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方法論文集(精裝)

　　韋伯－近代社會學之父
　　西方現代社會學及公共行政學最重要的創始人之一

　　本書對於瞭解韋伯在「哲學」與「宗教社會學」方面的研究，尤其是《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一書的概念，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其中，韋伯對社會科學的方法論與邏輯學的反省，值得關心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領域中哲學概念的讀者費心細讀。更重要的是，韋伯探討的主題不侷限於一般所說的「方法論」問題，而是擴展到了知識理論與邏輯學的分析、乃至更根本的「知識」或「科學」的意義問題。

　　在〈羅謝與肯尼士和歷史的國民經濟學之邏輯問題〉一文中，韋伯使用直白易懂的文字，透過實例探討許多相關連的「基本的邏輯－方法學的問題」。〈社會科學的與社會政策的知識之“客觀性”〉則討論「理想典型式的概念建構」及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的知識之「客觀性」。對於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所探討的主體：「資本主義的“精神”」，是如何被建構及研究的議題，可自〈「文化科學的邏輯」這個領域的一些批判性的研究〉一文中一窺端倪。。對於如何掌握「歷史學的對象是什麼」及「歷史學之邏輯上的本質」這類與研究工作息息相關的問題，韋伯也在本書中作了詳細討論。

　　本書另外收錄韋伯對當時新康德主義法哲學家史坦樂（Rudolf Stammler, 1856-1938）及德國國民經濟學家布倫塔諾（Lujo Brentano, 1844-1931）著作的評論。其中論及韋伯的方法論思想中最重要的側面，包括如何在文化研究中對「經驗上的詮釋」或「釋義學上的詮釋」這二條進路做出區分、「事實」與「價值」的區別、「價值關連」學說、研究客體之建構，以及「理想典型」的概念等。

　　最後，在〈社會學與經濟學的諸科學之“價值中立”的意義〉一文中，韋伯提出對於「價值中立」這個概念提出最深入、細膩、且完整的分析與論述。韋伯認為知性、倫理與心的判斷各有其必須遵守的法則，不能以知性的認知結果去譴責心的感受或倫理判斷。心和倫理判斷是不受指揮、也不能被指揮的，也由此可知，知性的法則的侷限。這種「知、情、意」三分而各有其「固有法則性」的想法，可以說是韋伯的思想的「人學基礎」。

作者簡介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1864-1920）

　　德國國民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家、哲學家、法學家。儘管是法學出身，一生從事的正式教職都是國民經濟學的教職，且在1903-1918的長達15年間，韋伯還是一個學院外的學者，但韋伯的學術興趣與成就卻幾乎涵蓋了整個的文化與社會科學，其著作對後世的影響既深且廣，難以歸類。韋伯生前著作多以文章形式發表，直到過世前不久才開始集結成書，死後由其遺孀與學者陸續集結出版。韋伯不僅是在學術上多方面具有原創性的學者，也是在政治上具有影響力的知識份子。他除了是「理解的社會學」的建立者，並在許多社會學分殊領域（如：宗教社會學、法律社會學、支配社會學、音樂社會學等等）有重大的貢獻之外，在經濟史、社會史乃至人文與社會科學的方法論等方面也都有重要的成果；除此之外，他對當時德國的政治體制、政策以及俄國革命的分析與論述，也都是不可忽視的精神遺產。韋伯最著名的著作，乃是《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以及《經濟與社會》。本書翻譯的文章，則主要收錄於《科學學說文集》。新編的《韋伯全集》分三部分（「著作與演說」、「書信」與「講演與筆記」），預計出版47冊，1984-2012已出版33冊。

譯注者簡介

張旺山（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教授）

　　1956年生於台北縣烏來鄉。台大哲學系、哲學研究所畢業後，先後獲教育部公費及德國自由民主黨Friedrich-Naumann-Stiftung獎學金，於德國波鴻魯爾大學（Ruhr-Uni. Bochum）哲學系攻讀博士學位，副修政治學與社會學，博士論文為《文化實在與文化科學：韋伯的方法論與價值學說》（德文）。1993年取得博士學位後，在中研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擔任一年的約聘助研究員，1994年8月起在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任教迄今。主要興趣是政治哲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的哲學、十九世紀德國哲學以及韋伯研究等。

譯者序
中譯本導讀
壹、本書與韋伯的《科學學說文集》
貳、關於本書之翻譯
參、韋伯與國民經濟學
肆、個別文章導論：
〈羅謝與肯尼士〉
〈弁言〉、〈客觀性〉與〈文化科學的邏輯〉
〈史坦樂之“克服”唯物論的歷史觀〉一文及其〈補遺〉
〈邊際效用學說與“心理物理學的基本法則”〉
〈“能量學的”文化理論〉
〈社會學與經濟學的諸科學之“價值中立”的意義〉
參考書目
凡例 

