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的歧路

　　朱嘉明是1980年代大陸改革開放過程中
　　最重要的參與者之一，列名「改革四君子」；
　　他也因為1989年的悲劇而流亡海外，
　　面對中國改革的難題不斷苦思讀寫。

　　朱嘉明刊載於《思想》22期的〈中國改革的歧路〉一文，同步在大陸共識網發表，引起將近20萬網民瘋狂點擊與轉發，引起熱烈關注與回響。

　　《中國改革的歧路》所收入三篇文章，均表現出朱嘉明這種時代精神面貌，讓讀者一窺作者個人相對於國家歷史的經歷與想法。

　　像朱嘉明這樣由文革、改革開放、與六四這三大歷史局面所塑造出來的一代人，往往能對中國的歷史、現狀與前景提出獨特的全局觀點。

　　本書的精采內容，主要分成三篇：

　　第一篇〈中國改革的歧路：朱嘉明先生訪談錄〉以朱嘉明個人經歷為線索，交代了朱嘉明相對於國家歷史的經歷與想法，力求反映從1950年代到「文化大革命」，再到1980年代改革的歷史邏輯；

　　第二篇〈從不斷革命到持續改革：中共應對政權「合法性危機」的模式〉揭示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危機和不斷革命、持續改革之間的關係，以建立合法性的努力與失敗為脈絡，縱向分析人民共和國六十年（並上溯民國）的歷史經驗，作為今天的教訓；

　　第三篇〈中國國情的八個關鍵問題〉選擇了當下中國面臨的八個現實問題，加以分析聚焦，橫向剖析政治制度與發展模式，動態認識今天中國的國情。這三篇文章，試圖在縱向審視中國當代歷史的同時，也從橫切面剖析中國現階段最重要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其最終目的是為了回答：為什麼中國的改革走上了歧路？

　　中國的「改革」，如同一列承載著十幾億民眾的快車，高速行駛了35年，但至今沒有列車時刻表，也不知終點站在哪裡。這趟改革的列車早已駛入歧路，受益者是既得利益集團而不是人民。人們正在從不滿意轉變到失望，甚至開始絕望。現在，已經到了全體乘客和車組人員都須思考如何把歧路列車搬回正軌的時候了。通過深入的歷史和政治經濟分析，解說中國的「改革」是在什麼樣的時空背景下，在什麼時候，以什麼樣的方式脫離了正確的軌道？作者主張，憲政民主應是中國未來的關鍵選擇。唯有還權於民、還富於民，中國才會長治久安。

作者簡介

朱嘉明

　　1950年出生，北京人。1964年就學於北京男十三中，1968至1978年，先後在西藏、黑龍江和山東務農做工；1978年考上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後，在完成碩士和博士學位的同時，參與創建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擔任河南省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中國西部研究中心、北京青年經濟學會、中國改革開放基金會負責人，暨《中青年經濟論壇》主編。1989年6月後，流亡海外，一度擔任海外民運負責人。1993年退出民運，在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完成MBA；先後在澳大利亞、東南亞創業經商。2000年之後，擔任過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的經濟學家，現任教於維也納大學。主要著作有《國民經濟結構學》（1984）；《現實與選擇》（1984）；《論非均衡增長》（1988）；《朱嘉明文選（三卷）》（2009）；《從自由到壟斷：中國貨幣經濟兩千年》（2012）。

序

在中國期待進步主義∕錢永祥

　　朱嘉明先生是五星紅旗下誕生的第一代人，與共和國一起渡過了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以及六四事件這三大歷史階段。他在本書中對中國當前體制歧路的分析與前瞻，表現了這一代人在歷經滄桑、志業未竟之後，身為國家主人的責任感卻依然昂揚。

　　朱嘉明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成長於北京。身為「老三屆」中較為年輕的一輩，他捲入了兩千萬學生上山下鄉的浪潮，在十年之間務農做工，先去西藏、後駐守黑龍江、再到山東，直到1978年考取文革後的第一屆研究生為止，在貧窮的青春歲月中見證了中國革命最亢奮也最灰暗的十餘年。

　　從1979年開始，朱先生參與了當時剛啟動的改革開放。以國務院的研究單位為立足地，他與一批經歷、志向相近的年輕人，針對當時中國在工業、農業、歷史與國際關係等方面的迫切問題進行研究與思考，撰寫文章，發揮過一定的影響，列名時稱的「改革四君子」之一。接下來，他參與籌辦了1984年的「莫干山會議」，聚全國中青年經濟學者於一堂研討經濟改革的具體問題，在當時意義深遠。他也擔任過趙紫陽時代「三所一會」中「中信國際所」的副所長，對國際政治、經濟問題進行廣泛的研究。

　　但是八十年代的改革共識來不及見到結果。1989年天安門流血鎮壓之後，黨與知識界分裂、黨內的保守派與改革派分裂、知識界的內部也告分裂，多數改革運動的主力份子被迫退隱或者流亡。

