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文本╱政治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導論

空間的再現政治

空間是私人也是政治的。空間是個體據以生存、居住、生活、庇護、組織、繁衍、哺育、安養、勞動、休憩和埋葬的基礎。人的一生所有活動都離不開空間。正因為空間如此重要，從原始人社會到全球化時代，空間的占有、界定、吞併、擴張、開發、挪用、交換、分配和捍衛，對個體和群體都至為關鍵。不管我們稱呼為地盤、家、祖厝、故鄉、領土、疆域或江山，空間具備私人化與公共性的雙重特質。

空間培養了我們的認識論。空間對群體的形成和意義的凝聚不可或缺，任何身分的建構以及關乎此身分的行為、規...

女性為什麼不寫鄉土

本文將是一盆冷水，潑向為女性書寫暨研究的成就興高采烈、甚至認為不需要再為此費心的同行們。很抱歉。題目並無誤寫，女作家確實不喜歡寫鄉土題材的小說，儘管女性常常跟土地、自然這些傳統隱喻連結。此處所謂的鄉土泛指一般概念的鄉下，如小城、鄉鎮、農村、漁村、聚落或部落等等。這當然不是說沒有個別的女作家從事鄉土類型的創作。耳熟能詳的代表範例至少包括蕭麗紅、陳淑瑤、凌煙、蔡素芬、李昂、施叔青、鍾文音、陳雪等等，我的同事們甚至我自己都做過部分作家的相關研究。但我們若逐一檢視就不難注意到，即使是上述作家，除了蕭麗紅與陳淑瑤，以都會文化為書寫背景的比例都遠遠超過鄉村。放大到台灣文學史的脈絡來看，這個現象格外觸目驚心。十幾年前當我開始爬梳台灣女性小說的發展源流時，我嘗試以一般台灣文學史的分期為經，平行地對比出同時期女性小說的特徵，她們與男性主流文學的類同與差異，以此來建構出台灣女性「自己的文學」。在研究的過程中，我注意到女作家人數有些不尋常的起伏。在以新近遷移來台的外省女性為主、偏向寫實形式的一九四○、五○年代，作家數高達百人以上，進展到現代主義興盛的一九六○年代時，新進文壇的（外省加本省籍）女性寫手卻銳減至十人以內；當時我認為肇因於台灣女作家對現代主義美學的隔閡陌生，部分也是因為戰後本地女性教育人口還未全面成長，文學養成的時間還不夠久，創作人數大幅下滑倒也合理。到了又是寫實主義形式抬頭但以鄉土素材為內容的一九七○年代，真正以鄉土題材成功進軍文壇的大概只有兩人，而且創作數量不多，以至於我無法專立一章女性鄉土小說去對照台灣文學史裡一九七○年代的鄉土文學。雖則有些納悶，我卻不疑有它。反正一九五○年代女作家們開創出來第一波的婦女寫作黃金年代暫時落幕，一九八○年代的女作家們很快就贏來了聲勢更加浩大的第二波黃金年代。一九八○年代至一九九○年代間以都會生活、身分議題為主的大量女性創作人才，無論在寫實、現代或後現代等各類形式實驗遊刃有餘，從文學市場到學院口碑上都大獲成功。適逢本地女性主義運動與國際性女性主義／文學論述相繼在台灣蓬勃發展，三方加持之下女性文學及其研究獲得了正典化的地位，一舉將台灣文學界扭轉成女人天下的盛況。直至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鄉土文學又以後鄉土文學的新形式重新稱霸台灣文壇，我赫然發現，此一類型的寫作者全是男性；從一九八○年代以降歷二十年培育出堅強的女性書寫世代竟然在後鄉土文學潮中面臨後繼無人的窘境。台灣文學史上兩次女性書寫的黃金年代都被鄉土文學終結。台灣女性寫作的黑暗期促使我去思索，此空白的兩頁或者不僅只是歷史性的偶然。

帶著這個疑問轉而檢視其他華文寫作區，我發現，重都會、疏鄉土並非台灣女性文學獨有的現象。香港女性小說家從西西、鍾曉陽、李碧華、黃碧雲、陳慧，以迄更年輕一代的謝曉虹、韓麗珠等人，無一不是以都會元素見長，罕見書寫鄉土題材。就連近一百年歷史的中國大陸現代女性小說，專寫鄉土的作家也寥寥可數。一九四九年之前，專以描寫農村經驗或鄉野生活風俗習慣見著文壇者雖有如蕭紅、梅娘、羅淑、羅洪、白朗等東北或左翼陣營女作家，但以總人數來看比例仍舊不高。中共建國以後號稱無產階級專政，農民與鄉村一躍而成知識分子學習謳歌的對象，下鄉是知青必要的訓練過程甚或是懲罰的手段，鄉土一度變成了文學的主旋律。一九七○年代後期改革開放，意識型態的管控鬆動，女作家又紛紛轉向都市風華，即使仍有部分篇幅著墨於田野鄉俗。雖然無法做出一個具體的統計表列，總的來說，台港中三個不同地理區域的女作家，不拘一時一地，對鄉土書寫的興趣偏低，應該是一個沒有爭議的文學趨勢。

不爭的現象卻是令人不安的傾向。我可以想像長期以來輕視女性文學的陣營見獵心喜，斷章取義地引述女性主義批評家的內幕觀察，重彈女人「就是視見狹窄」、「貪圖虛浮奢華的物質文明，不關心廣袤的社會土地」之類的陳腔濫調，或者訕笑嘲弄個一句，原來女人要建造的房間不過是這種小豪宅啊。捍衛女性書寫的同僚則可能會翻出更多寫鄉土背景的女作家人數或文本拉近城鄉的比例，以技術細節的爭議質疑命題的可信度──要是我就會這麼做。不管是針對哪一方的陣營，我都必須鄭重申明，我並沒有贊成或反對都市主義（urbanism）的預設立場；城鄉題材或描寫的空間幅員大小類型更與作品和作家的宏不宏觀、偉不偉大沒有本質性的關聯，無涉其藝術評價。城鄉比重的失衡如果是一個現行女性書寫的特徵，令我感到興趣的是造成這個傾向的緣由。捫心自問，我不認為這篇專文能夠提供充分完整的答案，因為它牽涉到性別與空間、書寫與空間，以及性別、書寫和空間三者之間的連動關係，而不管是我個人或是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結合空間研究上的累積還相當有限。明知是瞎子摸象，本文仍期許在偌大的問題迷宮中擲下幾條線索，為女性書寫與空間的結構性勾連留下一些思索的足跡。我將從作家個體經驗與城鄉的關係、文學生產機制對城鄉空間的偏好以及城鄉敘事與性別等三個大方向進行討論。本文的分析對象雖然以台灣女性書寫為主，也會參照其他中文書寫區域的女作家和十九世紀中期美國女性文學潮，尤其是幾個女性鄉土書寫熱出現時的歷史條件。我要論證不管是經驗論、生產機制和敘事傳統裡，都市空間皆與女性位置較為親近，除非在特定的狀況下。女性書寫的空間偏好一直受到內外緣結構的重重限制，空間的性別區隔始終銘刻在女性的現實與書寫之中，儘管我們習而不察。

