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辯時代的鬥士：孟子

雄辯時代來臨

在臺灣受教育成長的人，幾乎都讀過《孟子》，對於《孟子》的內容並不陌生。不過我們閱讀《孟子》的方式，是理解、甚至背誦孟子說了什麼，只是弄清楚孟子說的話是什麼意思，卻很少注意到孟子用什麼方式說。然而，放在歷史的脈絡下，容我提醒：孟子如何說，他呈現道理的風格、形式，和他到底說了什麼同樣重要。

戰國時代是個「雄辯時代」，蘇秦、張儀這些「縱橫家」當然是靠著一張嘴善言雄辯，穿梭於各國之間興風作浪，但雄辯絕對不是「縱橫家」的專利，雄辯甚至不是「縱橫家」發明的。應該倒過來看：一個傳統信念快速瓦解的社會，迫切需要尋找新的處世行為原則，一時之間湧現了眾多不同的主張，嘈雜紛亂地爭著要說服迷惘困惑的世人。在那樣的多元言論環境中，任何主張希望被人聽到，都需要特殊的技巧；任何主張想要被接受，更需要特殊的技巧。

雄辯就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中產生的說話技巧。早從春秋時期開始，墨家就意識到說話、論辯技巧的重要性，在他們的家派知識中有了「墨辯」，那是一套很講究的說話、論辯方法論。進入戰國時期，言論更加熱鬧混亂，進而出現了專門探索語言規則，玩弄論辯盲點的「名家」。說話，不再是一件直覺、自然的事，它正式成為一門技術、一份本事。

「縱橫家」是將這份技術、本事特別用在國際外交策略上的人。與「縱橫家」約莫同時代的孟子、莊子，則將同樣的技術、本事，用來溝通、傳遞價值判斷。莊子向一般人傳遞超越人世的廣大精神宇宙，孟子溝通的主要對象則是國君，傳遞的價值信念是儒家的人道主義。

傳統閱讀《孟子》的方式，很可惜，沒能讓我們欣賞、領略孟子的雄辯本領。《孟子》精彩之處，不在他提出的想法，而在於他如何處於一個對儒家信念極為不利的境遇下，頑強不懈地堅持找到方式去凸顯這套信念的優點，毫不讓步地和其他更流行、更迎合君王心意的學說纏鬥。

孟子是個言語和信念上的鬥士。他的信念，很大一部分承襲自孔子，也就是承襲自孔子信奉的周代「王官學」傳統，那絕非什麼新鮮刺激的東西。相反地，那是被當時許多人認定應該丟入時光垃圾桶的陳舊概念，但看看孟子如何以雄辯姿態，將這些東西說得活潑靈動、強悍生猛，和別人提出的怪奇之論相比，絲毫不顯疲態！

《孟子》和《荀子》形成清楚的對比，不只是傳統上認知的「性善論」和「性惡論」的對比而已。更重要的，是文風、說話方式的對比。孟、荀同屬儒家，兩人有許多共同的基本信念，兩人的書中也說了許多類似的道理，然而不管再怎麼類似、接近的道理，由孟子說出來，就是和荀子說出來，給我們很不一樣的感受。

不是來自內容的差異，毋寧是風格、乃至於人格的差異。孟子的雄辯風格，一部分來自於時代影響。孟子出生於西元前三七二年，荀子出生於西元前三一三年，雖然只相去六十年左右，但所處的時代氣氛，就有了根本的變化。孟子的時代，仍然是百家爭鳴、言論互激、一切處於未定的情況，從國君到小民，大家都焦慮地尋訪對於現實戰亂不安的解決之道。到了荀子的時代，前面的長期多元激盪，開始收束整合了。荀子本身整合了儒家和法家，荀子的學生韓非更進一步整合了法家和道家。

換句話說，孟子身在言論的戰場上，強敵環伺，必須隨時打緊精神不斷戰鬥；到荀子時，戰場已經初步清理了，只剩下幾個還站著的強者，不再必然戰鬥，轉而想著如何重整彼此關係，找出停戰的辦法來。

仁義才能帶來真正的利益

開頭第一篇，就展現了孟子複雜的雄辯思維。他毫不留情地給梁惠王當頭棒喝，抓住梁惠王見面客套話中的「利」字大作文章。但我們不必替孟子擔心，梁惠王聽了這番話會發怒翻桌，因為雖然明白地說「不必曰利」，但只要梁惠王仔細聽進孟子說的，他立刻會自己得到話中有話的推論，是：其實從國君的角度看，「仁義」才是大利，提倡「仁義」才真正符合國君的利益。「曰利」，把「利」掛在嘴上、放在心上，讓國中大家都嘴上說「利」、心頭想「利」，反而是對國君最不利的。

孟子不是個傳統主義者。他對梁惠王主張「仁義」，理由不是因為「仁義」就是對的，或「仁義」是古聖所教誨的、幾百年流傳下來的，或堯舜先聖都奉行「仁義」所以今天的國君也應該奉行「仁義」。不，他其實是順著梁惠王對「利」的重視，否定梁惠王原本認為的「利」，教他若真要有利於自己，「仁義」才是對的答案。

