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自民國73年進入國立中央圖書館(國家圖書館的前稱)漢學研究中心聯絡組服務。初始雖屬兼職性質,但因工作性質與蒐集彙整海內文史學界的研究成果與動態密切相關,加以碩士論文以明末藏書家范欽的藏書樓「天一閣」研究為題,故舉凡屬傳統圖書館學範疇的藏書家、藏書樓、目錄學、版本學等,一直是我感興趣的主題與內容。當年除了天一閣研究之外,同校圖書館學研究所的前後期研究生,先後逐一針對中國明、清朝代的重要藏書家進行一系列碩士論文的發表。
在任職漢學研究中心聯絡組約十年後,我調任至本館閱覽組官書股服務,工作性質也較偏屬圖書資訊學領域。該期間也曾認真的著手蒐集文獻資料擬進行自行研究,但多項題目均因未能持續而中止。因仍無法忘情對藏書家研究的興趣,再蒙 師長的指導,故改以崛起於清末,迄今已有110年歷史的商務印書館為研究對象。當年碩士論文研究的「天一閣」為中國現存年代最早的藏書樓;而此次研究的「商務印書館」是中國現存歷史最悠久的出版機構。兩者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上,均是歷經戰亂、人禍等多重的波折與衝擊,但仍能屹立至今,卓然傲視,兩者在歷史意義上竟然如此相似與巧合。
對於商務印書館的研究,一開始並未訂定確切的研究主題方向。歷年來海峽兩岸甚至海外學者,對於商務印書館各面向的研究,已累積相當的成果,舉凡專書、文獻史料、學位論文及單篇期刊論文等;再加上早年留存的歷史文獻、著作的翻印出版,或紀念商務歷史的專書論文集等,數量亦豐。因此我在持續進行資料的蒐集、研讀與整理過程當中,更加體認到,商務印書館為近代中國最重要、且具有多方面影響力的出版機構,其值得研究的題目,非常豐富多元,遠超過我原先之預期與想像。屬於商務內部的發展細節已非常繁複且脈絡關連,再加上當時與商務印書館有關係的人物:他們或曾任職商務印書館,或曾經是商務印書館的編輯、作者或讀者,或曾與商務印書館有圖書徵集往來者等等,幾乎涵蓋中國近代政治、經濟、教育或文化各界的所有名人,也因此在中國近代史上,商務印書館能具有如此多元且深遠的影響力。為了顧及研究主題範圍的適切性,我對研究題目的訂定,也經過數次的更易與調整。最後雖以商務印書館的圖書館事業為研究對象,但對於該項主題擬涵蓋的時期與範圍,甚至章節內容與排序,都經過一再的調整。
在研究商務印書館的過程中,雖然因公務與家務兩忙,僅能運用極少數的時間進行。但於字裏行間鑽研其中,都彷彿與商務印書館有著生息與共的深刻感受。尤其於閱讀商務印書館的重要領導人如夏瑞芳、張元濟及王雲五等諸君及商務人之所言所行時,經常深刻感佩於他們的寬廣胸襟與卓越識見。商務印書館在出版、文化、教育甚至圖書館事業上,所締造的許多全國第一的成功紀錄,雖有其歷史的因緣與機會,但領導人認真經營的態度與作為,透過文獻的記載,令人嚮往。在機構順利茁壯發展時,他們除了累積機構豐厚的獲利外,但不忘機構最初的成立宗旨-「吾輩當以扶助教育為己任」,仍積極為保存國家固有文獻及教育普羅民眾而努力,「涵芬樓」就是為保存並免於清末藏書家流出的藏書流入異域而擴展;許多新式印刷技術或新式教科書編輯等作為,更具有鼓動時代風潮的影響,成為爭相學習的典範。他們謹慎敬業、戮力躬親、謹守分際、公私分明,於擴展商務印書館文化版圖之際,甚至自願擔負起國家文化保存與搶救的職責;但當企業處逆境困難時,他們堅守崗位、毫無怨艾、力挽狂瀾、奮力搏鬥,那種文化人的韌性執著,與對國家盡忠、對社會盡責、視文化傳承為己任的堅持,讓我研讀再三,撫卷之餘,深受感動。尤其他們投身並致力於圖書館事業,這種與私人企業獲利幾乎無關的文化事業,更能證明他們真心重視民眾教育之難能可貴,也因此商務印書館能獲得當時社會各界一致的肯定與尊重。
