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西方文明的興衰
我試著回想這個念頭是在何時何地在我腦子裡出現的。是二○○五我首次走在上海外灘時想到的？還是在粉塵瀰漫的重慶，聆聽中共官員描述眼前堆積如山的瓦礫堆日後將成為中國西南方的金融重鎮時產生的？那是在二○○八年，我覺得我看到的那幅景象比同時間北京熱鬧進行的奧運開幕儀式更讓我印象深刻。還是在二○○九年的卡內基音樂廳，我聆聽中國傑出年輕作曲家，同時也是古典音樂東方化的代表人物，林安淇的悠揚樂曲中得到的啟示？我想大概就是到了這個時候，當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即將步入尾聲之際，我的腦子裡閃過這麼一個念頭：我們正經歷西方五百年優越地位的終結。
我認為，本書提出的主要疑問也是現代史家最感興趣的問題。從一五○○年開始，為什麼歐亞大陸西端的幾個小國能成為世界其他地區的支配者？就連人口比西歐眾多，社會比西歐複雜的東方國家也無法倖免於難？我的次要問題是：如果我們能對西方過去的支配地位提出充分的解釋，那麼我們是否能預測西方的未來？西方世界是否真的已到了終點，而新興的東方是否即將迎接屬於他們的時代？換言之，西歐在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之後興起，在科學革命與啟蒙運動推波助瀾下將文明傳布到大西洋彼岸，甚至抵達世界最偏遠的角落，最後在革命、工業與帝國的年代達到極盛，宰制世界絕大多數的人口，然而，今日的我們是否將目睹這個時代的終結？
我提出這樣的問題，正說明了二十一世紀前十年的一些現象。我出生而且成長於蘇格蘭，先後就讀於格拉斯哥中學與牛津大學。我在二、三十歲的時候以為自己的學術生涯將在牛津或劍橋度過。我最早開始產生去美國的念頭，是因為慷慨捐款給紐約大學史登商學院的資深華爾街人物考夫曼（Henry Kaufman）問我一個問題，為什麼一個對金錢與權力的歷史感興趣的人不到實際充滿金錢與權力的地方見識一下？而談到金錢與權力，有哪個地方能比得上曼哈頓鬧區？隨著新千禧年的展開，紐約證券交易所不證自明地成為美國一手設計與操控的全球巨大經濟網路的核心。網路泡沫顯然正在消退，而令人難受的小衰退也使即將還清國債的民主黨失去了白宮寶座。然而繼起的小布希上任才八個月便遭遇一起事件，這起事件明顯凸顯出曼哈頓是西方支配世界的中心。蓋達組織的恐怖份子摧毀了世貿中心，這是對紐約致上的醜惡恭維。凡是想挑戰西方支配地位的人，一定會將此地視為頭號攻擊目標。
往後一連串事件的發展使美國躊躇滿志。塔利班（Taliban）在阿富汗遭到推翻。將敵對者烙上「邪惡軸心」（axis of evil）的稱號，就能為「推翻敵方政權」提供完美的藉口。「惡毒的德州人」民調居高不下，為他鋪平了連任的坦途。美國經濟因減稅而景氣回春。「老歐洲」（更甭說美國自由派人士）對此雖然憤怒，卻無可奈何。這些歷史事件深深吸引著我，我開始大量閱讀與發表許多有關帝國的作品，我尤其想知道美利堅帝國能從大英帝國的歷史中得到什麼教訓；結果我完成了《帝國：英國如何塑造現代世界》（Empire: How Britain Made the Modern World, 2003）。當我開始思索美利堅帝國的興起、宰制與可能來臨的衰微時，我逐漸發現美國的權力中心有三項不足之處：人力不足（未在阿富汗與伊拉克駐紮充足的地面部隊）、注意力不足（民眾對於長期占領征服國家興趣缺缺），以及最重要的，財政不足（與投資相比，儲蓄明顯不足；相對於公共開支，稅捐顯然太少）。
