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東亞人文經典100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當代東亞人文經典100」叢書的選定過程／東亞出版人會議全體成員



「東亞出版人會議」是一個民間的非盈利性質的會議，它以促進東亞地區的書籍交流為目的，由來自中國大陸、香港、台灣以及韓國、日本的出版人組織而成。二○○五年秋於東京舉辦了首次會議之後，東亞出版人會議於此後的六年間輪流在各個國家或地區每半年舉行一次會議。會議自始即力圖避免當下許多「文化交流」中常見的一時性問題，而是以對各國家或地區人文書籍的出版現狀以及對與之密切相關的人文學科、人文知識領域諸問題，進行持續坦率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為目的。與會成員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了解相互的書籍出版，包括對各自圖書出版歷史情況的了解，也唯其如此才能摸索到重新開展東亞「書籍交流」活動的理想方式。

在書籍的產生與傳播方面，前近代時期的東亞擁有遠比西歐更為悠久的歷史，也保持著更為長久的書籍共用的關係。這種對書籍的長期共用與交流不僅在東亞各地區催生了豐富多彩的書籍文化，也成為開拓具有各自特色的知識深化之路的巨大原動力。東亞出版人會議將曾存在於東亞地區的書籍共用與交流的關係稱為「東亞讀書共同體」，並致力於在現代再次促成這一關係的建立。在多次召開會議的過程中，各地的出版人提出了挑選「東亞地區一百種值得分享的人文書籍」並促進相互翻譯出版的課題。而這套叢書的書目選擇，正體現了東亞出版人對於希望其他國家或地區的讀書人相互閱讀什麼書、什麼樣的書值得介紹給其他國家或地區等問題的認真考慮。

那麼這套叢書的整體選定「標準」是什麼呢？首先是這一○○種書如何在各國家或地區「分配」，以及時期劃分即從哪個時代開始選擇的問題。在不遠的過去，東亞各國家或地區人文書籍的出版經歷了一段艱辛的歷程。中國內地曾深受「文化大革命」的動蕩之苦，台灣地區也曾長期處於戒嚴令之下；韓國經歷了長期嚴酷的軍事獨裁和民主化鬥爭的時代。在那莫說人文書籍的出版，就連維持人文學科生存的土壤尚且不保的年代，許多優秀的作者和出版人為保存和培養這一土壤歷盡辛苦。另一方面，日本在從高度經濟成長到泡沫經濟破滅的過程中，由於市場主義和效率主義大行其道，不僅是人文書籍的出版，連人文學科自身都受到了長期的侵蝕。根據上述東亞各國家或地區晚近的歷史情況，東亞出版人會議最終確定了一○○種書的分配方案：中國大陸、日本、韓國各選二十六冊，台灣和香港地區則共選出二十二冊。選書的時期設定以過去六十年間為主，必要時也會追溯至更早時期。

在二○○八年三月下旬於日本京都召開的第六次會議上，與會成員就選書標準進行了熱烈討論，並確定了以下六項基本原則。

一、從各地的出版物中遴選出在東亞地區值得共用的書籍。選擇那些對各自地區的歷史、文化、社會、藝術、思想等相關問題做出深刻思考並指明普遍性課題之所在的書籍。嚴格甄別出那些不是一時性，而是具有長期的、持續的影響力，真正稱得上「現代經典」的書籍。

二、選書的目的主要是向其他地區的讀書人推薦本國、本地區人文領域的精品書籍，同時讓各自國家或地區的年輕讀者也能繼續閱讀並繼承這些精神遺產。

三、選書的時限以過去六十年為主，但考慮到各國家或地區的現代史及出版史的不同情況，具體情況則由各國家或地區自主裁定。整體上來說，仍以能體現各國家或地區人文書籍發展的大致脈絡和發展方向為方針。

四、不把所謂的「古典」列入選書計畫。當然，根據上述條件，研究和解釋古典的書籍當在備選之列。不僅是對本國古典的研究闡釋，各國對東亞共同的古典或西歐古典的研究和解釋仍是人文學科持續的課題，也與各地區的現代知識課題深深相關。

五、由於收入的是廣義上的人文書籍，原則上本套叢書不做學科領域的限定。但某些特定的文學、藝術領域（詩歌、小說、戲曲）的作品暫不列入本次的選書計畫。這並不是說這些領域的作品沒有回應知識界的課題，而是因為某種程度上也要考慮相互翻譯的現實狀況與可能性。本次選書將重點放在翻譯業績顯著不足的東亞人文書籍上，但那些以深厚人文精神做支撐的批評性文章當然也在入選之列。

六、由各國家或地區推薦的是否是大部頭的圖書，本會議原則上不予過問。但在翻譯出版的可能性上會加以慎重考慮。由於理想的現代人文書籍應以較高的「專業學術性」為前提，也為了提高相互翻譯出版的品質，本叢書選擇專業學術價值較高的人文書籍並積極推動相互翻譯。

