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聖經

絕對自我的追尋——〈一個人的聖經〉　



無論有沒有加冕諾貝爾文學獎桂冠，大陸流亡作家高行健長篇小說《一個人的聖經》，都值得所有將意識型態工具化的政客們，以及隨著他們召喚起舞的群眾，少上／看幾天Call-in節目，好好在家研讀一番。



《一個人的聖經》在內容上是高行健的傳記，形式上則採取現代主義的寫作技巧，使該書異於一般傳記而被視為長篇小說。全書一開始，流亡的「你」是受邀至（未回歸前）香港的劇作家，在和猶太裔老友馬格麗特纏綿數天之後，她鼓勵「你」寫下離開中國前的經歷。於是「你」開始寫作，對過去監視、壓迫「他」的政權進行批判，並對「他」的經歷賦予意義、剖析「他」的內心。



在作者筆下，「他」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浮沈不定的芥民，為了生存不得不在人前戴上面具，參與赤裸裸的鬥爭，但為了避免面具戴太久，「同原先的皮肉和顏面神經長在一起」，所以「他」在人後又期盼一個屬於自己的私密空間，一個「什麼都要管」的共產黨所不能窺伺的空間，於是「他」為了保身而焚燬手稿之後，仍然繼續暗中寫作，再把稿子塞到掃把的竹柄中。



故事如此交錯進行，「你」走過香港、紐約、澳洲、巴黎，有「表述的自由並自由地表述」，和不同女人盡情做愛；「他」則是隨文革而起伏，有時要在深夜跨上單車，奔到三十里外打電報向朋友求救，以免被群眾鬥爭，有時又要扳著臉鬥爭別人，鬥到他們沒有還擊的機會，若要和女人同歡時，還得顧慮被揭發的危險。



所以很明顯的，透過敘事觀點的轉換，本書是獲得自由的高行健，一面自述文革經驗，一面和「昨日之我」對話的作品。在他上一部作品《靈山》中，即以「你」、「我」、「他」、「她」等不同的敘事觀點「喃喃自語」（註一），但是在《一個人的聖經》中，「我」被抽離了，「你」的記憶即是「他」被政治「強姦」的慘痛經歷，「你」的超脫來自於「他」的苦行，亦即因為「他」曾經身處全面被監視的時空，造就了「你」追求絕對自由的信念，「你為你自己寫了這本書，這本逃亡書，你一個人的聖經，你是你自己的上帝和使徒」，所以「我」（作者與讀者）是局外的旁觀者，看著「你」和「他」的一而二、二而一的命運，最後作者的結論是「他的問題在於生得太早，才給你惹來這許多煩惱」。



由此可見，高行健走出了傷痕文學以「控訴」為主的基調，昇華到對個人生命的自我忠誠，此點明顯表現在第五十三回中，「他」到天安門看躺在水晶棺中的毛澤東，心裡告訴毛：「您可以隨意扼殺人，但不可以要一個人非說您的話不可」、「人的尊嚴不可以扼殺，人之所以為人，就有這麼點自尊不可以泯滅」，可是待「你」寫到此段時，卻又跟這位主宰億萬人的帝王說：「因為你渺小，心中的帝王便只能主宰一個人，那便是你自己」，於是「你」已經走出「他」被磨難的陰影，說自己的話，作自己的帝王，讀自己的「聖經」。



高行健選擇在九七香港回歸中國大陸之前，著手撰寫本書，某種程度上可視為他對中共政權及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但如果光憑這點就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華文世界也不必在得獎名單中缺席一百年。值得注意的是，本書由「你」、「他」觀點出發，一面和自己對話，一面去描述個人在極權政體下的苟活及日後的反省，砌成本書異於其他描述或批判文革相關作品的「制高點」。



何謂「制高點」？套上南方朔曾經評論陳映真探討白色恐怖力作《忠孝公園》的話來說，「再怎麼義正辭嚴的控訴，再怎麼悲慘的故事，都不具正面超越的意義，只有將這種經驗深化到靈魂層次，一切不幸的本源始可能出現」（註二），高行健雖然認為他「生不逢時，趕上了毛統治的時代」，但他也說「你不再活在別人的陰影裡，也不必把他人的陰影作為假想敵」、「佛家說涅槃，道家說羽化，而他說就由他去了」、「誰也超渡不了誰」，這樣的超脫層次，就是高行健採取的立場。或許讀者可以從書中看到中共政權「強姦」人民的種種暴行，或是看到鬥爭時人性灰暗與光輝的對比，但是高行健真正要表達的，是他登上「靈（魂）山」的「高」峰之後，俯視苦「行」時的風霜荊棘，最後所提煉出忠於個人生命的「健」康態度，因此他才會在書中不怕浪費筆墨地描寫性愛的場面，也表明不願成為某種主義的信徒，自認「沒有主義」。



高行健說自己「沒有主義」，其實是矛盾的，除了他現代主義式的寫作手法，最大的批評就是「沒有主義」到最後也會成為一種主義。但是讀者在此不必踏進邏輯的死胡同中，而是必須從高行健的主張內容探究其原委。



在高行健的得獎致答詞《文學的理由》中，他說「文學原本同政治無關，只是純然個人的事情」，而「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乃至於弄得奄奄一息，正在於政治主宰文學」（註三），所以可見高行健主張「沒有主義」，其實是對於個人思考自由的絕對堅持，認為沒有一種主義可以強加於別人，「每個人都是自己的上帝和使徒」。



因此高行健採取「沒有主義」路線，放在《一個人的聖經》中來看，其實是主張個人超越群體，個人必須超越歷史、國族、血統，甚至於超越悲情，才不會「悶死在糞堆裡」。左派作家陳映真固然對這樣的主張，從意識型態的角度去論證「文藝脫離政治的說法，終究只是一種神話」（註四），但是中文世界被歷史、國族等巨大的神話給糾纏得太廣、太深且太久，走不出文化古國該有的格局，卻又是不爭的事實，高行健從這些神話的出走，其實是另一種深刻的反省，也難怪王德威會說高行健「儼然為中文讀者上了遲來的一課」（註五）。



因此，《一個人的聖經》當然可以讀成批判文化大革命的作品，因為該有的文革場景，高行健大部分都寫到了，但如果侷限於這個觀點，就無法領略作者自述寫作的「個中緣由，恐怕還是你有這種需要」裡頭所蘊含的超脫——唯有作家無所求於外界，回歸到創作本心，才能寫出超越情緒的恆久文章。



然而寫作如此，政治何嘗不然？人生何嘗不然？只怕如此當頭棒喝的加持，無法破除政客心中意識型態的魔障，也阻擋不了他們的氾濫口水。



註文：

註一：李奭學，《朝聖心學——談靈山》，〈聯合文學〉196期，2001.2，p.76。

註二：南方朔，《踽踽的老靈魂——陳映真》，中國時報，2001.11.20，p.39。

註三：高行健，《文學的理由》，〈一個人的聖經〉，p.464-465。

註四：陳映真，《天高地厚——讀高行健先生受講演說辭的隨想》，聯合報，

2001.1.29-30。

註五：王德威，《沒有（現代）主義》，〈聯合文學〉196期，p.72。

一個人的聖經...只是屬於你個人的

上帝,佛陀...

只有自己才是主宰

高行健運用"你"和"他"交錯建構出文革時期的苦與淚

嗯...體會很深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