我曾在《巨人：美利堅帝國的興起與衰微》（Colossus: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s Empire, 2004）中提出警告，美國已不知不覺過度仰賴東亞資本來挹注本身失衡的經常帳與財政收支。美國是個從未以帝國自稱的帝國，它的衰頹與沒落不是因為恐怖份子進犯國門，也不是因為流氓政權資助恐怖份子，美國步入衰弱的真正禍首其實是帝國內部核心的金融危機。二○○六年下半年，當我與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創造「中美國」（Chimerica）一詞──奇梅拉（chimera）的雙關語──來形容我們看到的吝嗇的中國與揮霍的美國之間難以維繫的關係時，我們也看到了全球金融危機即將來臨的重要徵兆。如果美國人沒有廉價的中國勞動力與資本供他們恣意消費，那麼二○○二年到二○○七年的泡沫也不會如此嚴重。
美國以「超級強權」自任，這種幻覺在小布希總統任內破滅了不只一次，而是兩次。首次的幻滅出現在伊拉克薩德爾城後街與阿富汗的赫爾曼德省荒野，這兩場戰鬥不僅暴露出美國軍事力量的極限，更重要的是，它們顯示出新保守主義者對大中東地區民主浪潮抱持過於天真的願景。第二次的打擊是二○○七年次級房屋信貸危機，而後進一步擴大為二○○八年的信用緊縮，最後演變為二○○九年的「大衰退」。在雷曼兄弟破產之後，「華盛頓共識」與「大平穩」──各國中央銀行官員認為大平穩如同「歷史的終結」，將成為往後世界經濟的常態──在人們眼中成了虛妄之物，遠遠被拋在腦後。第二次經濟大恐慌成為世人可怕的夢魘。到底哪裡出了問題？我從二○○六年年中開始發表一系列文章與演說，到了二○○八年十一月，也就是金融危機最嚴重的時期，我將這些作品集結成《貨幣崛起》。我在書中指出，國際金融體系的重要成分遭到嚴重削弱，原因出在銀行資產負債表出現過度短期的債務，不動產擔保證券與其他結構金融產品的定價嚴重失真與估價過高，美國聯準會採行過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政治操作產生的房地產泡沫，以及無限出售假保險契約（稱為衍生性金融商品）對不可知的不確定性風險（而非可量化的風險）提供虛假保障。源自西方的金融制度傳布到全球各地，原以為可以開展出經濟波動減緩的新時代，然而光是傳統的流動性危機就足以讓使用槓桿的財務工程在搖晃下癱倒在地。其實只要了解過去的歷史，自然可以察覺到當中充斥的危機。
二○○九年夏天過後，第二次經濟大恐慌的危險逐漸消散，但危機尚未完全解除。然而，整個世界卻起了變化。金融危機造成全球貿易恐慌性的崩潰，與金融信貸緊縮一樣，一般預期貿易量的減少將重創亞洲幾個出口仰賴西方的大經濟體。然而，中國藉由大規模的信貸擴張來推動高效能的政府刺激方案，使中國的經濟成長在這場危機中僅受到些微的影響。幾乎沒有任何專家預期到中國能有如此傑出的表現。把規模達十三億人口的大陸經濟當成一個巨大的新加坡來經營確實很困難，儘管如此，在我寫作的當下（二○一○年十二月），中國似乎越來越有可能藉由工業革命而持續擴張，並且在十年內超越美國的國內生產毛額，正如日本在一九六三年超越英國一樣。
過去五百年來，西方實際上一直凌駕於世界其他地區之上。西方與中國的所得差距早在十七世紀就已出現，而且不斷擴大，這種趨勢直到一九七○年代末（如果不是更晚的話）才出現轉折。此後，雙方的所得差距開始以驚人的速度縮小。金融危機凸顯出我想提出的下一個歷史問題。西方現在還具有優勢嗎？唯有明確分析構成西方優勢的是哪些要素，我才有希望得出解答。
導論
拉瑟拉斯的提問
在本書中，我要指出西方之所以能自別於世界其他地區（也就是，西方成為全球霸權的主要原因）在於它具備六個由制度、相關觀念及行為具體構成的新複合物。為求簡單明瞭，我將以六項標題來表示這些結合物：競爭、科學、財產權、醫學、消費社會、工作倫理。以目前流行的電腦行銷術語來說，這是六項殺手級應用，正是這六項事物使居住於歐亞大陸西端的少數人在近五百多年的時間裡支配世界。