孟子沒有直接用「利者非利」一類「正言若反」的表達方式，但他的推論，實質上仍屬於弔詭悖論。他的雄辯以指出對方的想法「似是而非」來展開──你以為追求「利」就必然有利，不，這個想法錯了，追求「利」反而會帶來「危」，帶來禍害；追求「仁義」才能真正帶來「利」。

貫徹《孟子》書中雄辯的主軸，就在於將當時一般人，尤其是國君視之為落伍、無用的人倫、「仁義」、周文化傳統價值，表現為最適合、最能應對當時環境的觀念。這點上，孟子和孔子很不一樣。孔子夢想的，是取消春秋時代變動、破壞的力量，回歸西周原始狀態，那麼舊有的倫理條目、人格常規就都能恢復發揮其作用了。孟子卻主張，不必回撥時鐘，不可能退回周初情境，就在戰國的現實中，「仁義」為首的這些倫理條目、人格常規都還有用，甚至都還是最好用、最有用的。

借孔子之口開罵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這一則，一方面順著上面一則繼續討論國君對於人民的責任，另一方面卻又有了和前面三則都不一樣的表現方式。

仍然是梁惠王和孟子之間的對話，這一回，梁惠王姿態再低不過，直接說：「我很樂意聽您教導。」你要說什麼我就聽什麼。話中特別用了「安」字，表示梁惠王很清楚孟子要說的，不會是什麼好聽話，但他仍然願意聽，會安然不發作地好好聽。

梁惠王很直接，孟子卻不直接，迂曲問：「你覺得用棒子打死人，和用利刃把人刺死，有不一樣嗎？」梁惠王回答：「沒有不一樣。」孟子進一步再問：「那用利刃殺人，和以苛政殺人，有不一樣嗎？」不同工具、不同手段，都是殺人，所以梁惠王還是回答；「沒有不一樣。」「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梁惠王同意「以政殺人」也是殺人，沒有反對、沒有辯解，顯現他真是「願安承教」，孟子才說出批評意見：「你的廚房裡有吃不完的肥肉，你的馬廄裡馬養得很肥，但你的人民卻將饑餓寫在臉上，道路上看得到餓死的屍體。兩相對比，這豈不等同於帶領動物吃人嗎？動物彼此互相殘殺啃食，我們人看了都覺得受不了，然而應該如父母般慈愛、保護人民的國君，竟然連避免帶領動物吃人都作不到，這哪能算得上是慈愛、保護人民呢？……」

孟子說的話，的確不好聽。指責梁惠王帶著動物吃人。後面還有令人更難堪的。「『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孟子引用孔子的話說：「發明以木偶來陪葬的人，會斷子絕孫吧！」孔子說那麼重的話，為什麼？不過就因為木偶長得像人，卻被拿來陪葬。用木偶陪葬的人，難道不會覺得好像把人活埋而感到不安？失去了這種不安的感受，對孔子來說已經是很嚴重的事了。用這種標準看，那讓人民饑餓而死，該怎麼辦？

雄辯時代來臨

在臺灣受教育成長的人，幾乎都讀過《孟子》，對於《孟子》的內容並不陌生。不過我們閱讀《孟子》的方式，是理解、甚至背誦孟子說了什麼，只是弄清楚孟子說的話是什麼意思，卻很少注意到孟子用什麼方式說。然而，放在歷史的脈絡下，容我提醒：孟子如何說，他呈現道理的風格、形式，和他到底說了什麼同樣重要。

戰國時代是個「雄辯時代」，蘇秦、張儀這些「縱橫家」當然是靠著一張嘴善言雄辯，穿梭於各國之間興風作浪，但雄辯絕對不是「縱橫家」的專利，雄辯甚至不是「縱橫家」發明的。應該倒過來看：一個傳統信念快速瓦解的...

中國傳統經典選讀總序

第一章　為儒家信念而戰
雄辯時代來臨
為解決現實問題而辯
仁義才能帶來真正的利益
問題的根源是好戰
借孔子之口開罵
仁者無敵
創造古代思想的當代價值

第二章　通向王業的大道
發自浩然正氣的雄辯
王道始於仁心
能推恩者得民心
直抵內心的雄辯術
用邏輯迎戰詭辯
「善」是人心共同的想望

第三章　暗夜裡的火炬
分工是文明社會的常態
堅守夏文明的價值
戰國思想的通病―― 各有所偏
直接命中墨者的謬誤
由本心推擴而出的偉大哲學

中國傳統經典選讀總序

第一章　為儒家信念而戰
雄辯時代來臨
為解決現實問題而辯
仁義才能帶來真正的利益
問題的根源是好戰
借孔子之口開罵
仁者無敵
創造古代思想的當代價值

第二章　通向王業的大道
發自浩然正氣的雄辯
王道始於仁心
能推恩者得民心
直抵內心的雄辯術
用邏輯迎戰詭辯
「善」是人心共同的想望

第三章　暗夜裡的火炬
分工是文明社會的常態
堅守夏文明的價值
戰國思想的通病―― 各有所偏
直接命中墨者的謬誤
由本心推擴而出的偉大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