　　朱嘉明主動中斷了此前的人生軌跡，先是積極參與海外民主運動，擔任過民運組織負責人，之後又浪跡海外多年，最後執教於維也納大學經濟系，繼續他的思想與著述工作。

　　像朱嘉明這樣由文革、改革開放、與六四這三大歷史局面所塑造出來的一代人，往往能對中國的歷史、現狀與前景提出獨特的全局觀點。畢竟他們所經歷的時代與事件，曾經具有撼動歷史、讓國家命運翻轉的宏大意義，養成了他們大局著眼的習慣。在這方面，朱嘉明也不例外。本書所收三篇文章，均表現出了這種時代精神面貌。〈訪談〉交代個人相對於國家歷史的經歷與想法。訪談之外的兩篇文章，一篇以建立合法性的努力與失敗為脈絡，縱向分析人民共和國六十年（並上溯民國）的歷史經驗，作為今天的教訓；另一篇聚焦於八個現實問題，橫向剖析政治制度與發展模式，動態認識今天中國的國情。這種透過縱橫兩個維度掌握上下全局的視野，並不是一般學院社會科學的近視習慣所能企及的。

　　但是朱嘉明本人的專業研究領域，卻是極其現實的經濟運作策略問題，他本人也「厭惡討論主義」，所以他的論述即使宏觀，仍處處貼近現實，關注所在是社會、國家的如何歸於「正常」。

　　中國今天不夠正常嗎？朱嘉明的一個論斷或許已經足以傳達他所憂心的癥結所在：中國看來十分強大，但又顯得十分脆弱。國家的經濟、軍事、國際地位已經躋身於強國之列，不過整套體制的正當性（合法性）卻愈來愈空洞虛渺。民間的剝奪感、不信任感、不安全感高漲，冷漠、譏誚、虛無的氣氛瀰漫在官員、知識份子、以及一般人民的言行之中。統治者則圍繞著家世與權力凝聚成利益集團，在風聲鶴唳中以高強度的維穩換取苟安。

　　朱嘉明認為這個局面的代價太高，也無法持久。由於急迫的危機感在心，他不取冷漠、譏誚、虛無的作態，但他也不相信再一場改革或者更激進的革命能夠解決問題。他認為問題所在是八十年代的改革後來走上了歧路，其標誌就是社會財富的分配嚴重不公平；而財富壟斷與掠奪的成因，乃是政治體制上的封閉與壟斷。他寄希望於回到八十年代，不是回到那時的任何主義，而是回到八十年代的價值觀，「藏富於民」與「還權於民」。換言之，朱嘉明並不是按照左與右、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民族主義與西化主義的覆轍思考，也不是在緬懷一個已逝的金色年代。而是借鑑於「進步主義」的「民生」與「民權」的雙重價值，要求國民在這個政治共同體中能夠平等的參與、能夠自主的安排生活、能夠按照公平原則共享社會的財富。

　　這種價值觀，能不能成為今日中國分裂局面中的最大共識？我並不很樂觀，但是我認同朱嘉明的思考方向。人民共和國的創建、共產黨的社會主義革命，當初所許諾的是民主、公有、平等、結束壓迫與剝削，到今天竟然退化到國家主義、官僚與權貴的資本主義，淪落為全世界最不公平、貧富最懸殊的社會之一，部分原因正是社會主義所高舉的進步價值遭到扭曲與異化，中國的黨國背棄了最基本的社會主義的人道門檻：即每個個人的1. 基本權利平等、2. 政治參與的權利平等、3. 生活機會與物質分配的公平。今天中國知識界各種新說爭奇鬥艷，對於無數個別國民的命運與遭遇卻關心不多；嘉明兄自勉「同情、懂得、理解貧窮，關懷窮人，才能理解經濟學精髓，成為真正的經濟學家」的情懷，在學界更屬罕見。我認為，嘉明兄用美國進步主義詮釋八十年代的改革運動的價值觀，不僅在歷史上可信，並且有助於今天中國的社會逐漸找到一種「平民的理想主義」來恢復道德生機。今天的進步主義若想實現憲政民主與機會公平的雙重訴求，就必須為了一般人民抗衡官僚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尤其應該為農民工、為女性、為少數民族、為偏遠地區與都市角落的弱勢國民，爭取他們應有的權益，讓他們都能分享國家權力與社會發展的成果。

　　這樣的呼籲來自朱嘉明這樣的一位知識份子，格外有其份量。他的文革經歷、他在八十年代的參與、他的挫敗與流亡，無數中國人都有親身的體會與情感上的共鳴。他歷劫歸來，國門對他雖仍設防，他並無怨懟激憤，反而以精衛填海、杜鵑啼血般的關愛心情盼望國事上軌道，國人能夠過上安定、公平的生活，我相信這份謙和、純樸的心志，更會令本書讀者感到親切與動容。

　　嘉明兄在台灣出版此書，要求我寫序。我並不以為自己有能力來議論本書論點的短長，但是說來感慨，我倒是很能夠體會嘉明兄在字裡行間洋溢著的切切心情與殷殷用意，也很信服他的進步價值觀有著深重意義（包括對於兩岸關係的積極、正面意義），因此我願意藉著書序表達我的感動與認同。我深信讀者──無論身在大陸、在台灣、或者在其他地方──讀過本書之後，會同意我的這一點點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