現在，在你義憤填膺準備寫信提醒我漏掉一些西方興起的關鍵面向（如資本主義、自由、民主或甚至是槍炮、病菌與鋼鐵）之前，請閱讀以下的簡短定義：
一、競爭：政治與經濟生活去中心化，使民族國家與資本主義獲得發展的平臺。
二、科學：一種研究、理解，最終能改變自然世界的方式，它使西方在軍事（以及其他事物）上取得對世界其他地區的巨大優勢。
三、財產權：以法治保護人民的所有權，以和平方式解決人民的財產爭端，並且為最穩定的代議政府形式奠定基礎。
四、醫學：科學的一門分支，它大幅改善了人類的健康與預期壽命，這項進展始於西方社會，而後擴及到西方的殖民地。
五、消費社會：一種物質生活模式，衣服與其他消費品的生產與購買在這當中扮演著核心的經濟角色，一旦少了這種模式，工業革命就無從存續。
六、工作倫理：一種可以追溯到基督新教（以及其他來源）的道德架構與行動模式。前五項殺手級應用創造出來的社會，雖然充滿動力，但隱含著不穩定的因子，工作倫理可以為這個社會提供黏著結合的功能。
請不要誤解我的意思：本書不是另一本自鳴得意的「西方的勝利」。我想說明的是，世界其他地區之所以遭到征服與殖民，不只是因為西方的優越，也因為西方的對手意外由盛轉衰所致。舉例來說，一六四○年代，財政與貨幣的危機，加上氣候變遷與疫病流行，使明朝內部民變蜂起，王朝因此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機。這一連串的災難與西方毫無關連。同樣地，鄂圖曼帝國在政治與軍事上的衰敗，根源也是起於內部，而非源於外在力量的壓迫。當南美走上衰落之時，北美的政治制度卻欣欣向榮；波利瓦（Simin Bolivar）未能成功建立拉丁美洲合眾國，並不是因為英美兩國從中作梗。
因此，西方與世界其他地區出現差異的關鍵是制度。西歐能趕上中國，部分原因是西方的政治與經濟領域存在較多競爭。奧地利、普魯士乃至於日後的俄羅斯，這些國家的行政與軍事效能逐日提升，因為產生科學革命的網絡興起於基督教世界而非穆斯林世界。北美前殖民地的發展遠較南美前殖民地優越，因為英國殖民者在北美建立的財產權與政治代議制度迥異於西葡在南美建立的體制。（北美採行的是「開放參與的秩序」，而不是由一群尋租而排外的菁英統治的封閉體制。歐洲帝國能深入非洲內陸，靠的不只是馬克沁機槍，他們也研發了疫苗，能對抗連非洲人也束手無策的熱帶疾病。
同樣地，西方率先工業化也反映西方的制度優勢：早在蒸汽動力或工廠體系來臨與傳布前，不列顛群島已經具備大眾消費社會的雛形。即使工業科技幾乎傳遍世界，西方與世界其他地區的差異依然存在，而且還不斷擴大。歐洲或北美的工人使用完全標準化的紡紗機與織布機，他們的生產力仍高於東方，歐洲或北美資本家僱主累積財富的速度也更為快速。公共衛生與公共教育的投資帶來鉅額收益；在缺乏這類投資的地方，民眾無法擺脫貧窮。本書要討論西方與世界其他地區的各項差異──這些差異為什麼存在，它們為什麼能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
到目前為止，我一直隨意地使用「西方」一詞，究竟我說的「西方文明」的確切意義是什麼？戰後，盎格魯撒克遜裔白人新教徒不加思索地以「西方」（或是「自由世界」）來指稱（理所當然）從倫敦到麻州萊辛頓，以及（可能）從史特拉斯堡到舊金山的狹長走廊地帶。一九四五年以後，英語成為戰後西方最重要的語言，其次則是努力圖存的法語。隨著歐洲在一九五○與六○年代整合成功，西方俱樂部也逐漸壯大。現在幾乎沒有人爭論低地國、法國、德國、義大利、葡萄牙、斯堪地納維亞與西班牙是否屬於西方。另一方面，儘管希臘後來信仰了東正教，卻被視為西方的當然成員，因為我們承襲了古希臘哲學的悠久遺產，而最近的希臘也積欠歐盟大筆的債務。
