,我們一塊摸索過來的陣痛與悅⋯⋯他的這次展出,生動有力地踐履了自己的允諾,也為我們一並生活過的時空,作了一份自覺的、堅定的回憶。並且,透過他一向最可貴的真誠與執著,使這13年的攝影工作,浮雕了一個時代壁畫般的影像史冊。剛認識阮義忠時,他是以插圖在文藝界闖出名氣的,後來也讀過他的詩和小說。在這些不同形式的創作活動中,我都看到一股無比炙熱的深情,和他那特有的才性與思考。這些稟性,在他的照相機觀景窗裡,愈益清晰地對准了焦距,也更加飽和地曝了光,而成為他對人、對事、對生活的至情關懷,成為他無可動搖的創作信念。
《人與土地》系列,是頭城少年阮義忠的人文歸鄉與倫理探訪,是他在大分歧的時代裡,抗懷於十丈紅塵的定音之鼓、啟瞶之光。他的鏡頭面向著台灣的農村,構圖框架在農作的勞動現場,焦距是平民的質樸與高貴——在他按下快門的一霎,人與土地千古不滅的關係,都傳情入神,躍然欲出了。於是我們看到了人在土地上成長的痕跡。四季輪替,大地無言,卻默默負載著人們亙古的信仰與希望。工作的酸楚,收成的歡笑,死亡的慰安,新生的喜悅,譜成了一個充滿啟示的永恆的輪回。把這些景像投映在當前笙歌繁華卻又疏空冷漠的社會中時,特別的灼人眼目。是不是我們與生俱來的一些最可貴的品質,已經日甚一日的遠離了我們呢?阮義忠的影像語言,不只為我們回溯了過去的台灣,也恰恰讓我們睜大了眼睛,來正視當前的環境——這個時代、這塊土地、這些人⋯⋯我們要為自己、為我們的子孫鋪陳一幅什麼畫面?我們又拿什麼來面對先人辛勤拓墾的大地?現實中,一切都太急、太忙、太無暇思索的飛輾而過了。僅僅30多年的時間,我們從一個節約素樸的農業社會,搖身一變,大剌剌地走入了消費競利的工商時代,我們揮霍得多麼理直氣壯!卻從來不會想到,這一切的意義和標準何在?英國的工業化有200年時間來調適,我們呢?我們的生活中幾乎沒有了過去與未來,大多數的我們,都只在意於——現在、此時、此刻,我能獲利多少?我能擁有什麼?我們根本就來不及整合自己的步伐、消化外來的文化,已經歡呼著以全新的體質追逐富裕的果實了。中國傳承千年的價值和倫範,永恆深邃的情感與信念,就這麼有意無意的凋零、黯淡下去了嗎?阮義忠的照片卻提醒著我們,還有一些別的東西,還有更真切的“人與土地”的終極關係。他要我們看清楚:原本屬於農業社會的,我們生於斯長於斯的台灣的深層結構,一幅有血有淚有汗水的人間風情畫。似乎,阮義忠執意要把一些被扭曲了的東西再重新糾彈回來,他的鏡頭充溢著這種強大的決心與意志,而鏡頭後面的他,也因此煥發出一種滾燙的熱誠和力道。他的照片,隱隱提供了一個觀點:台灣的現代化,必須在以本土為依歸,必須在人與土地的清晰定位上,才有實質的意義。多少年來,一次又一次外來的挫折與干擾,逼迫著我們這個老大的民族: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甚至傳播的強勢,一再的切斷了我們的歷史、文化與生活的血脈。直到今天,我們早已陷落在一段非常巨大的時空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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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平原上的好子弟 高信疆
之中了。我們的歷史感被抽成真空,我們文化傳承的軌跡也在慢慢畸零,我們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卻愈來愈像是一個異鄉人了。
