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書我的青年時期：于右任書法珍墨

我的青年時期

堂後枯槐更著花，堂前風靜樹陰斜。

三間老屋今猶昔，愧對流亡說破家。

這是我前年歸省三原西關斗口巷老屋的詩。古人說得好：「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當我回去的時候，我那破舊的宅子裏，留下的幾間老屋，看去都像親人一般，這是何等可以感慨的事。況我生在歷史上代產聖哲的關中，有雄壯的地理，有深厚的文化，又有親愛的家庭，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要當堂堂地做個人。不謂年光流轉，白髮盈顛，在這抗戰建國的大時代中，但覺學問荒疎，不敷應用，對於國家民族，又如何的抱愧呵！

我的故鄉是陝西涇陽斗口村，所謂斗口，就是白公渠——今之涇惠渠——分水的一個口子。那時水量很少，農田灌溉，甚為困難；這個支渠，雖灌地甚少，得之已不容易。我于家的始遷祖，已不能深考，但住此必有很久的年代，所以鄉人稱為斗口于家。三原縣北之白鹿原去斗口村約四十里，有一土坵，唐高祖獻陵也；陪葬者三十餘人。碑估售之市，有獻陵八種，即濮陽令于孝顯，燕國公于志寧，明堂令于大猷，兗州都督于志微，共計于氏四碑李氏臧氏各二碑，我小時並不知此，靖國軍時，三原學者問我與此碑關係，我答先人無任何傳說。于姓本來不繁，在清朝中葉，尚有五家，回亂後祇剩三家。我生在三原東關河道巷，又在三原讀書應試，因此就著籍為三原人了。

我們一家共三房，先伯祖象星公生大伯父寶善公為大房，先祖峻堂公生先二伯父漢卿公寶銘，先嚴新三公寶文，為二房和三房。先二伯父配房太夫人。我的母親是趙太夫人。二伯父先在南昌經商，旋赴香港。先嚴則十二歲就步行入蜀，做江津典舖的學徒，後方轉至岳池。那時我家生活日艱，由三原遷回鄉下。及祖居被燬，又遷住村東灣子楊堡。先母生我後即多病，既感於家庭處境之難，又無錢醫治，遂鬱鬱以終。時我尚未滿二歲，於先母的一切，全不知道，祇記得後來伯母說：「陝亂平後，汝外祖由甘肅靜寧縣逃荒東來，手攜汝母，背負汝舅，至豳州長武間，力竭食盡，又因汝母足痛不能行，恐牽連大家餓死，不得已棄之山谷中，行數十里矣，駱駝商人，見而憐之，載以行，追及汝外祖，贈以貲而還其女。」又說：「汝母面方而敦厚，與心如一，那是使我最不能忘的。」這是一點慘痛的歷史而已。

我以一無母之兒，又處在單寒孤弱的家庭中，所以能成立為人，幼不失學，可說全由伯母房太夫人停辛佇苦而來，伯母之恩，真是我畢生所報答不盡的。伯母是涇陽楊府村人，家世業農，排行第九，故幼即稱為九姑娘而不名，十七歲來歸。嗣二伯父去香港，每一家信，動輒經年。先嚴在川，亦隔三年始得一歸。因此伯母和先母，妯娌同居，相依若命。當先母逝世前的半月，伯母適歸寧母家，一夜，夢迷離風雨中，牆頭有婦人攜一兒，垂淚相招，心知其事不祥。及歸，先母病已劇，泣謂伯母曰：「此子今委嫂矣，我與嫂今生先後，來世當為弟妹妻子以還報耳。」（按先後即妯娌，字見史記。讀若線候，今鄉人土話猶然。）那時我初離乳，身弱多病，伯母帶往楊府村就醫，歸而新宅又燬，自此隨伯母居外祖家中，歷時九年。外祖家中人，莫不敬伯母，也莫不愛我，雖人口加多，農產有限，豐歉寒暖，從無不歡。村中老嫗某謂伯母曰：「九姑娘抱病串串姪兒，欲了今生，豈不失算？況兒有父，父又一子，即提攜長大，辛苦為誰？又其伯父聞已卒於南方，九姑娘以青年寄食母家，眼角食能吃一生乎？」伯母應之曰：「受死者之託，保于氏一塊肉，那個望報？設使無此母家，亦當為傭以給吾兒。如其父歸攜兒以去，則為尼終老，亦所甘心。」這可見伯母立志之如何堅定，和愛我之如何真切了。自回捻戰後，農田半荒，鄉人多兼營畜牧。表兄敏事，積歲錢買一跛羊，不久即產小羊，我亦絮絮欲得羊如表兄，伯母用三百錢復買一跛的。某日冬牧，我私隨諸牧兒往，忽有三個狼，從荒草中躍出，諸牧兒和羊羣均驚散。我們兩隻跛羊，為兩狼所攫，在墳角齧食。時我方在墳東，專力掘野紅根（河南人謂之牽巴巴），一狼踞墓西，相距不過數尺。村人楊姓在田中望見，手執鐮刀奔至，挾我歸家。伯母聞警急出，匐匍道中，幾不能前。事後，諸舅父因小兒無學校收容，溷跡羊羣，甚為担心，於是亂後興學之議以起。栒邑老儒第五先生（第五倫之後），年六十餘，出山謀作農傭，見鄉人修學塾，自薦為師。我遂於七歲的春天，以一個流離的孤兒，入村中馬王廟為學生。

