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上、下兩冊不分售)

　　《史記》原名《太史公書》，東漢末始稱《史記》。它是古代第一部由個人獨力完成的具有完整體系的著作。記載了上自中國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元狩元年，共三千多年的歷史。全書包括12本紀、30世家、70列傳、10表、8書，共130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餘字。作者司馬遷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使《史記》成為中國第一部，也是最出名的紀傳體通史。

　　《史記》對後世史學和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其首創的紀傳體編史方法為後來歷代「正史」所傳承。同時，《史記》還被認為是一部優秀的文學著作，在中國文學史上有重要地位。

作者簡介

司馬遷（西元前145年或前135年－前86年）

　　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人，是中國古代的偉大的史學家和文學家。他撰寫的《史記》被認為是中國史書的典範，因此後世尊稱他稱為史遷、太史公。

　　他的父親司馬談是一個淵博的學者，對於天文、歷史、哲學都深有研究，所著《論六家要旨》一文，對先秦各家主要學說作了簡要而具有獨特眼光的評論。這對司馬遷的早期教育無疑有重要意義。據《史記．太史公自序》記載他的幾次漫遊，足跡幾乎遍及全國各地。漫遊開拓了他的胸襟和眼界，使他接觸到各個階層各種人物的生活，並且搜集到許多歷史人物的資料和傳說。這一切，對他後來寫作《史記》起了很大作用。

　　漢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司馬談去世。臨終前，把著述歷史的未竟之業作為一項遺願囑託給司馬遷。元封三年（前108），司馬遷繼任太史令。此後，他孜孜不倦地閱讀國家藏書，研究各種史料，潛心於著史，並參與了《太初曆》的制定工作。

　　就在這過程中，發生了一場巨大的災難。天漢四年（前97），司馬遷力陳說李陵投降乃出於無奈，以後必將伺機報答漢朝，而且李陵兵敗，實由武帝任用無能的外戚李廣利為主帥所致。司馬遷的辯護，也就觸怒了武帝，他因此受到「腐刑」的懲罰，對於司馬遷來說，這是人生的奇恥大辱，遠比死刑更為痛苦。他一度想到自殺，但他不願寶貴的生命在毫無價值的情況下結束，於是「隱忍苟活」，在著述歷史中求得生命的最高實現。此後其事蹟不清，大概卒於武帝末年。

《百衲本二十四史》新版刊印序

　　《百衲本二十四史》是近百年來校考最精良、版本最珍貴、蒐羅最廣泛的二十四史，先父王雲五先生於一九七六年〈重印補校百衲本二十四史序〉中已有論證。

　　一八九七年商務印書館在上海創立，創館元老張元濟先生於一九○二年正式主持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將商務帶入「出版好書、匡輔教育」的出版之路。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王雲五先生經胡適先生推薦，接替主持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並於一九三○年兼任總經理，與張元濟先生共同為商務印書館的百年大業作出貢獻。

　　張元濟先生入館後，積極蒐購民間珍貴藏書，一方面用來印製、廣泛發行，另一方面也為成立「涵芬樓」藏書室（後來開放為「東方圖書館」）預做準備。當年他並積極向各公私立圖書館商借影印各種版本的二十四史，逐一比較補正缺漏，然後在一九三○年開始付印，至一九三七年全部出齊。校印工程之艱鉅與可貴，從他所撰寫的《校史隨筆》可以了解。

　　商務涵芬樓所珍藏的二十四史及各種珍貴版本，可惜在一九三二年日本發動松滬戰爭時，被日軍炸毀，化為灰燼。《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傳印，就顯得格外有意義。

　　王雲五先生於一九六四年在臺重新主持臺灣商務印書館，與當時總編輯楊樹人教授，依據台北故宮博物院和中央圖書館珍藏的宋元版本，修補校正《百衲本二十四史》，並於一九七六年重版印行。

　　《百衲本二十四史》出印至今，已經八十年，雖經在臺補正重版，舊書均已售完，而各界索購者絡繹不絕，不得已先以隨需印刷供應，但仍然供不應求。

　　為了適應讀者的需要，本公司由副董事長施嘉明先生、總編輯方鵬程先生和舊書重印小組一起規劃，決定放大字體，以十八開精裝本重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每種均加印錄頁次，讓讀者方便查考，也讓我們與《百衲本二十四史》共同邁向百年大慶。值此付印前夕，特為之序。

臺灣商務印書館董事長王學哲謹序
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