那麼，地中海的南部與東部是否算是西方？這些地區不僅包括伯羅奔尼撒以北的巴爾幹半島，也涵蓋北非與安那托利亞。埃及與美索不達米亞這兩處人類文明最初的發源地呢？南美與北美一樣被歐洲人殖民，在地理上也屬於同一個半球，它是否也屬於西方的一部分？俄羅斯呢？歐俄是否真的可以歸類為西方，而俄羅斯位於烏拉山脈以東的領土是否就某個意義來說應該劃歸東方？冷戰期間，蘇聯及其衛星國被稱為「東歐集團」。但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認為蘇聯與美國一樣都是西方文明的產物。蘇聯的核心意識形態，與民族主義、反奴隸制及婦女投票權一樣，都發源於維多利亞時代──它的誕生與培育都發生在大英圖書館的舊圓形閱覽室。蘇聯遼闊的地理幅員與歐洲人移民美洲一樣，都是歐洲對外擴張與殖民的一環。中亞的情況與南美雷同，由歐洲人統治著當地非歐洲族裔。就這層意義來看，一九九一年蘇聯的瓦解，標誌著最後一個歐洲帝國的死亡。不過，近年來最具影響力的西方文明定義來自於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他不僅排除了俄羅斯，同時也把信仰東正教的國家全摒棄於西方之外。杭廷頓眼中的西方只包括西歐、中歐（不含東正教東歐）、北美（不含墨西哥）與澳大拉西亞。希臘、以色列、羅馬尼亞與烏克蘭都不符合西方的標準；加勒比海島嶼雖然許多與佛羅里達州一樣充滿西方風味，卻未被歸類為西方。
因此，「西方」不只是一種地理表達，也是一套規範、行為與制度的集合，而其疆界極為模糊。西方的意義值得我們反覆思索。亞洲社會如果完全接受西方的服飾與商業規範──例如日本從明治時代開始西化，以及其他亞洲國家目前正推動的措施──是否可能因此轉變成西方社會？過去曾流行一種說法，認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做為核心的西方與做為邊緣的世界其他地區之間建立了永久性的勞動分工關係。然而，如果全世界最終都被西方化（至少從外表與生活方式來看），那會是什麼樣貌？或者，其他文明是否如杭廷頓所言，未來可能重獲活力，尤其是「中華」文明（指大中華地區）與伊斯蘭文明（包括「充滿血腥的邊界與內部地區」）？這些文明採用了西方的運行模式，但在多大程度上它們的學習僅止於粗淺的現代化而未及於文化的深層面向？這些將是接下來要討論的問題。
西方文明另一個令人不解的地方在於分崩離析似乎是西方的一項明顯特徵。二十一世紀初，許多美國評論家抱怨「大西洋兩岸漸行漸遠」──冷戰期間，將美國與西歐盟國連繫在一起的共同價值已然崩解。季辛吉擔任美國國務卿期間，美國政治人物想與歐洲對話，就應該打電話給季辛吉，然而今日大西洋兩岸的關係已不如過去緊密，我們很難說接電話的那個人是否就能代表西方文明。然而，美國與「舊歐洲」過去在宗教、意識形態乃至於文明本身的意義上曾存在巨大分歧，與此相比，大西洋兩岸目前的各自為政顯得溫和與友善多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人宣稱他們要為高尚的「文化」而戰，反對低俗唯物的英法「文明」（這項區別是曼恩(Thomas Mann)、佛洛伊德與其他人提出的）。但這項區別很難合理化戰爭初期焚燒魯汶大學圖書館與迅速處決比利時平民的行為。英國宣傳人員抨擊德國人是「匈人」（Huns），是生活在文明領域之外的野蠻人，他們日後以勝利者的姿態稱這場戰爭為「為挽救文明而進行的大戰」。今日，關於「西方」是單一文明的討論，難道會比一九一八年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更有意義嗎？