第五先生授課凡兩年，見我入學以時，衣敝而潔，詢知其故，深為歎異，於是教我益加盡力。離館時，撫我曰：「世間無母之兒，安得所遇盡如汝哉？」蓋先生幼時亦抱家庭之痛也。

伯母於每年寒食節，必帶我回鄉掃墓。兩村相距，約十二里，有時諸舅以牛車相送，有時步行。某處老墳，某處新墳，至時必鄭重以告。至先母墳前必哭，哭必祝告：「兒幾歲矣，讀書幾册。」我聞而悲慟，讀書不敢不勤。農忙時，亦隨伯母及諸表弟至田間拾麥；往往拾之於舅父隴畔的，復賣之於舅父，舅父仍一再以勤勞相勗。我有歸省楊府村外家詩五首，追記那時的情形：

朝陽依舊郭門前，似我兒時上學天。

難慰白頭諸舅母，幾番垂淚話凶年。

無母無家兩歲兒，十年留養報無期。

傷心諸舅墳前淚，風雨牛車送我時。

記得場南折杏花，西郊棗熟射林鴉。

天荒地變孤兒老，雪涕歸來省外家。

桑柘依依不忍離，田家樂趣更今思。

放青霜降迎神後，拾麥農忙放學時。

愁裏殘陽更亂蟬（遺山句），遺山南寺感當年（元遺山亦讀書外家）。

頹垣荒草農神廟，過我書堂一泫然。

到了十一歲，伯母帶我至三原東關，依三叔祖重臣公。三叔祖望重一時，交遊甚廣，與毛班香先生經疇友善，因送我入毛先生私塾肄業。是年，先嚴返里，繼母劉太夫人來歸，亦賃居東關石頭巷，但我則仍依伯母，伯母督課每夜必至三鼓，我偶有過失或聽到我在塾中嬉戲，常數日不歡。其愛護之心，和嚴正之氣，至今夢寐中猶時時遇見。

毛班香先生，是當時有名的塾師，我從遊九年，讀經書，學詩文而外，對於他專心一志的精神，尤其佩服。他常常對我們說：「我沒有甚麼長處，只是勤能補拙。」這雖是先生的自謙之詞，卻是他生平所身體力行的。毛先生的教授法亦特別：由他自教大學生，更由大學生分教小學生。平常每日授課兩次，夏季日長，則加課一次，都須背誦，并帶背舊書，所以讀書比較精熟。尤其值得記述的，是太夫子漢詩先生亞萇。太夫子亦曾以授徒為業，及年老退休，尚常常為我師代館。他生平涉獵甚廣，喜為詩，性情詼諧，循循善誘。自言一生有兩個得意門生：一是翰林宋伯魯，一是名醫孫文秋。希望我們努力向上，將來勝過他們。對我的期望尤殷，教導也特別注意。太夫子又喜作草書，其所寫是王羲之的「十七鵝」。每一個鵝字，飛，行，坐，臥，偃，仰，正，側，個個不同，字中有畫，畫中有字，皆宛然形似，不知其原本從何而來。當時我也能學寫一兩個，但是現在已記不得了。