〈羅謝與肯尼士和歷史的國民經濟學之邏輯問題〉
文前說明 
I.羅謝的“歷史的方法”
羅謝對科學的分類
羅謝的「發展」概念與實在的非理性
羅謝的心理學和他與古典理論的關係
知解性認識的限制與羅謝論有機體之形上學式的因果
羅謝與「實踐性的規範與理想」的問題。
II.肯尼士與「非理性」問題
行動的非理性。肯尼士著作的性格
肯尼士的“意志自由”和“自然制約性”與現代理論的關係
馮德的“創造性綜合”範疇
具體的行動之非理性與具體的自然事變之非理性
“詮釋”這個“範疇”
對這些“範疇”之各種知識理論上的探討：
（1）敏施特柏格的「“主觀化的”科學」概念
（2）西美爾的“理解”與“詮釋”
（3）歌陀的科學理論
III.肯尼士與「非理性」問題（續） 
（4）李普士的“投入感受”與克羅齊的“直觀”
“顯明性”與“效力”
啟發性的“感受”與歷史學家之“暗示性”的描述
“合理”的詮釋
「因果性」範疇的雙重用法與「非理性」和「非決定論」之間的關係
肯尼士的「個體」概念；人學式的流出說

〈弁言〉

〈社會科學的與社會政策的知識之“客觀性”〉
引言
I.「對理想與價值判斷進行科學的批判」的意義
「經驗知識」與「價值判斷」之原則性的區分
II.「文化科學的認知興趣」之構成性意義
文化科學中「理論的」與「歷史的」考察方式的關係
「理想典型式的概念建構」之邏輯結構
經驗性的社會知識之“客觀性”的意義
「文化價值觀念」與「文化科學的興趣」之會變遷性

〈在「文化科學的邏輯」這個領域的一些批判性的研究〉
I.與愛德華．麥耶的論辯
引言
各種「偶然」概念
“自由”與“必然”
歷史學的對象。
II.歷史的因果考察中的「客觀的可能性」與「適當的起因造成」
對實在之歷史上的形塑
“客觀的可能性”理論
客觀的“可能性判斷”之“效力”的模態
「“適當的”起因造成」這個範疇
“適當的”與“偶然的”「起因造成」作為思想上的抽象

〈史坦樂之“克服”唯物論的歷史觀〉
1.文前說明
2.史坦樂對歷史唯物論的陳述
3.史坦樂的“知識理論”
4. 「規則」概念之分析：
「規則」作為“規律”與作為“規範”
“準則”概念。
遊戲規則
法規則
法學的與經驗的概念。

〈《史坦樂之“克服”唯物論的歷史觀》一文之補遺〉
史坦樂的“因果性與目的”
史坦樂的“社會性生活”的概念

〈邊際效用學說與“心理物理學的基本法則”〉

〈“能量學的”文化理論〉

〈社會學與經濟學的諸科學之“價值中立”的意義〉
I. 學院課堂上的實踐性評價
專業訓練與講壇評價
II.「純邏輯的或經驗的知識」與「評價性判斷」作為「異質的問題領域」之原則上的分離
“價值判斷”概念
由“目的”和由「手段」所做的批判
實踐性的令式與經驗性的事實確定之異質的效力領域
倫理的規範與文化理想。「倫理」的“界限”
倫理與其他價值領域之間的緊張
「價值秩序」之間的鬥爭。經驗真理、價值理論與個人的抉擇
價值討論與價值解釋
“發展傾向”與“適應”
“進步”概念
理性的進步
「規範性事物」在經驗學科中的地位
經濟的科學性學說的課題
國家的角色

人名譯註
韋伯年表
人名索引
概念索引

中譯導讀（節錄）

本書與韋伯的《科學學說文集》

　　本書翻譯的，基本上都是收錄於韋伯的《科學學說文集》（Gesammelte Aufsa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以下簡稱WL）中的文章。但是，這本書無論是書名還是其中收錄的文章，卻都不是韋伯親自決定的。因此，我們有必要首先對這部著作形成的歷史做些交代。

　　在1919年11月間寫給他的出版商Paul Siebeck的一封信中，韋伯（Max Weber, 1864-1920）提到了自己想要出版一本「方法論－邏輯學文集」（eine Sammlung der methodologisch-logischen Aufsatze）的想法，並說他認為可以考慮收錄進該文集的文章包括：