尤其,一二八淞滬之役的砲火完全摧燬當時全國屬一屬二的「東方圖書館」後,終身愛書與讀書的張元濟望著瀰漫於上海天空,如白蝴蝶般飛舞數日無法消散的紙灰,悲重中來,不禁自責於數十年來如果沒有涓滴蒐藏,或可使文化資產不致歷此浩劫而自怨痛心,以及戰火劫餘後的商務人齊集於張元濟家,為東方圖書館相擁而泣云云;令人不忍卒讀,同聲感慨。在圖書館工作已達四分之一個世紀,尤其又是在以保存國家文獻為首要職掌的國家級圖書館。每思及商務印書館先賢們,為保存國家文化資產而努力徵集,用心維護,以傳播文化、扶持教育、啟發民智為己任;在圖書館事業的經營上,更廣蒐國外新知,規劃並新創具前瞻性的制度與規範時,都讓我在面對自己的工作時,另有一番不同的視界,並策勵自己應追隨先賢們的精神,更加精進與努力。
此書原是我在國家圖書館的升等著作,該篇著作於民國96年(2007)底完成初稿,先後經館方及教育部送請外審,最後於民國98年(2009)年元月順利通過。由研究題目的初步訂定到撰述完成,期間經歷多年,回憶點滴在心。自進入國家圖書館(原國立中央圖書館)二十五年以來,承蒙 歷任多位館長(王振鵠館長、楊崇森館長、曾濟群館長、莊芳榮館長、王文陸館長、黃寬重館長及宋建成副館長)及長官們的愛護,委任交付多項職責任務,讓我在職場上能持續接觸新知新學,保持學習與研究熱忱,心中自是無限感謝;尤其國圖現任顧敏館長,對鼓舞同人進行學術研究,多所關注,承蒙他的厚愛提攜,以及人事單位同人幫忙,得以順利進行審查升等,更是我萬分感激的對象。而相處十數年的同事及朋友們,對我持續的鼓勵,也是我忙碌中重要的精神支持。
尤其,本篇論著的完成,我最最要衷心感謝與感恩的是我進國立中央圖書館工作時的第一位主管蘇精教授。他不只在公務方面,讓我這剛出社會的新鮮人,學習認真負責的工作典範;另他長年在學術研究方面的專注執著,數十年如一日的定力,努力不懈的堅持,一直是我景仰與尊敬的對象。對於本篇拙作初稿,他於百忙之中提供了內容與格式上的許多修訂意見,撰述期間也承蒙他對我的徵詢請教,給予諸多的啟發、指導與建議。
本書是以商務印書館早期的圖書館事業為研究主題,此次承蒙臺灣商務印書館同意出版,更別具意義。透過本書的探討,我們可以瞭解商務印書館對中國近代圖書館事業發展的卓越貢獻與成就。而它的影響性,不只由清末民初創辦至本書探討的抗戰期間。甚至抗戰勝利以後,播遷至臺灣的臺灣商務印書館,在王雲五先生及諸位優秀商務人的領導下,當時發行的許多文獻索引等工具書,以及圖書館採行的圖書分類的規範制度等,均是依循早年王雲五先生在東方圖書館時期的發明。而這些制度不只用於當時的出版、文史及圖書館界,更獲得其他政府機關或民間單位的多方採用,足見其影響力之深遠。
此篇拙作得以完成,最要感謝的是我的父母親,他們在我分身乏術時,總及時伸出援手;另外,更要感謝我先生緒棣和女兒子萱、子函包容與諒解,多年來我因工作與讀書兩忙,他們仍給予無怨的陪伴與支持,成為我最溫馨與倚賴的精神支柱。
蔡佩玲
200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