牆I：女性經驗的城鄉差距

發想本文命題的最直接、也是必須的起始點應該是回到女性文學批評的源頭──經驗說。女性與經驗曾是我們認為女性文學最寶貴的價值之一，不僅因為文學保留了不記載於歷史的女性經歷與心聲，更是我們主張女性文學與男性主流文學不同、因此有必要獨立標誌出來研究的立論所在。那曾是蕭瓦特（Elaine Showalter）在《自己的文學》（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ë to Lessing）裡振聾發聵的觀點。吉爾柏（Sandra M. Gilbert）和古芭（Susan Gubar）修正了過度實證主義的傾向，同時也注意到了現實空間中性別區隔經驗對女性創作者及其美學修辭的影響。《閣樓中的瘋婦》（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曾提及由於女性不被允許太多的戶外活動，因此造成女性文本中幽閉恐懼症（claustrophobia）和曠野恐懼症（agoraphobia）的兩種傾向。可惜多數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家學者，對空間經驗與文學再現的議論多聚焦於女性與室內（domestic）的面向，拆解所謂家中天使的假面甚或跳接到女性與消費文化的議題，尚未擴大去討論性別身分與土地、敘事的結構性關聯。尤其經過強調「差異化」經驗的黑人女性主義者、女同志女性主義者、後殖民女性主義者，以及強調建構／解構說的法國女性主義者、後現代女性主義者和酷兒女性主義者等後起論述的強力挑戰後，經驗論顯得破綻百出而不再是批評論題。然而不管側重哪一種身分談經驗，不論主張經驗是先於、後於、或僅存在於話語文本中，經驗是反映、折射、反涉、或再現，現實經驗與文本總難脫間接迂迴的株連，無法完全抽離架空。譬如吉爾柏和古芭未及深談的曠野恐懼症，女性主義地理學家就提醒我們正視社會空間裡的女性經驗。羅斯（Gillian Rose）點出女性受制於空間不平等的限制正是社會空間中階層化和性別化的再版，曠野恐懼症即是典型的例子。戴維森（Joyce Davidson）用一本書的篇幅來解釋女性對自我與空間關係的認知造成了一種邊界危機，一旦暴露在社會規範的女性活動範圍之外就會擔心自己會被排斥甚或攻擊，焦慮著得趕快躲回家中或其他私人領域。這種性別化的空間隔離無疑形成另一種「地理衣櫥」，也是區分出許多女性的「戰慄地理」的主因。因此，經驗說雖然不是毫無缺點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遺產，至少在女性書寫對城鄉偏好的命題上，社會空間分工所造成的性別經驗絕對是必須思考的重要層面。

從最基礎的空間區隔談起，女性不寫鄉土的原因跟現實環境裡女性跟鄉土的隔閡脫離不了關係。諷刺地，女性常被稱為大地之母，甚至露骨地將女性身體比喻為等待播種生成的田畝或沃土，女性不僅不擁有土地，通常農村裡的女性完全從事耕作實務的也不普遍。她們從事的比較傾向家務後勤如養雞養鴨或者是輔助性的農務，田地上真正的耕耘收割還是男性的勞動，除了少數客家女性以外。一般印象中，原住民族女性跟土地原野的關係似乎應該比較密切，但就原住民文學的描述裡觀察，外出狩獵捕獲的所謂勇士也幾乎都是男性的專利，原住民女性負責的也多是在部落領地的烹煮編織等家務。換言之，即使是在鄉村、荒原、山林這類廣大遼闊的曠野，女性被分配到的領域皆是偏向家屋聚落等較具有室內性質的空間。地理空間的性別隔離有時是法律明文規定，有些是靠不成文的社會法則或代代相傳的民俗傳說讓某些場所成為單一性別特區。例如礦坑，一向是男性的專屬。造船廠、煉油廠、戰地等近年來才陸陸續續允許女性涉足。陸地上多的是女性的禁地，至於大海，那從來就不屬於女性。在華人漁業文化裡，女性登上漁船會帶來不幸是流傳已久的禁忌，直至今日都還是。既然女性漁夫非常罕見，女性文學裡尚未出現過一本海洋小說實不足為奇。

城鄉文化的差異同樣反映在對性別主體的義務要求上。一般說來，鄉村的人口是由大家庭或家族組織的網絡結構，親屬朋友往來密切，人與人認識交往長久或頻繁、情感的聯繫緊密，產業結構和生活方式的改變較為遲緩，因此家族甚或地方傳統較易維持保存。這樣的人際網絡與生態比較強調集體性，對於個人化的或現代化的、另類的變化接受度緩慢，甚或有封閉和保守的傾向。加入性別的角度觀察，所謂的家族和地方傳統文化不僅是父權意識的取向，它的實踐和維護本身就是仰賴婦女付出更多的責任；尤其當女性嫁入夫家，她的生活和情感的支援系統更是直接置於夫系的親友脈絡中。小從家庭的祭祀大至民俗節慶，主持儀典的多是男性專利，而這最神聖莊嚴的光輝背後則是家裡甚至鄰里老老少少的婦女們為了烹煮祭品牲果的行前準備料理、禮成後食品的分派或加工再製、衣物和器具的籌備清洗、事前和事後環境的清理布置、賓客的接待等等，付出無數的時間和勞力。對於現代（職業）女性而言，大家庭或大家族雖然可能比核心家庭的支援網絡來得強，相對的要求與限制也來得更多，壓縮個體的發展空間。