在毛先生私塾時，我已開始學做古近體詩，如唐詩三百首，古詩源，選詩等，都曾讀過，但是循文𨿅誦，終覺不生興味。一日，先生外出，我以大學生的資格，照料館事，書架上有文文山謝疊山詩集殘本，我取而私閱，見其聲調激越，意氣高昂，滿紙的家國興亡之感，忽然詩興大發，我之做詩，殆可以說由此悟入。

至於我之所以略識學術門徑，卻以得益於庭訓為多。先嚴雖為家境所迫，早歲經商，但自修甚勤；又從師問業，博覽羣書，所以見識反較一般科舉中人為高。嘗手寫史記全部，點過十三經兩遍。輯修家譜，選成治家語錄三卷；又嘗借鈔張香濤的輶軒語和書目答問，寄存家中。某書當讀，某書某處重要，亦時以問業所得，在家信中示及。岳池典舖中的掌櫃馬芰洲先生丕成，是明儒馬谿田先生的族人，喜刻先代遺書，常囑先嚴任校勘之役。先嚴又愛讀袁子才的小倉山房尺牘，以為社會應用，最為便利；馬先生的父親曾經注過此書，先嚴為之整理刊行，至今岳池尚有刻本流傳。某年先嚴回里，除料理家務外，一面從陳小園先生學醫，一面則自修經籍。我日間上學，晚則回家溫習，父子常讀至深夜，互相背誦，我向先嚴背書時，必先一揖，先嚴背時亦向書作揖如儀。我在斗口村掃墓雜詩中，有如下的一首：

發憤求師習賈餘，東關始賃一椽居。

嚴冬漏盡經難熟，父子高聲替背書。

就是詠的那時的事。先嚴最喜買書，在岳池劉子經先生典當時，陸續寄歸的，已經不少。但是每年的薪水不過數十兩，回家又須還債，家境甚窘，雖不至於挨餓，但有時竟至沒有鹽吃。及移住東關渠岸喻宅，前院是一個炮作房，我每天飯時回家，便去做炮，或打炮眼，或裝藥線，每盤制錢一文，一日可做三四盤，用以貼補家用，添買紙筆，有時亦買糖以自慰，那時一枚糖祇值一文錢，但開支已覺得奢侈了。一夜炮房失火，掌櫃全家燒死，我的臥房與之毗連，幾乎波及。隔日見炮房牆腳有火藥三大甕，撫之餘熱未退，幸上有石蓋，未經爆炸，否則早已葬身火窟了。　

我的青年時期

堂後枯槐更著花，堂前風靜樹陰斜。

三間老屋今猶昔，愧對流亡說破家。

這是我前年歸省三原西關斗口巷老屋的詩。古人說得好：「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當我回去的時候，我那破舊的宅子裏，留下的幾間老屋，看去都像親人一般，這是何等可以感慨的事。況我生在歷史上代產聖哲的關中，有雄壯的地理，有深厚的文化，又有親愛的家庭，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要當堂堂地做個人。不謂年光流轉，白髮盈顛，在這抗戰建國的大時代中，但覺學問荒疎，不敷應用，對於國家民族，又如何的抱愧呵！

我的故鄉是陝西涇陽斗口村...

「我的青年時期」收藏軼事

基隆從清末開埠以來便是北台灣要地，尤其日據後以基隆為台灣與日本之轉運樞紐，因此貿易興盛、街景繁華，是人文薈萃之地，故而書風頗盛，當時便有許多書法同好組織了「基隆書道會」以交流線條之美。然而當時台灣書風因殖民等因素多受日本影響，直至國府撤退，許多社會菁英被迫來台，台灣書家方得直接領會中原文化，這股既熟悉又陌生的文化浪潮相對的也刺激了台灣的文化發展，亦讓台灣文化界得以重新認識諸多文化巨擘，其中右老身為革命元老，不但高風亮節為人所崇敬，在書法上的成就更是深受後輩景仰，可以說自王羲之以降能為人尊稱書中聖者，唯有右老。