　　《文庫》中所有這類的東西（導論文章、與E. Meyer, Brentano, Stammler等人的論辯）、《邏各斯》諸文章（‘Logos’-Aufsatze）、以及一篇為社會政策協會寫的關於「勞動的心理技術」（Psychotechnik der Arbeit）的文章。

　　信中所提到的《文庫》，指的自然是韋伯與宋巴特（Werner Sombart, 1863-1941）和雅飛（Edgar Jaffe, 1866-1921）於1904年接手主編的《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文庫》（Archiv fur Sozialwissenschaften und Sozialpolitik，以下簡稱《文庫》），而「導論文章」指的則是韋伯為該刊物新系列定調的重要文章〈社會科學的與社會政策的知識之“客觀性”〉；至於「與E. Meyer, Brentano, Stammler等人的論辯」，則是指分別於1906、1907、1908年發表於《文庫》中的三篇文章：〈在「文化科學的邏輯」這個領域的一些批判性的研究〉、〈史坦樂之“克服”唯物論的歷史觀〉以及〈邊際效用學說與“心理物理學的基本法則”〉。「《邏各斯》諸文章」指的是分別於1913與1917年發表於《邏各斯》上的二篇文章：〈關於理解的社會學之若干範疇〉和〈社會學與經濟學的諸科學之“價值中立”的意義〉。而那篇「為社會政策協會寫的關於勞動的心理技術的文章」，則是指在1908-1909年間分四期發表於《文庫》的長文〈論工業勞動的心理物理學〉（Zur Psychophysik der industriellen Arbeit）。

　　但是，一直到韋伯於1920年6月14日辭世為止，這本構想中的《文集》並未出版。韋伯辭世後，韋伯的太太瑪莉安娜（Marianne Weber, 1870-1954）才將韋伯的一些性質相近的文章集結成冊出版，並定名為《科學學說文集》。WL的第一版出版於1922年，但內容與韋伯的構想並不完全相同：韋伯提到的〈論工業勞動的心理物理學〉一文並未收錄其中，反倒是收錄了幾篇韋伯並未提到的文章，包括：（1）韋伯於1903-1906年間，分三次發表於施莫樂（Gustav Schmoller, 1838-1917）主編的《德意志帝國的立法、行政與國民經濟年鑑》（Jahrbuch fur Gesetzgebung, Verwaltung und Volkswirtschaft im Deutschen Reich，以下簡稱《年鑑》）的一篇論文：〈羅謝與肯尼士和歷史的國民經濟學之邏輯問題〉（以下簡稱〈羅謝與肯尼士〉）；（2）1909年發表於《文庫》中的文章〈“能量學的”文化理論〉；（3）一篇選自《經濟與社會》第一部份第一章的前六節的文章，並冠以〈社會學的方法學基礎〉的篇名；（4）韋伯於1917年於慕尼黑演講、1919年修改付梓的講稿〈科學作為職業〉；以及（5）由遺稿整理付梓的〈〈史坦樂之“克服”唯物論的歷史觀〉一文之補遺〉。但這本文集為何會定名為《科學學說文集》，而瑪莉安娜又是根據什麼觀點或想法選定這些文章的，則毫無說明。1951年，WL發行第二版，除了將〈社會學的方法學基礎〉這個篇名改成〈社會學的基本概念〉，並通讀一遍、做了一些小幅度的註解與說明並附加「索引」之外，文本上並無改變。

　　瑪莉安娜過世後，Johannes Winckelmann（1900-1985）才在他1868年編輯出版的WL第三版中，加入了二個新文本：（1）瑪莉安娜於韋伯遺稿中整理出來、並於1922年發表於《普魯士年鑑》的文章〈正當的支配之三種純粹的典型〉；（2）將〈社會學的基本概念〉一文擴充到第七節。Winckelmann在第三版的〈前言〉中說，加入前者的理由是：〈正當的支配之三種純粹的典型〉乃是1913年的〈關於理解的社會學之若干範疇〉一文之思想上的直接延續；而加入後者的理由則是：第七節乃是為使「正當秩序的學說完善」所不可或缺的。除此之外，Winckelmann還放棄了第二版所加的註解、說明與索引，恢復第一版的「純文本版本」型態（原先的構想是要另外出版一本《說明卷》，但始終未見完成）。此後的各個版本（1973, 1982, 1985, 1988等版本），書名與收錄文章基本上都沒有改變。這就是今日多數學者研究韋伯的方法論所依據WL的文本的由來。