而阮義忠以他13年的攝影行腳,在台灣的鄉間、田野,在廣大農民的身心上,替我們掘出了它那豐潤充沛的源頭活水。這不只是他個人創作生涯裡取之不盡的寶藏,也是我們理當全力開發的共有的能源。看看如今的我們,是如何的對待養我、育我的土地吧!我們用垃圾、用廢水、用農藥和各種化學成品,一天天的施虐在自己的土地上,然而這些惡行卻都有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名份,我們甚至以為自己是在造福社會和未來呢!不幸而又幸運的是,我們終究還有一些挺身而出,大聲疾呼的人。阮義忠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不斷的用相片,用他的愛心和關切,展示著人和土地最原始、深濃的淵源,只有在這種淵源的流動中,人的價值才能被肯定,人在時空、在生活中的位序,才得以理清。
今天的阮義忠,已經年近40了,可是少年的豪情依舊——年輕的心,素樸的人,依舊是那個充滿了活力和理想的鄉下小伙子。他外在的形像,從來就很少改變,他那熱情、率直的心性,也和當初了無二致;他依然直話直說,常常得罪人;他的固執有時好像不近人情,但這也支撐了他在個人理念的召喚中,得以勇往直前。如果他一直畫圖,今天他也許是個名利雙收的畫家;繼續寫詩,可能已經成就了出色的詩人;如果他不會停止電視紀錄片的發展,也應該是一個功成名就的製作人了吧。然而他把所有的表現都中斷了下來,單挑上攝影這一行,堅持著,愈來愈孤獨的走出了他的面貌。他終於明白了,把自己出身於農村的生活背景,和他的創作對象結合在一塊的力量。曾經常年操作農事的他,透過鏡頭,為他自己、也為我們謳歌出一曲浩瀚深沉的大地的音詩。他找尋著,並且呈現了土地上的人的身份和尊嚴。他的照片,顯示出一位報導攝影人的職業良心,同時也融入了他個人獨特的藝術觀點。他的構圖簡潔有力,他的快門機會格外俐落,最令人驚服的是他的手藝性。
阮義忠的暗房功夫、放大技術,一向是同儕所稱道的。在《人與土地》的系列中,這次竟有15幅一公尺寬、兩公尺長的大照片——而他,居然放出了和小張照片同樣粒子、等同反差效果的層次調子,在135小相機的光學、化學的制約下,這是件多不容易的事!一年多來,因為工作的關係,我一直扮演著阮義忠作品的首位讀者——《人間》雜誌上,連載著多期的《阮義忠速寫簿》專欄,使我更深一層的認識了攝影人阮義忠。除了他那長時期對拍攝對像的專注與尊重外,我同時理解到他構成影像時的冷靜與細致;在觀察時,他敞開心胸,懷著無比的熱情與期待;在表現時,他卻又是如此的慎重與精密。他不是一個把愛心泛濫出來的人。這種自我的節制,使他的作品更顯出一股寬大的容量。他拍對象在剎那間流露出來的情感,也總希望能夠給出對象的生活與經驗。他用瞬間的掌握,努力著,嘗試表現出一個人的外在與內裡。我深深記得,我們在《中國時報》和《人間》雜誌共事過的經驗,身為他的好友,我經常會被他對工作的真誠與付出的心血所吸引。他以一年的時間去拍攝基隆河,他從基隆河的下游,一步步跋涉而上,直到源頭的第一滴基隆河水,為了一張鳥瞰台北的照片,他會等上半年的天氣。
《人與土地》展示的,就是他在這樣的工作態度下,從他13年來的一千多卷底片、四萬多格影像中,挑選而出的84張照片。他用整整八個月的時間,每天花好幾個小時以上,去籌備這次的展出。這種專業、負責的工作態度,也是在當前一切講究“速成”,講究“投資報酬率”的工商社會中,難得一見的異數。阮義忠的攝影成績,不止是他天分的全然發揮,也應該是他農家子弟務實本性的徹底實踐吧。他是一個實踐者、一個藝術家、一個勞動人,也是一個優秀地,以攝影見證生活的追尋者。這個追尋著的阮義忠,不會辜負了他少年的願望,也不愧是蘭陽平原上的好子弟!
高信疆,《蘭陽平原上的好子弟》,載《中國時報》1987年3月4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