民國46年，為擴大書法界交流，原「基隆書道會」會長顏滄海先生邀請諸多書法家聚會座談，右老身為渡海來台之書法大家，自然也在邀請之列，當時我有幸與會，這是我與右老的第一次接觸；身為一個日據時代成長但又對漢學、書法有深厚興趣的年輕人而言，得以親炙右老教誨，無疑是相當令人振奮之事。其後於民國47年，為體現戰後中日友好氣氛，「台灣省基隆市書法研究會」舉辦了「第一屆中日文化交流書法展」，當時顏滄海先生為名譽會長，我為總幹事，與諸多書法同好群策群力投入此一盛會，由於是第一屆大規模的國際書學交流，故再度邀請右老等書法大家親臨參觀指導；雖然當年的物質環境遠不如今日，但在諸多前輩的指點下，中日書法展圓滿成功，也為戰後與日本的文化交流譜寫新的一頁。

基於對書法的喜好、對右老的崇敬、對標草的驚艷，所以當年座談會後，我便開始致力搜求右老墨寶。雖然右老胸懷廣闊、平易近人，對於有人前來求字總是樂於揮毫，然而身為後輩的我總覺不好唐突，所以一開始我是透過同鄉李普同先生，認識了專為右老寫字時牽紙的貼身副官張玉璞先生；由於這些親隨都是離鄉背井、孑然一身地跟隨右老南北征戰，繼而又隨之來台，所以右老待之亦如同家人一般，甚至右老寫字時，都需要張副官在旁牽紙方落筆書寫，若換他人在側則不行也。幾次往來後，我與張副官性情頗為投契，所以在收藏右老書作此事上多了些許機會，而「我的青年時期」便是個人收藏中最重要的書作之一。



「我的青年時期」的收藏歷程頗為有趣，由於當年在一般認知中，搜求名家墨寶多是以條幅和中堂為主，對於類似尺牘冊頁類型的小件作品並未賦予過多的重視，而我當時也同樣落入經驗主義，加上張副官是將之摺疊後置於塑膠袋內隨意交付給我，感覺上重要性無法等同正式作品，加上張數多鑑賞不便，所以數十年來只翻閱數次便珍藏起來；直到前兩年懷想過往，一時興起，重新細覽以思右老風采，方覺其特殊珍貴之處，隨即鄭重裝裱成冊以為傳世。右老因為勤寫不綴、有求必應，故流傳之書作頗豐，然多以有上款之對聯、條幅居多，而「我的青年時期」是以專冊形式書寫，獨特之處可以想見。綜觀目前傳世之右老書迹，「我的青年時期」應該是右老書寫最多字的書法作品，一共有七千餘字，尤其此書作為右老在暮年時重新審視回顧自己二十五歲前的青年時期，有感而書，不但是革命元老成長歷程的第一手珍貴史料，文中亦初顯「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的廣闊胸懷，加上是書寫自身經歷，不假修飾，故而意在筆先、揮灑自然，無欲之書於此展露無遺，極具特殊性與紀念性。

此書迹於民國104年4月間，曾自製袖珍本(30cm*20cm)數本，命名曰”于右公「我的青年時期」返鄉之旅”，當時在女弟馬宏陪同下，我親攜此袖珍版本由台灣飛往西安，分別贈與1.三原于右任紀念館，2.庭院有槐樹之西安舊居紀念館，3.西安故居紀念館，4.交通大學于右任紀念館，各一冊以供各館留存紀念，讓此作不致埋沒。其後又感若能印刷成書廣為流傳當更具意義，故與台灣商務印書館合作出版以饗同好，共賞草聖書迹、懷想先賢風采，實人生樂事也。最後，出版過程中，多承李柏樫、梁銳華二位同學協助，於此一併致謝。

匆匆數言，略述收藏軼事以拾遺補闕，爰以為序。

九一老人祥翁 廖禎祥

「我的青年時期」收藏軼事

基隆從清末開埠以來便是北台灣要地，尤其日據後以基隆為台灣與日本之轉運樞紐，因此貿易興盛、街景繁華，是人文薈萃之地，故而書風頗盛，當時便有許多書法同好組織了「基隆書道會」以交流線條之美。然而當時台灣書風因殖民等因素多受日本影響，直至國府撤退，許多社會菁英被迫來台，台灣書家方得直接領會中原文化，這股既熟悉又陌生的文化浪潮相對的也刺激了台灣的文化發展，亦讓台灣文化界得以重新認識諸多文化巨擘，其中右老身為革命元老，不但高風亮節為人所崇敬，在書法上的成就更是深受後輩景仰，可以說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