都市的文化特徵則是人口組成複雜、家庭組織弱化、社會階級與種族分隔、人際關係疏離冷漠；它對新興文化資訊的流通快速而且接受度大、生活方式與景觀多樣化、工作機會和種類選擇較多，與傳統斷裂且不穩定。從台灣社會的發展實例證明，台灣女性的勞動力並非集結在傳統的農業或非正式部門，反倒是在位居都市或都市邊緣的（跨國投資）製造業工廠提供女性參與就業市場的機會，從一九六○年代開始吸引大量女性勞動人口急速從鄉村外移。都市的流動性和對異質文化的包容度，剛好提供另一種匿名性的可能，對重新摸索建構主體發言位置的現代女性的接受度也來得高。對於亟需從傳統經濟模式和意識型態中掙脫的女性而言，無疑是允許個體得以從重重身分束縛中鬆綁的新空間。它的負面代價是社會秩序的混亂對女性人身安全的保障更低，個人化傾向也造成物質和情感支援上的缺乏。弔詭的是，城市對女性容或是充滿了危險可能的場所，但是城市女性的存在本身對男性就代表了莫大的威脅。女性在公共領域的現身即是一種新時代的表徵。大街上的摩登女子既散發著性的誘惑迷媚，又預示了傳統性別劃分的鬆動以及婦德淪喪的可能。城市裡的女性，「就像人面獅身，是奇怪的異己，謎樣的存在」，威爾森（Elizabeth Wilson）指出。然而她進一步論證，雖然女性在都市可能遭受到被凝視、被污名化、被騷擾等等危險，都市同時具備許多隱形的方式讓女性藏匿；此外，城市沒有太過嚴密的階層化秩序，較鄉村給予女性更多的自由以及主體發展的機會。她駁斥漫遊者（flâneur）是男性專利的看法，強調女性也能作為積極主動的漫遊者優游考察街道都會的文化實踐。現身與隱形的雙重文化特徵提供給城市女性不同的自由，儘管是伴隨著各式危機的曖昧的自由。這個論點她在十年後的三篇系列文章裡依然沒變，尤其對於女性漫遊者的主張反覆重申。麥道威爾（Linda McDowell）延伸了上述的觀點，討論城市空間與性欲特質及逾越性別劃分的關聯。她並補充論述女性人身安全的憂慮不只發生在都市，鄉村或鄉村邊緣等開放空間何嘗不是恐懼地景，特別是對於那些弱勢的種族而言。

身為性別主體，城鄉空間文化對女性的誘因有差異，身為創作主體，城市對女性創作者提供更具吸引力的利多。藝術創作畢竟是需要大量自由時間和空間的個人活動，有時會有抵抗現實甚或叛經離道的再現；何況女性創作本身就不是傳統體制所鼓勵的，即使不是違反傳統，保守而且強勢的意識型態對女作家並非有利的環境。出生於雲林二崙的鍾文音就曾在訪談中坦承她喜歡住在台北甚於家鄉，因為在鄉下，「你就是一個結構體」、「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強烈到讓你覺得好恐怖」。她觀察到，身為年輕女性在鄉下無處可去，跟一個男生出去就全村知道甚至可能被傳得很難聽，連獨自散步冥想都會被許多人的噓寒問暖打斷。反之，都市允許像她這種非常注重個體性的女性創作者，獨立地「做任何機能性的活動」、讓她「自由的存在」。固然，有些女性創作者喜歡並適合鄉鎮的文化生活。親屬朋友往來密切的大家族人際網絡某些時候能夠提供家務、經濟或情感上的安全後援，只不過這些網絡可能同時織就無形的顧忌，特別是當書寫內容事涉道德爭議以及傳記性色彩。都市組織型態的疏離性在某種程度上或許讓女作家，作為性別以及職業的雙重新興身分，更加孤立無援，與此交換而來的則是書寫上的鬆綁。此外，都會的發達經濟與密集人口培植較多文化機構，如報社、出版社與書店，聚集更多文化人口，讓文學社群得以群聚形成資訊交流技術觀摩和相互支持的網絡，之於創作者在在皆是有形及無形的資源。衡諸於國際大都會，如巴黎、倫敦、紐約、東京，長久以來皆能吸引許多國內外文學家或藝術家長期短期居留，其間道理絕非崇尚虛榮如此簡單。陳雪曾經在演講中談過為什麼在台中鄉下成長、工作、甚至已出版小說的她後來選擇來台北居住。她覺得如果繼續留在她熱愛的故鄉，將會逃不開原生家庭的束縛；而她結識的台北文友給了她很大的幫助與鼓舞，得以在類似的艱困環境中彼此打氣、切磋討論創作理念。可以想見，對於需要靠文字謀生的女作家來說，文化機構的資源與志同道合的文化社群絕對是家庭以外重要的支持力量。經濟上的意義只是最基礎的，其間形構出關於文學形式內容的意識論述體系對於文學潮流亦有相當的影響，正向與負面或兼有之，第二節將另行討論。

除了性別的因素，再加入整體環境和階級等外在條件考慮，女性跟鄉土的疏離有其難以撼動的物質基礎。台灣雖然在世界經濟體系中被歸類在開發中國家的行列，但是台灣的都市化程度很高。就居住在五萬人以上的都市人口計算，比率從一九五一年的百分之二十一、一九六一年的百分之四十、一九七一年的百分之五十五，至一九八五年已突破百分之七十，至一九九一年更有超過四分之三的台灣人口是居住在都市地區。就比率原則估算，都市裡寫作人口的比率自是比鄉村寫作人口高。身處這麼一個高度都會化的環境中，寫作者對城市素材，包括建築景觀、人物、行為和心理、事件、語彙，都有更多貼近的觀察與掌握能力。同理，在現代化腳步更快、都市化程度更高的香港，香港文學的內容幾乎等同於都市文學，女作家書寫都市題材的傾向比台灣還明顯。且因香港不管是殖民時期和特區時期都不容許有國族想像的空間，城籍更取代了國籍變成為香港人的國族身分想像，不論是稱呼「我城」、「浮城」、「狂城」或「失城」。從實際批評的角度檢視香港文學史，為數不多的鄉土文學代表作家同樣是男性。即使在剛剛由二戰摧殘中復甦緩慢邁向都市再造的一九五○年代，所謂港島第一代的女性小說家們選樣的多是都會特徵和其間男女互動的題材，譬如從代表作家之一鄭慧的小說篇名，《啟德機場上的傳奇》（一九五四）或《女子公寓》（一九五四），都會特色之強調即可窺一二，遑論香港全面國際化後的當代女作家們。

更何況，文學女性本來就是中產階級，對勞力工作的經歷不深。她們的出生背景也多是公商階層。一一調查誠屬不易，但我們不妨從兩本主要女性小說家選集裡收入的作家背景做一個抽樣性的觀察。根據筆者從相關記載和訪談中的調查統計，《島嶼妏聲：台灣女性小說讀本》選入十三家，全部都是中產階級家庭出身；《日據以來台灣女作家小說選讀》上下兩冊選入小說家共計二十人，出生農工家庭的只有兩人。中產階級家庭的女性，即使是生長在鄉下地區，通常（被允許）活動的範圍或能親近觀察到的工作社群屬性相對局限。她們的家庭背景並沒有提供她們熟悉鄉土生態文化的有利環境。換言之，鄉土素材並非是她們唾手可得、理所當然的材料。

