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這是廿幾年前寫的一本書稿，正式由英國康橋大學出版也是十年前的事。
廿幾年前，我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做余英時先生的研究生。我在申請學校時的研究計劃一個是戰國到秦的思想轉折，一個是明末的思想。余先生當時甫自耶魯轉來，見面之後便說，他認為我應該用傅斯年為題寫博士論文，原因之一是如此重要的人物，西文及中文皆從未有專書。
為了寫這篇序，我查了初到美國念書的舊筆記，居然發現我於1987年9月10日在普林斯頓帕瑪堂與余英時老師的一段談話記錄：
下午與余老師談，老師見面便建議我以傅斯年作為論文題目，他說能以檔案作為論文題目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我回答說這些檔案資料太過零碎，余老師說無論如何總能夠整理出一個脈絡來，而且可以與我先前寫過的兩本書（案：1985年出版的《章太炎的思想》，及1987年出版的《古史辨運動的興起》）相聯。
就這樣，我放棄了原先準備研究的題目，改作傅斯年。
在寫這部論文的過程中，余先生提醒我，不必大幅轉述傅斯年學術論文中的觀點，如果想瞭解其學術觀點的人，自然會去讀他的原書，要緊的是把它放在整個時代思想、學術的脈絡下來看。我基本上遵守了這一個指導原則。所以雖然傅斯年文集中有許多見解深刻的文字值得注意，但是在這本書中我並未大量復述他的文章。
這不是一本傅斯年一生的傳記。傳記必然要包括許多有趣的事件與交往情形，但此書對這方面的細節都盡可能地割捨了，除非它們能彰顯歷史的意義。生活傳記方面的工作應該留給對傅氏的生平有興趣的朋友來做，或是用一部年譜長編來表達。再者，此書是以英文撰寫的，而英文著述有一定的體例，它必須圍繞一個或幾個themes來進行。所以此書是在一定的脈絡之下開展，逸出這個脈絡，或安排進去顯得太臃腫的部分，都只好略去。在完成此書之後，我又陸續寫過幾篇補充性的文章，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看（前三篇已收入本書的附論）——
一、《傅斯年對胡適文史觀點的影響》
二、《什麼可以成為歷史證據》
三、《殷周制度論與夷夏東西說》
四、《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
大概是在普林斯頓讀書的第二年，我注意到普大的羅倫斯．史東（Lawrence Stone）的《歷史序述的複返》（The Revival of Narratives）一文，後來我也聽過他有關16世紀歐洲的課。史東這一篇文章被認為是現代西方史學發展史中的一份重要文件，他在文中指責現代歷史書大多不堪卒讀，忘記了歷史家本來的身份便是故事講述者。他批判了年鑑學派史學，批判了新經濟史，對馬克思主義史學也有微詞，提倡一種以問題為主幹，但又不失敘事味道的歷史寫作。
此書的寫作方式多少受到史東的感染，故希望它是問題取向的，但同時也是可讀的。不管我成功地做到幾分，但我在下筆時比較含蓄，對當時心中所思考的一些問題並未盡情地敘出，希望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對此能有理解。
時間過得真快，離本書初稿寫成已有二十幾年。在我著手寫這本書時，中外文世界似乎還沒有一本以傅斯年為主題的專書。在此之前，已經出現幾篇學位論文，但最後都沒有出版，西方世界在提到傅氏時僅有一部參考文獻是Alan Moller一本題為“Bellicose Nationalist of Republican China：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of Fu Ssu-nien”（《中國好戰的民族主義者》）的博士論文。此書寫到一半時，聊城師大歷史系教授合寫的《傅斯年：大氣磅□的一代學人》才出現。現在，有關傅斯年的中文書已經很多。這都是這十幾年來的新榮景。