基於以上原則，東亞出版人會議在各國家或地區經過多種方式的篩選之後，在二○○九年一月於日本東京、四月於中國麗江的會議上進行了認真討論，最終於二○○九年十月在韓國全州舉行的第九次會議上確定了「當代東亞人文經典100」叢書一○○種入選圖書的書目。

我們衷心期待通過這一○○種人文書籍的相互翻譯出版，能為東亞的讀書人帶來閱讀的愉悅，並受到讀者歡迎，也期待通過共同領略這些書籍中體現的東亞人文知識和人文精神的博大精深，使這套叢書成為理想的文化交流的一個契機。

當代東亞心靈 ／林載爵（聯經出版公司發行人）

近代以來，東亞地區經歷了「中華帝國」、「西方勢力」、「日本殖民」、「美國霸權」四個先後被宰制的時期。中華帝國通過勢力建立了他的「華夷秩序」，藉由儒學與漢字建立了漢字文化圈與儒家思想圈，儒學典籍成為東亞地區的共同思想資源。十九世紀中，中華帝國衰頹，西方勢力同時進入東亞地區，開啟了東亞結構的質的變化，在向西方學習的共同目標下，日本領先群倫，逐步進行維新改造，取代中華帝國成為東亞之首。這個態勢的轉變發展成為十九世紀末以來，日本向東亞地區的擴張，改變了東亞各地的命運，並與世界戰爭結合，最終則以美國霸權君臨東亞收場。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冷戰時期，東亞地區各自分離，結束了長達數百年，「東亞」作為一種群體（community）的狀態。

「東亞」作為一種群體解散之後，東亞地區各個國家積極進行了國族認同的重建工作，這是戰後冷戰時期東亞國家的基調。在認同重建的工程中，集體歷史記憶的挖掘與當代西方思想的引進是各個國家在思想探索上的的兩條主線，東亞地區相互之間的思想聯繫因而中斷，彼此各自尋找自己的定位與出路，曾經在東亞文化圈出現過的「讀書共同體」因而消失。

由日本、韓國、中國、香港、台灣五地人文書籍的出版人共同組成的「東亞出版人會議」（East Asia Publishers Conference）於二○○五年在東京成立，以促進東亞地區人文書籍的出版交流為目的。二○○六年在首爾召開的第三次會議中，「東亞出版人會議」的發起人之一，日本平凡社的退休總編輯龍澤武先生提出了一個概念：到底在東亞社會裡，是否曾出現「讀書共同體」？撇開中國文化傳統思想所不斷強調的東亞漢學、東亞儒家這個大傳統不論，在小傳統中是否曾出現「讀書共同體」，與會成員一致肯定這個共同體是存在過的事實，並且興起重建這個共同體的志向。

龍澤武提出了一個例子驗證在十九世紀之前曾出現的「讀書共同體」：明朝末年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將中國古代農業技術做了總整理，在當時的中國沒有引起重視，直到日本德川政府引用此書提供的農業生產技術，對德川時代日本農業生產與產業發展發揮極大影響。因此在十九世紀中國要向日本明治維新學習時，才發現《天工開物》在日本的近代改革發展占了極重要的位置，於是在十九世紀中葉才又從日本引進到中國來，這是書籍交流上很有趣的例子，也是東亞「讀書共同體」的體現。

從台灣經驗來看，我們還可以再補充第二個例子。一九三六年中國的胡風翻譯了在日本發表的朝鮮與台灣的短篇小說，編成一本選輯：《山靈：台灣、朝鮮短篇小說集》，這是日據時代特別重要的一本書，其中也收錄了楊逵的〈送報伕〉。因為同時遭受日本占領，用日文寫作的朝鮮、台灣的重要作品透過胡風翻譯成中文後，讓中國、朝鮮、台灣、日本四地的抗議思想能夠互相結合、交流，這是一九三○年代東亞地區非常重要的歷史經驗，若沒有中文譯本讓四地彼此溝通交流，在被佔領的時代要如何去反思被殖民社會中的種種政治、社會、經濟問題？這也是東亞「讀書共同體」存在的另一個事實。

這個「讀書共同體」顯然因為戰爭而完全被摧毀，一九五○年代冷戰時期，在書籍的傳播上互不往來，交流完全中斷。在這個歷史背景下，「東亞出版人會議」認為應該恢復這個「讀書共同體」。自二○○六年以來，「東亞出版人會議」的成員持續在思考一個問題：為什麼我們彼此之間互不了解？以台灣而言，我們不僅對韓國的當代思想完全不了解，對日本近代、當代的思想發展也是所知有限，如此，遑論其他國家對台灣的了解。

經過兩、三年的討論，在二○○八年終於擬定了一個具體的計畫，東亞五地的出版人針對一九五○年代戰後中、日、韓、台、港的重要人文典籍整理出一百本的書單，書單確定後先進行導讀，繼而翻譯，讓各地讀者都能了解各個地區的思想狀況。對出版人而言，透過出版，進行東亞「讀書共同體」的建立是促進東亞地區相互了解彼此思想的最有效方式。