我跟反經驗論的批評家同樣清楚，縱然有了上述種種實證資料的佐證，經驗論的解釋還是無法滿足我們。首先，台灣的都市化以及作家階級性的問題男女皆然，為何男作家就能突破「環境的限制」而女作家就只能受限？而且就算都會環境對女性創作者相對友善、文學女性的出生地或成長過程中缺乏鄉土經歷，在遷移便捷頻繁的現代社會，城鄉之間的往來流動停駐可謂輕而易舉，創作者不僅能夠階段性選擇居住地區，還能夠透過各行各業的媒介資訊參訪認識自己從未身歷其境的地方。最關鍵的是，經驗論無法完全解釋藝術創作的問題。因為創作雖有經驗因素，更有藝術家自覺性的選擇和表現。有時候最親近切身的故事未必容易駕馭，或者創作者不想處理自己最熟悉的素材，因此有鄉土經驗的人不見得對此題材感興趣或表達得宜。相反的，非鄉土出身的人反有可能充滿好奇與興致，經過一段時間的田調或生活，就能刻畫出動人深刻的鄉俗風情。譬如說海派文學的代表張愛玲一向以描寫上海和香港繁華見長，到農村體驗一段時日後成就了反映農村問題的小說，而出生鄉村的陳雪和鍾文音出道時都先以都市現代女性的主題揚名，直至創作的中後期才開始書寫她們童年的鄉鎮經驗。

但是這些原來醉心都會題材的女作家為何出現鄉土轉向？理由恐怕不只是創作者個人美學考量如此簡單。熟知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讀者都知道，張愛玲為什麼突然去寫她不熟悉的農村風景？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國後在左傾壓力下張愛玲曾經短暫的去浙江鄉下參加土改工作隊見識了農村生活，一九五二年逃往香港。在美新處的資助下，把她原本是迎合中共的鄉野田調題材寫成批評共產黨施政的反共小說《秧歌》（一九五四）和《赤地之戀》（一九五四）。同樣的，陳雪與鍾文音的鄉土作品皆出現在台灣本土論述及其相關文獻資料著作成為書市顯學的二○○○年以後。我們當然不能推論說《秧歌》不是作家個人政治信念而是為了符合冷戰時期美國的反共意識，也無法確定如果張愛玲繼續留在大陸，《秧歌》最後會不會變成一本宣傳政令的左派小說；同理也可以假設，陳雪《橋上的孩子》（二○○四）、《陳春天》（二○○五）與鍾文音《短歌行》（二○一○）、《傷歌行》（二○一一）的鄉土書寫只是遲早的事，跟時代潮流不必然有關。但是這幾個案例出現的時空背景卻隱隱指向，經驗如何呈現、何時呈現，皆與文學生產的機制脫離不了直接或間接的關係。經驗論只能提供基礎而非充分的理解面向，我們必須把性別與空間的討論推到文學生產的層次進行另一重的爬梳。

牆II：文學機制的城鄉偏好與女性創作

許多研究都指出，現代小說跟城市的興起關係密切，與女性作為讀者以及作者都息息相關。艾恩．瓦特（Ian Watt）在《小說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Novel）指出，十八世紀英國文學訴求的對象是與日俱增的大眾讀者，而這群讀者的成長在城市中最顯而易見，包括許多有錢有閒卻不被允許涉足屬於男性活動和娛樂的中上階級女性。自從王公貴族不再是文人的主要讀者與贊助者以後，作者與讀者之間的距離就被出版商填上。作為作者與讀者的中介，書商對文學主題與形式具有一定的影響力。瓦特也指出，隨著倫敦城市規模不停的拓展、人口持續湧入，不僅都市與鄉村的生活方式產生極大的改變，都市內部也發生了繁複的分區現象。都市景觀看起來相似，實際上個人的經驗都不盡相同，「在這個佔地極廣、包羅萬象的大環境裡，每個人都只能體會到其中的一部分」。小說猶如城市祕密的報導或者生活指南，引領讀者穿透冰冷嚴峻的建築高牆透視街頭巷尾的實況，在彷若目睹中將片面、隔閡的都市經驗連貫起來。既然主要的閱讀人口集中在都市，而都市的閱讀人口又喜歡、需要都市的題材，出版編輯和出版社絕不可能忽略市場因素。先不論作家本身是否也受都市題材吸引，出版機構或文化社群既已取代傳統的親屬網絡成為部分或主要的經濟情感支援系統，作家很難背道而馳，何況是沒有太多職場選擇又依靠煮字療飢的女作家。概括而論，我們幾乎可以斷言文化媒體和讀者偏好都市題材，連帶對女性書寫的內容有相當的影響，除了少數受政治力或特定因素的年代。從幾個中外文學史中女性鄉土書寫鮮明的時期，可以歸納出一些共同條件。

放眼世界文壇，女性參與鄉土書寫最蔚為風潮、最為研究者津津樂道的一段約莫是十九世紀中後期，尤其是內戰過後（一八六一─一八六五），美國鄉土女作家湧現。這是美國文學出現大批女作家的時期。她們紛紛以區域性的文化生活為題材，運用真實的地理場景，以在地的人物角色、服飾、方言和習俗，寫下地方色彩濃厚的作品，產生了許多知名的代表作家。最被稱譽的莫過於寫出《湯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的史杜威女士（Harriet Elizabeth Beecher Stowe），她不僅是刻畫了美國南方附近的景觀，還因為描述批評了黑人在白人統治下遭受的種種不人道待遇，間接催發南北戰爭、解放了黑奴。此外還包括凱特．蕭邦（Kate Chopin）、瑪麗．哈洛克．富特（Mary Hallock Foote）、瑪莉．傅立曼（Mary E. Wilkins Freeman）、莎拉．恩．朱薇特（Sarah Orne Jewett）和葛莉絲．金（Grace King）等人。因此在美國文學史中，鄉土寫作（regional literature），或者泛稱地方色彩寫作（local color writing），一直是女性抒寫自己獨特經驗和挑戰權威的途徑之一。提奇（Cecilia Tichi）就主張，女作家運用鄉土主義作為一種空間，探索女性生活的領土，故而這種領土必須理解為是有意識的「女性自覺的鄉土」（the “regionalism” of female consciousness）。在討論鄉土文學時性別應是一個重要範疇。可惜的是，這個文類強調地方現實又允許比較簡短的、速寫式的敘事形式，使得它在文學位階上常被貶抑為次級的、二流的文學，甚至僅僅是「家務寫實」（housework of realism）。女性鄉土書寫的藝術和價值並未被充分承認，頂多僅僅是認可其中文化保存的功能而已。