除了交代撰寫本書的因緣外，我也想趁這個機會，記下一些零星的看法。我認為，傅斯年處於「後傳統」、「後科舉」、「後古史辨」的時代，關於他的討論就不能不與這三者有關。首先，我是想藉傅斯年看他這一代知識人的思想、心態的起伏變化。我的書出版之後，《美國歷史評論》中有一篇書評，作者相當明快地指出這本書最大的貢獻之一，是它在講這一代知識份子所陷入的種種「兩難」（Edmund S.K. Fung,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February 2002），這種「兩難」的主要來源是因為傅斯年這一代人正處在一個傳統秩序全面崩潰的時代，這樣一個時代，舊的規範已失去約束力，舊的道德倫理被全面質疑，但新的規範、新的倫理尚未建立。它是一個解放的時代，但是被解放的同時也可能是無所適從。人們失去人類學家紀爾茲（Clifford Geertz）所說的「藍圖」（blueprint），這種困境反映在許多青年人迷惘、自殺的事例上。沒有找到生命方向的人們，正如瑞典的斯特林堡在1888年出版的劇本《裘莉小姐》的序言中所說的：「由於他們是現代的角色，生活在過渡的時代裡，因此我把他們寫成是分裂的、動搖的。他們是過去和現在的結合，書本和報紙的點滴，人性的殘片，上等服裝的破爛，拼湊在一起，就像在人的靈魂中一樣。」
但後傳統時代也是一個無限可能的時代，所有的可能性都存在，因此那是一個各種論述相互角逐，並試圖成為「領導性論述」（leading discourse）的時候。從1911年起，各種新舊思潮都在競逐，而新文化運動脫穎而出，傅斯年在其間扮演著一個相當關鍵性的角色。
他們當時奮戰的物件主要是保守派人士，清季的保守派似乎還不大能熟練地掌握新型傳播媒體及橫向組織，但是到了民初，保守派也開始組團體、辦報刊，推展各種活動來與新派相抗。這時候誰的論點說服人，誰的立論堅決（有時候是武斷），誰的觀念與社會的脈動相照應，便在各種「論述」的爭衡中逐漸勝出，一旦它獲得「群聚效應」，這個「領導性論述」便逐漸上升到全國舞臺的中央。
「領導性論述」在形成「群聚效應」之後，它便開始吸引一大批信仰者，同時也吸引一大批靠著向「領導性論述」靠攏而獲得利益的人，許多在各地回應這種領導性思想論述的人，逐步以之成為身份上升甚至謀食之階。新思想一旦獲得「群聚效應」，即逐漸成為一種新的、類似科舉道路的作用，一如晚清考策論時，大量清季的經世致用之書成為敏感讀書人科場得意的上升之階一樣，不管動機如何，它們都幫助新思潮的迅速傳播。
傅斯年是「後科舉時代」的人。對於讀書人而言，科舉的廢除是危機，但同時也代表著各種新的可能性，至少讀書人不必再局限於讀書做官這一條窄路，他可以選擇各式各樣的職業。家裡門口的一條河，可能成為與外界隔絕的天險，但也可以是航向天涯的機會。
科舉廢除，仕學合一的傳統中斷，出現了一個新問題，用什麼來決定什麼樣的人可以成為社會的菁英？過去在科舉傳統中，答案相當簡單明確——考場上的文章是一個清楚的「傳訊」媒介，可以決定誰是菁英。現在「菁英」的範圍顯然變得多元了，但還有一層更重要，現在人們正在摸索什為可以成為新的「傳訊」媒介？擁有外國學位的人，身上握有強大物理力量的人，在公共領域中（包括新型的報刊雜誌）成為領袖的人，或者是在社會空間中進行橫向聯繫，成為社團、政團的領袖，或者在地方上成為豪霸，或者是成為新學術、思想的領袖等，不一而足。
而傅斯年與胡適等一批新知識份子，很快地成為學術文化的領導菁英。問題是新思想、新學術的領袖所鼓吹的東西五花八門，為什為以胡適、傅斯年為主體的這一派會取得優勢，何以胡、傅所領導的帶有實證論色彩的歷史考證學派會成為一代之主流？這當然可以進行多方面的解釋。我在這本書中也曾談到這一點。
書中提到，他們都熟悉並深受清代考證學的影響，比較能欣賞清代考證學所展現的某種與西方現代學術能夠接榫的重證據、推論嚴謹的「科學」精神，所以相當自然地以「新漢學」為津梁去接引現代西方學術。此外，他們大都不滿於中國近世思想傳統中過度重視心性及內省論的傾向，以及太過含糊籠統的思想方式，所以傾向以謹嚴而確定的知識系統來醫治中國思想學術上的痼疾。當時西方流行的實證主義、語言考證學派成了相當順當的選擇。
