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老子一書之研究,遠自韓非解老,喻老以來,幾乎每一個時代都有某種特殊之因緣,使各種不同之人物對它發生興趣,並從事研究。兩漢由於推崇黃老與道教之興起,老子成了聖人與教主,老子一書也由古典變成了經典(西漢時即有鄰氏之老子經傳,傅氏與徐氏之老子經說,並見漢書藝文志著錄)。魏晉南北朝之名士風流,盛行清談,再加上佛教之興起,於是老子變成了名士清談之課題與佛教輸入之橋樑(名士如阮籍、何晏、王弼、鍾會、荀融、郭象;和尚如佛圖澄、鳩摩羅什、僧肇、釋慧嚴、釋慧觀、釋慧琳;皇帝如梁武帝、周文帝、梁簡文帝、梁元帝,皆各有老子註解)。隋唐雖然佛教盛行,但是因為皇帝碰巧姓李,老子又成了皇帝之祖宗,一般文士既多有研究者,道教徒亦乘機抬出老子與佛徒爭勝(皇帝如唐睿宗、唐玄宗;文士如傅奕、顏師古、孔穎達、陸德明、李約、尹知章、陸希聲;道士如魏徵、劉進喜、蔡子晃、成玄英、李榮、吳筠、李含光、薛季昌、車惠弼、張相君、符少明等,皆有老子註)。此後宋明人好義理,講義理老子是好題目(名人焦竑老子翼所收之宋明人老子註頗足觀);清朝人好考據,弄考據老子又是好材料。民國以來學風承清人考據之餘,於是由老子「書」之考據,更進而為老子「人」之考證(關於老子其書其人之考據,俱見於今人馬敘倫之老子覈詁,朱謙之之老子校釋,及羅根澤所編之古史辨第六冊)。準此,老子一書之研究,兩千年來,豈只代有其人,事實上無論義理或考據,前人之成果皆極豐富。吾人現在所餘之工作,約而言之,可有二端:
一、收集前人之成果與結論,精選古今學人之註解與必要之考證(包括版本異文,文字訓詁,章句考訂等),字句有不能明,則補充考釋,務期「講明章句」。
二、通過前人之成果與理解,根據吾人之觀點,盡可能以現代之思想與語言,重新解釋老子之原文,並推演其觀念至一可能之限度,務期「發明義理」。
以上兩點,前者為吾人所能做者,後者為吾人所應做者。而本書寫作之動機與目的,亦即在此——「講明章句,發明義理」。復次,在講明章句方面,本書採取「集釋」方式,資料多假借前人之著述,盡力搜求而已;在發明義理方面,本書採取「疏解」方式,觀念僅依憑自家之學識,用心思惟而已。是故就作者言,前者僅為用力處,後者實為用心處。無奈學識淺薄,心力俱拙,深恐章句義理,或者兩未能明。此則是不能,非不為。所謂雖未能至,心嚮往之。如其禍棗災梨,遺害學林,實亦無知之過,非有心之罪也。是為序。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歲次戊申仲秋合肥王百谷自序于臺灣省立中興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