為什麼女性／鄉土文學會被認為是次級文學牽涉到很多原因，此處不擬細談與反駁，本文有興趣的是什麼樣的歷史條件讓女性參與鄉土書寫，而且以後就沒有類似的機會。根據坎貝兒（Donna Campbell）推論，地方色彩文學興起約有幾大理由。南北戰爭的爆發使得美國人知覺到區域間的差異，而交通和傳播技術的進步打破區域間孤立的狀況，讓原本分隔的國民有意願也有跨區技術了解其他區域的風土民情。此外，工業化和都市化的發展使得中產階級懷舊、渴望想像「純粹」、「真實」的美國及其過去。鄉土文學摹寫的在地人事、舊時俚俗既是地方意識的抬頭，更是國家想像的重構工程。《打破疆界：女性鄉土書寫新觀點》（Breaking Boundaries: New Perspectives on Women’s Regional Writing）的編者認為，這樣的文化歷史氛圍帶來了市場需求和潛在的經濟收入，讓遠離東部文化中心的作家們能以他們後院的故事進身文壇，獲得出版的機會。地方性的需求解放了文學企業單一的知識系統來源。使得處於鄉野又沒有太多出門機會的女作家也能以身邊見聞發表，書寫各色各樣的女性角色與女性社群的經驗關係，抒發自己對主導文化的意見。社會和地理邊緣的位置反倒形成某種有利的文學資產。由十九世紀美國女性鄉土文學出線的背景看來，文學出版機制與地緣性有密切的關聯。不僅與作者本身居住地理位置有關，對於文本描寫的地點也有優劣偏好，並且偏愛的就是文化中心的周邊，通常就是都會區。當政治或文化的條件產生某些質變時，其他較不為注意的地區才會被青睞。特別是國族意識與鄉土意識似乎有某種連帶的相生循環，前者激發後者，後者強化前者。

另外一個可供參照的類似案例是中國一九三○年代中期後出現的女作家鄉土書寫潮。中國現代文學從一九二○年代至一九四○年代之間產生兩批傑出女性作家，她們與當時的男性同行一樣，成長或居住在兩大主要文學出版中心──北京與上海，共同建構後人稱為京派與海派的不同文學風格。一九二○年代以北京為基地的女作家多描述天子腳下的京城今昔，卻也因為其重視鄉俗庶眾的生活風俗，再加上現代都市化的程度不如上海的（殖民）色彩強烈，筆者個人認為，文本內的城鄉分野並不特別明顯；一九四○年代以上海為據點的女作家書寫的多是十里洋場的浮世繪，都會特質鮮明。一九三○年代因為日本開始展開侵華行動激起中國人民的愛國意識，強調民族興亡或革命戰爭的文學潮流，跟突出個人取向甚或性別意識的女性文學有所隔閡，批評家一般視為是中國女性文學中輟或轉向的時期。恰是在這個階段，大量描寫農村題材的區域文學出現了。李歐梵指出，城鄉劃分一直是中國現代文學史的顯著特徵。從清末開始，知識分子就從城市生活中汲取養分，據此表達社會意見、發展成五四新文學的形式，但是居住在都市的文人們總是把熱情和理想投注在鄉村。特別當日本在一九三一年開始展開侵略、造成東北失守以後，具有濃厚農村色彩的區域文學逐漸興起，以其澎湃的政治意義席捲文壇，描繪東北鄉村為書寫背景的作家紛紛獲得青睞。先是挾著「東北人民向征服者抗議的里程碑作品」《生死場》（一九三五）奠定小說基業、最終以具有童年傳記色彩的《呼蘭河傳》（一九四一）攀上藝術巔峰的蕭紅。其次則是以東北鄉土民情見長的梅娘，竟然在東北被占領時期能在書市得到大眾支持，和專寫上海都會女性愛戀的張愛玲共列為「讀者喜愛的女作家」（一九四二）。作家本身的藝術成就自是首要條件，被日本侵略引起民族情緒的中國讀者渴望目睹失土、想念江山的懷舊情緒也是無法被排除的重要因素。此外，非左翼的女作家如羅淑和羅洪的鄉土小說也是出現在國家意識高漲的一九三○年代中後期。一九二○年代以〈莎菲女士的日記〉（一九二八）中女性自覺和情欲自主驚動文壇的丁玲同樣也是從一九三○年代開始，特別是一九三六年進入陝北農村的解放區，轉向她的鄉土書寫系列〈我在霞村的時候〉（一九四一）、〈夜〉（一九四一）。不管是因為國族危機或是政治信念，此階段女性書寫中大量出現的鄉土比例應該和國家民族的處境脫離不了直接或間接關係。

以普羅大眾為念的左派作家相對的當然著墨於鄉土農工的作品為多，基本上在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九四二）後就確立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訂下了鄉村價值至上的政治路線。中共建國後一連串整肅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作家們動輒發放偏鄉勞改、向農民學習，文革期間知青下鄉更蔚為政治正確的成長歷程。在左派意識型態掛帥之下，所有的文藝機構媒體偏重鄉土題材自是不言可喻的現象。文革過後出現的反思小說、傷痕文學等類型，因為描寫下鄉改造的經驗，不論是二戰前就成名或是在共和國時期崛起和成長的老中青三代女作家，背景還是多在農村僻壤打轉。一直至一九八○年代文藝箝制的力道較為鬆綁，性別議題以及城市題材已不再是禁忌，大批新生代女作家們又開始重拾都會主題。而且獲得廣泛矚目的成功作品，在學術界或在市場上的，多是女性的都會愛情的類型，例如張潔書寫文革戀情的《愛，是不能忘記的》（一九七九）、池莉寫實武漢人情的《不談愛情》（一九九○）、王安憶《長恨歌》（一九九六）的舊上海女性、衛慧《上海寶貝》（一九九九）的上海前衛女人等等。

同樣受到政治力影響、但城鄉偏好相反的例子出現在台灣。二戰後台灣脫離日本殖民，四年後國民黨因國共內戰失利撤離到台灣，帶來一批不喜歡中共政權的移民。由於台灣本地作家才開始學習中文，新遷入的移民就成為文壇主導的力量，其中大量的女性知識分子把握當時文化勢力重新盤整的空檔結集成第一波女作家潮。然而剛剛移民的作家並不熟悉台灣的鄉土民情，再加上畏懼左派思想的國民黨政府從來就不喜歡無產階級的題材、更提防左翼文藝再次現身台灣，所以台灣鄉土背景的小說一直至一九六○年代後期才陸續出現、一九七○年代成為主流。這些原無政治意圖的鄉土文學很快引起政治上的兩極效應。懷抱台灣民族主義或嚮往社會主義文藝的批評家們視之為真正的文學，他們的熱情擁護卻讓國民黨政府警覺到其中的顛覆性並予以警示降溫。鄉土文學在政治壓力下旋即銷聲匿跡，至少在檯面上。長期與國民黨關係友好的主流媒體，有意無意間拉抬不一樣的文學新聲。適逢一九八○年代的台灣經濟發展成熟、國際化的經貿和技術文化的頻繁流通加速催化台灣的都會文明以及社會結構的調整，而戰後在中文教育體制下成長的台灣女性知識人口剛好茁壯成為各行各業的新力軍。因此，都市題材與女性議題順勢躍為時代的文學熱潮，擅長寫這兩者的女作家也在這波浪濤中集結為第二波女性文學潮。一九九○年代中後期，台灣意識逐漸抬頭。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投入不少資源進行台灣歷史文獻和影音資料的整理建置、學術界和文化出版機構對在地素材愈來愈有興趣。鄉土，再一次成為小說的寵兒，而且躍居優勢的主流論述。台灣女性真正大量投入鄉土題材的書寫即是這個時期了。不少原本是以都會女性題材見長的女作家回過頭去講述家鄉的地理文物或家族的人物歷史，只不過這個類型的主力還是以男性為大宗。從台灣文學發展來看，女性看似對政府較無威脅感的邊緣性，剛好都變成政治角力時的間接受益者，女作家能夠一展長才剛好也都在文學媒體及出版機構需人孔急的時候。換句話說，當文化板塊在轉變調整中產生空缺時，往往是女性從邊緣攻進中心的最好時機，而女性書寫中的重城市輕鄉村的偏好恰是文化機制青睞的部分因素。儘管如此，鄉土題材變成文化媒體主流的時候，即使是在國家體制與公立甚或私人出版機構的興趣取向達成一致的二○○○年後，女性雖然會有較為積極的鄉土書寫表現，總不如都會類型的活躍精采。