　　在新編的《韋伯全集》（Max-Weber-Gesamtausgabe，以下簡稱MWG）中，規劃將收錄韋伯有關邏輯學－方法論問題的文章、編輯評註、書評、討論稿、意見書等等文字的，共有二卷：第7卷與第12卷。第7卷定名為《關於文化－與社會科學之邏輯學與方法論》（Zur Logik und Methodologie der Kultur- und Sozialwissenschaften）；第12卷原先定名為《關於社會科學中的方法論與價值判斷討論》（Zur Methodologie und Werturteilsdiskussion in den Sozialwissenschaften），1984年改為《理解的社會學與價值判斷中立：1908-1920著作與發言》（Verstehende Soziologie und Werturteilsfreiheit. Schriften und Reden 1908-1920）。事實上，這二卷收入的文字，除了原已收入韋伯著作《社會學與社會政策文集》（Gesammelte Aufsatze zur Soziologie und Sozialpolitik）中的討論發言稿、1913年為在「社會政策協會」（Verein fur Sozialpolitik）內部討論「價值判斷」問題所提出的意見書、以及一些編輯評註和書評之外，基本上與瑪莉安娜1922年編輯出版的WL並沒有什麼不同。值得一提的是：在MWG中，〈論工業勞動的心理物理學〉一文獨立成冊（MWGI/11），並未列入上述二卷中。至於〈科學作為職業〉一文，則與〈政治做為職業〉合為一卷出版（MWGI/17）。

　　我基本上同意Friedrich Tenbruck（1989: 102）的說法：瑪莉安娜1922年編輯出版的WL，應被視為韋伯授權的、表達其方法論思想的版本，並且其中所收錄的文章不只是一些零散的「沒有深刻的統一性與意義的爭論與機緣之作」，而是貫穿著一個「涉及了所有科學的整體之種種基本問題」之「相連屬且統一的提問」；換言之，其中事實上包含著一套有系統的「科學學說」，只是沒有有系統的解說而已。

　　由於韋伯夫人瑪莉安娜曾經研究過費希特－－她第一本出版的著作是《費希特的社會主義及其與馬克思的學說的關係》（Fichtes Sozialismus und sein Verhaltnis zur Marx’schen Doktrin）－－，也許有人會認為她將韋伯的這本文集命名為“Gesammelte Aufsa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多少與費希特的 “Wissenschaftslehre”（中文一般譯為「知識學」，事實上就是費希特心目中的「哲學」）概念有關。其實不然。“Wissenschaftslehre” 在當時是一個相當流行的語詞，可用以泛指以「科學」為研究對象的學說。例如本書頁[111]註1中所提到的W. Hellpach的Zur Wissenschaftslehre der Psychopathologie（《論心理病理學的科學學說》）一書的書名，就是在相同的意義下使用“Wissenschaftslehre”一詞的。也因此瑪莉安娜會將韋伯信中所沒有提到的那些文章也收入論文中。相反的，溫克曼所加的部分，便顯得與「科學學說」不太相干了。

　　因此，本書基本上將以瑪莉安娜1922年編輯出版的WL所收錄的文章為準進行翻譯。惟其中1913年的〈關於理解的社會學之若干範疇〉一文，因與方法論的關係不是那麼密切，比較適合與1921年的〈社會學的基本概念〉一文放在一起對照著讀，以掌握韋伯的「理解的社會學」的概念的發展，因此不收入本書中。至於的溫克曼所加的部分，跟「方法論」更不相關，我就不翻譯了。但由於瑪莉安娜編輯的版本已不易找到，且學術界長久以來都以溫克曼編輯的版本為引註根據，因此本書亦採用之，以方便讀者查考。我根據的版本是1982年出版的WL第五版。另外，〈科學作為職業〉這篇文章，由於已有不錯的譯本可讀，我就不再重譯了。其他所有收入WL中的文章，則將依照時間順序安排，一一譯出。這樣一來，由於本書所譯的文章，都是韋伯較為扣緊方法論主題的著作，將本書命名為《韋伯方法論文集》，就顯得更為恰當了。為了方便懂德文的讀者查考原文，本書將以“[]”標示譯文所根據的德文版本的頁數。

　　但若嚴格依照文章發表的編年順序安排，分別於1903、1905與1906年分成三篇文章發表的〈羅謝與肯尼士〉一文，卻又將被分隔開成二個部分。因此，為顧及文章的完整性，本書將把〈羅謝與肯尼士〉一文的三篇文章放在一起。除此之外，本書還收錄了一篇韋伯於1904年與宋巴特、雅飛接手主編《文庫》時，以編輯群的名義所寫的期刊新系列發刊詞〈弁言〉（Geleitwort）。這篇短文為WL所無，收入本書的理由詳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