「東亞出版人會議」第五屆會議於二○○七年十一月在新竹南園舉行，這次會議的組合正好是三個世代的東亞出版人共聚一堂，這是難得的、珍貴的聚會。作為主人，我在開幕式上做了一段發言，感性的表達了：三個世代、五個地區，七十年的歲月，背後蘊藏的是一段複雜的、互相糾纏的歷史。在座諸位出版人，作為這段歷史的紀錄者、編輯者和出版者，回顧過去，正視現在，必然有著深刻的感想與體會。

第一個世代的出版人，親歷過戰爭與動亂，戰後又必須背負起反省歷史的責任。東亞歷史的記憶，構成他們成為出版人的精神基礎。歷史是身為出版人無法逃避的一張網絡，它鋪蓋在我們的心靈上、思想上，影響到我們該如何思考與行動。

第二個世代的出版人面對的是戰後建立的政治勢力，在韓國、台灣、中國大陸都面臨各自不同的遭遇，然而受到政治壓迫的事實卻是共同的。從一九七○年代到一九八○年代，韓國、台灣的青年都逐漸投入實現民主的反抗運動，而中國大陸則陷入文化大革命的災難當中。相對於第一個世代承受歷史的重擔，第二個世代則是對抗政治的高壓統治。韓國政府在一九七○年代大肆逮捕教授與記者、學生，一些被解職的教授反而轉向出版業，出版人以圖書出版支持反對運動，所出版的有關民主理論的書籍，啟蒙了青年人的思想，為民主運動提供了思想的武器，也開啟了韓國近代出版的新局面。當廣播、報紙等媒體屈服於政府的統治，不能發揮批判的功能時，書籍取而代之，成為最有效的批判工具。韓國在一九八○年代是書與閱讀的時代，儘管政府繼續禁書、逮捕出版人和作家，但青年讀者透過閱讀，持續開展反抗運動。

同時候的台灣也處於威權統治之下，禁書與逮捕作家同樣發生，反抗運動也從一九七○年代到一九八○年代持續進行。作為出版人，我們提供了異議份子發表意見的機會，讓作家批判現實的作品廣泛流傳，譯介了西方的民主理論與當代思潮，為反抗行動提供思想資源。這是知識份子、出版人、作家為了共同目標緊密結合的時代，也是台灣出版史上最具有意義的時代。

具有相同歷史經驗的東亞出版人，興起了重建東亞讀書共同體的共同願望，這本《當代東亞人文經典100》便是走向這個願望的第一步。二○○八年在日本京都的第六次會議上確立了六項基本原則後，各地出版人開始進行選定書單的工作。基本上，各地出版人都向各地的學者、作家徵詢了書單的意見，但最後都還是根據各方提供的意見，由各地出版人從出版史的角度作了最終的選擇。

自從戰後東亞出版人失去了聯繫之後，我們再度聚合起來，從瞭解彼此的出版狀況開始，一步一步相互溝通彼此的理念，交換對出版趨勢的觀察，然後決議共同合力進行這個出版工程。

最後，容我再度說明《當代東亞人文經典100》的意義在於：

一、透過這一百冊的規畫與出版，說明東亞讀書共同體的重建是有可能的。

過去幾年我們不斷探討東亞讀書共同體的存在與消失，有感於重建東亞讀書共同體的迫切性，我們期望透過這項出版工程恢復東亞之間圖書的交流，及人文思想的相互傳播。我們更期望透過這一百冊的翻譯與出版，呈現東亞的價值與理念。東亞的價值與理念是一個巨大的課題，它的內涵需要經過不斷的探索、討論。這一百冊將成為東亞文化人、知識份子相互對話的基礎，只有經過論辯，東亞的價值與理念的具體內容才有可能形成。

二、東亞地區經過一個多世紀的動亂後，透過這一百冊重新理解自己的歷史與文化。

《當代東亞人文經典100》涵蓋了歷史、文學、哲學、藝術等各個領域，我們慎重地選擇了各個領域具有代表性的作者及他們的代表性作品，這些作品都曾經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他們對古代文明的發展提出新的看法，對古代經典提出了新的觀點，對歷史的演進提出了新的解釋，對古代文明與近代文明的聯繫提出了新的銓釋，對當代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提出了深刻的反省與批判。透過這一百冊，每一個地區的文化都展現了嶄新的面貌，東亞各地區的讀者也因此可以經由這一百冊重新認識東亞文明的整體情況，相互之間更進一步的瞭解也因此可以展開。

三、反映東亞地區對西方現代性的接納與回應

一個多世紀來，東亞地區同時陷入西方現代性的挑戰與衝擊，每一個地區的反應不同，命運也不同。但是這一百冊都同時表現了每個地區如何接納現代性？如何思考現代性？如何批判現代性？所謂「東亞的價值與理念」將從這一百冊對西方現代性的思考中建構出來。東亞各個地區的思想家無不在西方現代性的衝擊下投入反思各自文化的工作中，這一百冊正是他們努力苦思的結果，對於東亞文化的未來開展具有無比重大的意義。

這本導論的出版是東亞人文思想交流的開始，期待各方人士給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