爬梳上述幾個例證，我們似乎可以發覺媒體生態的偏好對女性參與鄉土寫作有相當的影響，至少是在發表能見度上。承平時期，出版文化媒體對自己所在的位置周邊地區──通常就是閱讀銷售對象聚集的都會區域──的興趣高過其他地區。但是當國族意識抬頭時，以政策或市場力直接間接影響文化生產時，鄉土背景的文本出現的比率相對增高。至於台灣的「鄉土」指涉的是中國地區或是台灣地區的，端看主導論述的是傾向哪一邊的國族。在國家體制和市場機制的取向同謀合流於鄉土的時候，女性書寫才會加入，兩者分流時女作家通常趨近文化媒體偏愛的都會路線。我無意在以下有限的篇幅中進行究竟是女作家愛寫都會然後被媒體喜愛或是媒體愛寫都會然後女作家投其所好的前後因果，或者文學生產下藝術自主性的比重等等不會有結論的爭辯。我並不認為市場因素能夠全然解釋女作家的城鄉偏好，否則再怎麼說國家機器總比出版機構影響力深遠，以利益論怎麼看都算選錯了邊。相反的，鄉土書寫與國族隱喻既然關係緊密，女性主義批評家當然會想起吳爾芙（Virginia Woolf）沉痛的宣言「女性沒有國家」，進而推想是否因為兩者在意識型態上的連結，使得女性在對國族疏離、缺少鄉土歸屬感的狀態下，連帶導致女作家選擇題材時的心理距離？只是這個可能性，本文不擬從心理學而是回到敘事傳統來討論，畢竟不管是書寫城鄉或所謂的國族隱喻，都是依靠語言文字的表述。除了種種外緣的物質環境結構，內緣性的敘事傳統和象徵體系更是不可或缺的考量。我們必須再推進第三個面向，探究有沒有什麼創作上的因素，導致女作家自覺或不自覺地選擇書寫都市素材？女作家會覺得城鄉書寫是性別劃分的嗎？她們是否認同這樣的話語位置？

牆III：城鄉敘事與女性

回到文學內部的結構，批評家們不妨先站在創作者的立場揣度一下，都市文學和鄉土文學哪一種比較容易上手？一般反對鄉土文學的理由之一，是認為它具有的許多地域性特質，包括方言、俚語、腔調或地方風俗習慣等等，會在文本的表意和溝通傳播上形成障礙，不利於普遍讀者的閱讀甚或國家文學的形成。換言之，從寫作和閱讀的角度來想，就是意味著鄉土書寫和理解需要的門檻較高，它要求語文的、歷史的或地理的特殊文化性知識底蘊作為基礎。而都市，明明也是隸屬於某個地區，它的地方色彩卻鮮少被指責為是都市文學的缺陷。顯示都市的特質中有一種標準化的趨勢，這種標準正是去地域性。都會語言通常是國語，與學校教育和主流傳媒使用的官方說寫語文一致；都會文化，尤其是首都，跟國家主導意識型態文化相近，通常是向國家機器認可甚或推廣的所謂「國際化」的普同性標準看齊，比較容易讀寫和了解。反觀鄉土語言，動輒包含大量口語和尚未經過標準文字化的母語、是歧異的、小眾的、陌生化的；鄉土文化更是隨著區域迭變而產生或大或小範圍的特徵、實踐與傳承，非當地人難以掌握分辨。不論是修辭語彙或是故事地點的文化脈絡，皆非學校教育和主流傳媒能夠教導傳播的，必須仰賴寫作者自身更多的琢磨和考究，然後還得通過在地與非在地兩方讀者的考驗認可。對創作者不啻增加許多額外的負擔。舉例來說，像陳雪表示，她在出版過數本短篇長篇小說後開始動念想寫自傳性的《橋上的孩子》，明明是身邊無比熟悉的夜市菜市場的景物人群，「卻找不到合適的詞彙來描述」。鄉土文學先驅的王禎和對台灣語言（方言和外來語）的處理，給她偌大的借鏡，此外還得去詢問親友，「問不到的就去查字典辭典」。連已經有不少出版經驗的小說家都不容易描述鄉土，何況是尚在摸索起步的資淺寫手。因此，雖然批評論述裡一向貶低鄉土書寫，視為格局狹隘、形式簡單而文學位階較低，在實際操作上，有地緣特徵的題材反而才是不易掌握的空間，書寫閱讀的門檻較高。

再者，從文學的發揮度上考慮，城市聚集人口的特性以及日新月異的變動性本來就提供無數可能的故事，充滿衝突或妥協的想像。城市的各種現代化設施和景觀使得一個類似的（古老）故事原型，碰撞出許多時代性的變化和詮釋。一則對創作者是比較容易旁觀或獲得靈感的場所，二則在小說中將背景設定在都市能容許的故事類型以及內容亦相對寬廣些。不管是單純地記述光怪陸離的奇人異事、渾世傳奇，或是企圖將文本主旨延伸至傳統與現代對照，南與北、東和西的地域間差距的對比，國內與國外、本土化與全球化矛盾折衝等宏觀議題的討論，都市提供的原料都相對豐富多元。