最後，我們應該記住，西方文明曾經衰亡過。羅馬時代的廢墟散布在歐洲、北非與近東各地，清楚提醒人們西方曾經衰敗的事實。西方最初──西方文明1.0版──興起於從尼羅河谷地延伸到幼發拉底河與底格里斯河匯流處的肥沃月彎，而其發展的兩個極致是雅典民主與羅馬帝國。今日，我們文明的關鍵元素──不只是民主，還有體育競技、算術、民法、幾何學、古典的建築風格以及比例相當高的現代英語辭彙──全源自於古代西方文明。極盛時期的羅馬帝國是一個複雜得令人吃驚的體系。穀物、製品與錢幣流通於從英格蘭北部延伸到尼羅河上游的廣大經濟區，學術繁榮，擁有法律、醫學乃至於像羅馬圖拉真廣場的購物中心。然而上古西方文明逐漸衰敗，到了西元五世紀時急速殞落。蠻族入侵破壞了文明業績，也使西方陷入分裂。經過一個世代的時間，羅馬這座偉大的帝國城市已殘破不堪，輸水道年久失修，原本繁華的市場也渺無人煙。西方古典知識在拜占庭圖書館員、愛爾蘭僧侶與羅馬天主教會的教宗與教士──不要忘了還有阿拔斯王朝的哈里發（caliph）──的保存下免於失傳。如果沒有他們的細心維護，西方文明不可能在義大利重生，進而開啟文藝復興時代。
西方文明2.0版是否也將面臨衰敗的命運？以人口統計的角度來說，西方社會人口長久以來在世界上一直居於少數，而今日西方的人口甚至還不增反減。曾一度居於支配地位的歐美經濟，現在正面臨中國在二十年乃至於十年內超越的真實威脅，而巴西與印度落後它們的幅度也不大。正如自由市場經濟政策的「華盛頓共識」開始瓦解，西方的「硬實力」似乎也在大中東地區（從伊拉克到阿富汗）陷入泥淖。始於二○○七年的金融危機也顯示出消費社會核心（及其過於強調舉債消費）的根本缺陷。新教強調的節儉美德曾在西方社會裡受到重視，現在卻消失無蹤。在此同時，西方菁英擔心的卻是即將來臨的環境末日這類千禧年式的恐懼。
更嚴重的是，西方文明似乎喪失了對自己的信心。一九六三年，史丹福大學首開先例，停開大學部的古典「西方文明史」課程，之後一些知名大學也陸續跟進。在中學歷史課程裡，有關西方興起的大敘事也被認定為過時。教育者熱衷推動所謂的「新歷史」課程（課程改革帶來意想不到的結果），強調「歷史技術」比歷史知識更重要，結果有太多英國學生在中學階段只學到零碎片斷的西方歷史：亨利八世與希特勒，再加上一點金恩牧師。針對英國一所知名大學的歷史系大一新生進行調查後發現，只有三四％知道無敵艦隊時代的英格蘭國王是誰，三一％知道波耳戰爭的發生地，一六％知道誰在滑鐵盧之役指揮英軍（超過兩倍的學生認為是納爾遜而非威靈頓），而只有一一％的學生說得出十九世紀某位英國首相的姓名。另一項對十一歲到十八歲英國學生的類似調查顯示，一七％以為克倫威爾打贏了黑斯廷斯戰役，二五％把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的世紀搞錯。此外，通觀整個英語世界，有越來越多人認為我們應認識其他文化，而非自己的文化。一九七七年送往外太空的航海家號（Voyager）太空船，上面附有二十七首曲子，其中只有十首是西方作曲家創作的，包括巴哈、莫札特與貝多芬，還有阿姆斯壯（Louis Armstrong）、貝里（Chuck Berry）與盲眼威利（Blind Willie Johnson）。二○一○年，大英博物館館長出版了用「一百件文物」寫世界史，其中西方文明的文物不超過三十件。
然而，世界文明史的寫作如果輕忽了一五○○年後世界其他地區逐漸從屬於西方的過程，等於錯失了整部世界史的核心重點──這是世界史最須解釋的部分。西方的興起是基督紀元第二個千年後半部最引人注目的歷史現象。它是近代史的核心。對史家而言，它或許是最具挑戰性的謎團。我們試圖解決這個問題，不只是為了滿足我們的好奇心，也是為了其他更重要的理由。唯有找出西方興起的真正原因，我們才能更清楚地看出目前的西方正如何走向衰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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