不過，如果擺在「後傳統時代」來看，在那樣一個失去規範的時代，人們心中是急切地想要掌握一些客觀而確定的東西，而拒絕充滿問題和緊張的（諸如Weber）思想體系，以重新穩住崩解的秩序。這種心理也部分地解釋了傅斯年、陳寅恪、俞大維、毛子水這些人雖然在德國念書，卻與當時德國學術界爭論得相當熱烈的主流不相契合。傅斯年等人留德的年代，當時德國思想界有一場大辯論，重「理論」的風氣已經占據主流地位（參見Lawrence A.Scaff, Fleeing the Iron Cage），但是傅斯年他們身上完全看不到這方面的痕為，反倒是選擇了輕理論重實證的語言考證學派。
不過他們並不是清代學者簡單的重復，雖然與清學有延承之處，但他們的「學術心態」並不一樣。他們對「學術」是什為，「史料」是什為，「證據」是什為，乃至於史家的社會角色、政治功能，以及「價值」與「事實」之間的關係，都有不同的看法，形成一種「心態叢聚」，在這些「心態叢聚」方面他們與清代學者或是傳統「文人」之間已經決裂了。我們已經相當熟悉傅氏在新文化運動時期，作為一種新思潮的倡導者所扮演的角色，但是極少留意他對現代學術的看法其實也反映了他對中國傳統文化與社會制度的看法，並且有意識且有系統地想加以改造。他有力地批判、改造舊文人的歷史文化。
傅斯年是「後古史辨時代」的史家，他提倡重建古史，其中有一些相當細緻的看法。我在這本書中提到他把古史辨運動中所撕裂的碎片，用一種新的方式重新拼湊起來。這個態度，如果唯讀傅斯年的全集，其實不大能夠清楚地看出，我雖然早已從他字為行間看出這一點，但不大有自信，一直要到在他的一本題為「答閒散記」的筆記本中發現他用極為潦草的字體所寫的一篇譏刺顧頡剛的小說（見本書之「附錄一」），才確定下來。在本書的第三章中，我花了相當多的篇幅寫從疑古到重建之過程，而且也提到，這是後來學界脫離古史辨派影響的里程碑。
傅斯年也是「後經學時代」的學者。他是從「經學時代」到「史學時代」的轉折性人物，自漢代以來，所有的經學觀點所建立的靜止的中國世界觀被以史料為中心建立的變動與發展的概念的古代世界（從而也是現代世界）取代了。同時因為他倡導「價值」與「事實」的分離，使現代專業化史學得以生根，但因此引來傳統派史家與左派史家猛烈的攻擊，同時造成歷史知識之社會功能與史學之社會角色的變化。
在涉及道德方面的問題時，傅斯年刻意揚棄內省論式的思維傳統，主張「國民訓練」，主張「約律主義」，反對以內省式的道德哲學作為社會倫理的基礎。我不敢確定傅斯年是否讀過康得在1795年所寫的有關歷史目的論的論文，但是他的論點卻有與康得的《論永久和平——一項指導性規劃》非常神似的地方，即不認為未來社會的進步是靠著使人人成為聖人，或是宋明理學中的「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或毛澤東《送瘟神》中所說的「六億神州盡舜堯」，他與陳獨秀都認為人類歷史是一個反諷——當人們生活在野蠻社會時，需要發展一套規則體系來限制和規範自己的行為，這種限制和規範又有助於創造一個文明的社會。因為人人都有力量，而又不能無休止地鬥下去，所以必須要坐下來制定各種規範，社會因而往前推進一步。這與中國內省的思想傳統正好相異。
這本英文書的書稿早在1992年底已經完成，英國康橋大學出版社於1993年接受出版。但是因為我的研究興趣已經不在這為，所以直到2000年才將手邊放了多年的校樣寄回。我常對朋友開玩笑，我有「心理障礙」。對我而言，校稿比寫稿還難，原因可能是因為在剛剛寫定那一為那，我已經對寫出的東西感到不滿意了。也因為這個「校稿症候群」，此書中譯稿在2001年左右完成，但我竟一擱將近十年，對原譯者及安排此事的友人，深感歉疚。
最後我要感謝以下諸位：譯者王曉冰女士、清華大學國學院的劉東先生、三聯書店的孫曉林女士，他（她）們促成了這個譯本的出現。此外，我的好友羅志田教授及其學生、陳正國教授、潘光哲教授在我因「心理障礙」未能看譯稿時，代我校訂譯文。志田兄、劉東兄和山東的馬亮寬教授多年來一再催促，使我不能再原地踏步。沒有他們的幫忙，這個譯本絕不可能完成。
TAAZE 讀冊生活
iRead灰熊愛讀書
三民網路書店
樂天書城
蝦皮商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