面對城鄉題材的抉擇，男女創作者的處境容或相似，性別作為比喻在敘事傳統裡的作用卻有鮮明的差異。在現代文學的象徵裡，女性與都市常常有異曲同工的作用。發軔於一九二○年代前後的台灣和中國現代文學，都是在殖民統治和帝國主義的威脅中力圖自我改造的現代性追求之一。這種因應外來強權的現代性追求既迫切又憤慨、既自卑又自大、新舊文化的拉扯擺盪中充滿張力與矛盾。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從英國文學中城鄉概念與形象的演變中，觀察到感覺結構的世代差異，但在中文現代文學裡基本上並無太大的起伏變化。再現於台灣或中國現代文學想像中，鄉村代表的多是傳統的文化價值、敦睦和諧的生活和質樸的心靈，都市則象徵外來政治與經濟的入侵、浮華虛無的生活和道德淪喪的淵藪。就像城市與鄉村常被比喻為現代／外來與傳統／固有，文本裡男性與女性也有類似的二元對比。女性與女性作家不管在台灣和中國往往都被視為現代性的表徵之一，都會裡的女性更是時代的指標，象徵新舊時代糾紛、解放的自由、主體的追尋、各種關係身分的重新界定。通常鄉村裡的女性不是被封建傳統壓迫、等（不到）現代男性救援，如楊華〈薄命〉的愛娥表妹（一九三五）、呂赫若〈月夜〉的翠竹表妹（一九四三），不然就是艱苦卓絕還堅守傳統婦德的黃春明的神女白梅（一九六七）或王拓的聖母金水嬸（一九七五）。男作家格外喜歡描寫都市裡的女性作為沉淪的、墮落的批判羔羊，著名的都會壞女人例如白先勇的尹雪艷（一九六五）、陳映真的唐倩（一九六七）。台灣文學裡性別與空間的雙重形構，跟張英進從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裡得到的觀察相去不遠，「『另類』現代女性（無論是離婚女人還是舞女，或二者兼有之）代表了一個文化生產場所，在那裡，性別成了現代都市敘述中最棘手的問題之一。城市的想像總是透過女性形象表達的，或是刻寫在女性形象中。而女人實際上是對現代城市進行表現、文本創造、敘述構造的基礎」。反過來說，現代女性的想像往往也是透過和置於城市文明中來形塑的。

身兼被描述定位的客體以及書寫的主體，現代女作家早已不甘聽憑一家之言，都市女性故而成為女作家爭取自我發聲與形塑的一級場域。除了都市發展還不成熟的一九六○年代以前，自一九六○年代中後期以降台灣女作家描寫女性都會生活與處境的趨勢愈來愈強，到了女性意識抬頭的一九八○年代幾乎全是這個類型的天下，一直至二十一世紀都沒退燒。都市女性的問題和現代女性的問題似乎是同義詞。她們筆下的女性形象亦變換萬端、難以化約概括。都市、女性、現代性三者作為文學的符徵與符旨常常是鍊接滑動的關係，互為轉喻或隱喻。女性與都市的連結，除了歷史性的發展進程接近，不可否認的，兩者的某些文化特徵是有可類比之處，例如個人化、流動性、鬆動傳統等等。在敘述話語中的位置相似，兩者相加更有表裡相乘的強化效果。都會女性作為現代女性自我表述的形象有其文化歷史與象徵體系的脈絡可循，可以說是倒置話語（reverse discourse）的順勢行使。只是，顛覆與複製的界線從來都不是牢不可破，性別空間化的再生產過程中，亦須提防是否重新落入刻板想像的二分窠臼陷阱。

既然男女作家都喜歡寫都市裡的女性，從現代文學的發軔至今累積出來的敘事傳統，即使單從女性文學本身，已不容小覷，對繼起的書寫者當然形成一定的影響與局限。一般公認男作家中最擅長描寫女性的當屬白先勇，他的女性短篇，不是《臺北人》（一九七一）就是《紐約客》（二○○七）；女作家當推是張愛玲，雖然張愛玲也有農村的經典，然而大家心知肚明最愛的還是她的上海女子百態。受到張愛玲影響的台灣（港、中）陣容浩大的「張派」女作家延續的莫不是女性輾轉都會的處境心緒。放大些看，台灣文藝界受歡迎的外國女作家，例如早期的吳爾芙、莒哈絲（Marguerite Duras），或者算上當代的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和吉本芭娜娜（Banana Yoshimoto）、柳美里（Yumiri），亦是偏向都會女性的書寫類型。箇中原因牽涉到複雜的文學傳播與接受，固非此處得以細緻爬梳討論，但其中之一絕對與上文所論都會文化的普同性易於閱讀和推廣有關。在二○○○年以前，被公推為女性鄉土文學代表作的約莫只有蕭麗紅的《桂花巷》（一九七七）和《千江有水千江月》（一九八一），或者再加上李昂的《殺夫》（一九八三）和蔡素芬的《鹽田兒女》（一九九四）。缺乏足夠的女性書寫範本曾是女性作家居於弱勢的原因之一。如今女性文學雖然蓬勃發展，遺憾的是，經典小說──男女作家皆然──裡的城鄉比例如此失衡，可資參考的書寫內容與類型在不斷循環之中再生產出不均衡的性別／空間表徵，對於女性的空間想像並未提供更多元豐富的利基。

牆IV：女性書寫的空間有多空？

一九七○年代以迄，女性文學批評家們致力建構出女性自己的文學史，讓女性在歷史的地位價值被肯定，從美國到歐洲到亞洲，跨國性的女性主義不僅讓女性介入了歷史更讓女性的時代到來。在許多國家，女性文學已經獲得經典化的地位，女性研究業已在學院裡建制完成。在二十世紀末我們就不斷地聽到女性文學與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已到盡頭的耳語，敵方和同道中人皆有之。傳言說，經過長時間的發展與推廣，如今女性主義似乎變成了基礎知識滋澤其他學科，被後起的文化研究吸納養分、被新興的男性研究取代。女性文學／批評從空間出發占領了時間，了卻吳爾芙的遺憾、建造好了自己的房子，好像是到了該功成身退的時候了。

But，讓我們回到《自己的房間》的開端，反思我們現在打造出的空間到底有多寬廣呢？空間是權力運作的位址，傅柯（Michel Foucault）如是說。延伸空間的範疇，書寫的空間和空間的書寫，何嘗不是社會、政治、商業、語言、符號、性別等權力競逐的位址。從女性不寫鄉土的這個現象，我們可以窺見女性書寫與空間的關係根本不是「自由的選擇」，它至少受到三層因素的制約。第一層是社會空間裡的性別經驗，包括個人經驗與現實環境裡的城鄉比重。第二層是文化生產機制中對空間類型的偏好與性別設定。商業的興趣和政治意識各有擁護偏愛的城鄉景觀，隨著不同歷史條件時而分歧時而合謀，共構出影響女性空間書寫的物質環境。矛盾的是，雖然鄉村作為國家隱喻的根源在文化敘述中占有優勢位階，城市語彙由於更貼近官方語言文字體系，在實際使用中反而翻轉劣勢。城鄉的空間類型延伸出的想像模式與其性別隱喻，以及循環再生產出的敘事傳統形成最讓人沒有警覺性的文學內緣，即是第三層網絡。社會空間、文化生產空間和敘事空間的性別區隔，三重交織下使得女性書寫明顯鎖定在城市都會。執筆的手能掌握敘述的空間領域竟如此有限。原來女性的發展局限不僅有玻璃天花板，女性書寫的房間也有她的玻璃圍牆。假使批評論述不是第四面透明的牆，至少也該點出那些藩籬之所在；更積極的，好歹打開一扇門窗。我當然不會認為鄉村的總占地面積遠大於城市面積，寫鄉土就比較恢弘。女性主義批評家老早就說明了空間規模跟故事的廣度深度絕非等比。我也不樂見鄉村作為國族認同的單一象徵，尤其再加上男性專屬的性別隱喻。但如果女性只看得到城市女性，無法敘述更多女性與不同空間類型的關係與生命狀態，女性書寫若無法自更多元的空間樣貌中觸發迥異的美學想像，那麼我們只會繼續被社會、經濟、政治、象徵體系設限在少數的位址，攻占的不過是幾座山頭。自詡的跨國女性主義充其量只是不同國家都會女性的聯盟。女性主義的承諾猶是未境的事業。唯有一再探索女性與空間、書寫與空間的關聯，我們才能繼續從這些已經連線的領土出發越界，占領猶是荒野的大陸，以及尚未航行的海洋直至，太空。

