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從政,始於民國三十五年五月,而終於三十七年十一月,恰好兩年有半。兩年半的時間,不能算長;但適在多事之秋,而我所處的地位,愈變動愈複雜,尤以最後半年間之所遭遇,簡直是許多老政治家畢生所未經見。事後回憶,不無可記的價值。但在記述我之從政以前,有略述其前期,就是我的參政階段的必要。
一、國民參政會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我國開始對日抗戰。政府為團結全國力量起見,於二十七年四月組織國民參政會,遴選參政員二百人,或代表省市,或代表特區,或代表海外僑民,或代表政團及文化經濟團體。由於遴選的來源不同,參政員便分為甲乙丙丁四種,我是以代表文化界的資格而膺選的,故屬於丁種。第一屆國民參政員丁種中,除括有中國共產黨領袖七人,青年黨民社黨領袖各若干人外,皆為文化工商界的知名人士,其中並有不少無黨無派者。
國民參政會既以集思廣益,團結全國力量,以利抗戰建國為目的,其人選自與有關抗戰的前期會議有深切聯繫。所謂前期會議,計有兩次,一是一二八滬戰發生後在洛陽舉行的國難會議,一是七七蘆溝橋戰事發生後在牯嶺舉行的廬山談話會。這兩次會議我都被邀參加。對於國難會議,我因忙於收拾商務書館被燬的餘燼,不克出席;對於廬山談話會,我曾應邀與議。談話會的主席是汪精衛氏,而蔣介石先生當時係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地位擔任副主席。出席這次談話會的人,後來便構成國民參政會的中堅,但是國民參政會的中共參政員卻沒有參加這次談話會,原因是國共合作抗日係在八一三全面抗戰以後,不過國共合作抗日的原則,在這次談話會中當有所決定,而我在當時發表的意見也是強調此項主張的。
談話雖然不採決議的形式,可是政府既極端重視此會,而與會者無一不主張抗戰;於是抗戰的大計無異在此會中定奪。會後,並由七七局部的抗戰,進至八一三全面的抗戰;而固定性的國民參政會也就應運而生。
國民參政會第一屆第一次大會於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六日在漢口舉行。那時候議長是汪精衛氏,副議長是張伯苓氏。參政員凡能夠出席的無不出席。會場中充滿了團結抗戰的氣氛,大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黨派的成見和宿恨,至少在表面上都為國家觀念所掩蓋。我素性非必要不發言,言之必有物;加以向無黨派,當此國難關頭,國家既然給我一個建言的機會,自不敢輕率發言,而對於應說的話,卻也毫不顧忌,以盡言責。又因事關國家大計,會議雖忙,事前對於所有議案,無不一一閱過,預為考慮;所以在這次大會中,我的發言次數雖不多,以有上述的立場和準備,更因聲音洪亮而清晰,發言亦適可而止,頗能博得同人的好感。後來我在參政會中漸露頭角,和被迫從政,也就種因於此。
這一次參政會召開後,不久武漢便淪陷,政府西遷重慶,建立陪都。從此時起,直至抗戰勝利,首都遷回南京為止,歷屆參政會都在重慶舉行。
參政員任期為一年,但國民政府認為必要時得延長一年。參政會前後分為四屆,每屆組織和選任方法續有變更;大抵人數漸有增加,而代表省市的參政員也由中央遴選漸改由地方議會選舉。惟丁種參政員仍由中央遴選,始終未改。我由第一屆起,接連四屆均被選為參政員。自第四屆起,並膺選為主席團之一。依參政會的規定,參政員改任公務員後,應即辭職,但主席團之選任既不以參政員為限,故仍可於改任公務員後繼續擔任。因此,我於三十五年五月出長經濟部後,當然辭掉了參政員;卻仍兼任參政會主席團主席之一,直至三十六年下半年,才與王世杰氏同時自動辭此兼職,騰出兩缺,使實際上能負參政會職責之參政員可以膺選。
我的工作
在我列名於國民參政會的時期中,前後計達九年,總括一下我的工作,計出席大會約十次;任駐會委員三年餘;任主席團主席約兩年;被選代表參政會赴英國訪問往返約四個月;憲政實施協進會成立,我被選代表參政會參加;參政會經濟建設策進會成立,我也被指定為常務委員。現就各項工作分別略述如下。
對於出席大會,按照規定每年雖有兩次,然由於交通不便,後來事實上每年才召開一次,或者兩年召開三次。每次會期,初為十日,後改為十四日,而提案往往多至三四百件。可是我的提案特別少,恐怕在參政員中我要算提案最少之一人。以對於大會發言而論,我也不能算多。但在重要的討論中,我往往不肯放過,結果也往往按我的主張而獲得通過。
駐會委員會
關於駐會委員會,因為兩星期召開一次,故除能留居會所所在地者外不克擔任。在太平洋戰事發生以前,我因商務書館的生產重心在香港,不得不長留該地主控;因此,除於參政會舉行大會時我才由港飛渝出席外,平時都不在渝。及太平洋戰事發生後,我改為常川留渝,便被推為駐會委員,直至當選主席團為止,因主席團照章主持駐會委員會,無需選充駐會委員,自可同樣參加也。駐會委員會的任務,主要是聽取政府各部會的施政報告,並提出質詢,當然也得建議於政府,後來職權擴大一點,還加上調查及受委託調查之一項任務。因此,我在常川居留重慶的時期,便先後以駐會委員及主席團主席之一的地位,不斷和政府接觸,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有所建白。
主席團
關於主席團,則依國民參政會組織條例的規定「國民參政會置主席團,由國民參政會選舉主席五人(後來改為五人至七人)組織之,其人選不以參政員為限。國民參政會及其駐會委員會開會時,由主席團互推一人為主席。」因係輪流主席之故,我在每一次大會中輪任主席不過兩次左右,可是對於最後一二次的會議,大家總要我擔任,甚至加任一次主席。原因是我已獲得「開快車」的綽號,換句話說,就是在我擔任主席時,議程之進行特別迅速。本來議案處理的快慢,與主席確有頗大的關係。我的頭腦還算清楚,對於討論時發生的波折,尚能隨機應付;因此,許多不必要的爭執,在我主席時總可避免,會議的時間也就常省了不少。參政同人對於我之擔任主席,總算都很滿意。可是在某一次會議中,因我堅持會議規則,違反了少數人的要求,遂遭遇綽號「大 」的某參政員反對,高呼「主席專制」及「更換主席」,而隨聲附和的也有些人,議場秩序一時頗騷亂。我一點不為所動,鎮靜主持,結果還是我勝利了。經過這一事件後,這位參政員對我倒特別客氣。
訪英團
關於訪英團的參加,係因民國三十一年間,英國國會為中英比肩作戰,對我國表示好感,特別組織國會訪華團,以上下議院各二人,其中保守黨二人,自由黨及勞工黨各一人,訪問我國。我政府為報聘故,於三十二年冬由國民參政會及立法院組織一訪英團,以參政員四人及立法委員一人構成之。遴選的結果,參政會方面以主席團主席王世杰氏和我與胡霖杭立武四參政員擔任,立法院方面以溫源寧氏擔任。我們於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由重慶啟行,三十三年一月二十八日離英;歸途我和溫杭兩氏折往近東,訪問伊朗土耳其及伊拉克三國,於三月十八日返抵陪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