女性為什麼不寫鄉土

本文將是一盆冷水，潑向為女性書寫暨研究的成就興高采烈、甚至認為不需要再為此費心的同行們。很抱歉。題目並無誤寫，女作家確實不喜歡寫鄉土題材的小說，儘管女性常常跟土地、自然這些傳統隱喻連結。此處所謂的鄉土泛指一般概念的鄉下，如小城、鄉鎮、農村、漁村、聚落或部落等等。這當然不是說沒有個別的女作家從事鄉土類型的創作。耳熟能詳的代表範例至少包括蕭麗紅、陳淑瑤、凌煙、蔡素芬、李昂、施叔青、鍾文音、陳雪等等，我的同事們甚至我自己都做過部分作家的相關研究。但我們若逐一檢視就不難注意到，即使是...

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我被檢驗出大腸癌三期。先是發現了小腫瘤、然後開刀、化驗後宣判淋巴感染需要半年的化療。原先不過是暑期心血來潮的健康檢查，平時我的身體不錯，健檢前並無異常症狀，連血液指數和電腦掃描都顯示正常，不料壞消息接踵而來，將我推下一層又一層的深淵。慌亂之初想到的都是緊急應變，如何安排就診和居家照護、如何調理不同醫療階段的飲食和身體狀況，一直要到適應療程的規律後，心情才逐漸沉澱。赫然發現活動的空間縮小到只剩下家和醫院，社會實於我無關了。脫離了常軌的運行，第一次像局外人般，旁觀起自己以及曾經投身的世界。

聽說許多人噩耗降臨時，會憤怒地覺得為什麼是自己，同樣倉皇失措，我倒稱得上平心靜氣。那年我四十七歲，不算老，也說不上年輕；未曾大富大貴，小日子還過得愜意；該辛苦奮鬥、該玩耍享樂的都有過，專業上基本的肯定有之，再多的也不會有了；家鄉的老母親被兄嫂照顧得宜、生活不虞匱乏，我不必養家、沒有寵物、沒有植物、不須對任何人事負責。生命就算至此，也該滿足的。尤其看到比我老的、比我小的、隻身拖著病軀就醫的患者群像，更無所怨忿。抱歉與感謝是我大多時候的心情。為了單身的我，幾個親近的朋友和畢業多年的學生們，從她們工作和家庭的忙碌中抽出空檔，輪流排班陪我住院、回診和日常護理，甚至萍水相逢的醫護往往輸出額外的關懷。個體何嘗能脫離群體獨立，向來獨來獨往的我深深體會。生病的消息傳開以後，平時各自忙碌的親友相繼走奔探望，學院和藝文圈裡的朋友紛紛通訊表達關心，過年前後竟陸續收到求自不同地區的六個平安符。我的個性孤僻耿直，素來不喜應對交際，得罪人常不自知，病中發現我的人緣並沒有設想中的壞。或者說大難當頭大家就不跟我計較了。人情的溫暖賦予我莫大的力量。

處身於醫院，驀然察覺校園是一個多麼理想愉悅的工作環境。醫院雖然不乏溫馨感動的畫面，家屬間的照料與忍讓、陌生人體貼的讓座或攙扶，甚至一個理解安慰的眼神，都會讓人瞥見到人世有情。然而，大多時候觸目的還是沮喪、掙扎、痛楚和絕望，殘弱的身軀和慘淡的面容。再資深權威的醫師面對惶惑無助的病人與家屬只能耐著性子從初階的病理一一解釋。校園，充斥的是青春的肉體、光采的臉龐，談論的是抱負、理想、夢想、言不及義的笑語，老師還可以視心情和學生的資質選擇性的教多教少。或許正因如此，不察老之將至，壓力卻在無形之中年久日深地蠹食著身體。最直接的證據是，來探病的親友中，任職於學院者明顯都掛著一張疲憊青灰的臉，甚至較之專心吃睡無所事事的我更顯病容。無怪乎近年頻聞中壯輩同僚病倒或驟逝的噩耗。天堂的陷阱。

作為一名專職舞文弄墨的人文學者，醫院動搖了我對自己專長的信心。醫護的專業能夠救助病患減輕疼痛、理工法商各有實務應用，我們只會寫字教書，研究的卻又無益於社稷民生。我們大言誇誇地建構高蹈宏偉的論述，因應疾病和生死的詞彙卻好貧乏。語言的有效性真令人沮喪。明明有千絲萬縷的關心想傳遞，說得出口的不外乎，你還好嗎、能吃嗎、好睡嗎、多保重、要堅強、再來看你這類幼兒日常話語。到處聽得到病友親屬們咒罵防不勝防的環境因素，或是數落病患就是有什麼不良的飲食和作息。即使癌症病因迄今醫界中仍爭議不明，親友們還是熱切地想幫忙揪出病根醫治，不覺這些後見之明徒惹煩悶，甚或聽來像是譴責和因果報應。有的熱心地鼓吹誰誰誰的誰誰試過的療法、偏方、中西名醫，轉傳網路上推薦或警告的保健品、食物和烹煮方式。有些看起來相當具有科學根據的學術共識，我向醫師們求證後多是只適用某種狀況類型。即便同一種疾病也沒有一致的療法，更何況醫療方法日新月異。一開始我還會試圖跟向我報佳音的朋友解釋，請他們爾後不要輕易轉傳亂人耳目的消息，以免脆弱徬徨的患者以病體作為各種道聽塗說的試驗場。後來，我緘默了。德希達早說過符徵跟符旨沒有必然的連結嘛。不管轉述的是貌似儼然的醫學實驗、權威報告、新聞報導、還是私人的訪談、見證、廣告、傳聞、祕方、古法，真正的意思無非是你好嗎、我關心著你之類的問候，傳達善意罷了。得意而忘言，是我病後的修行。然而，語言既然如此軟弱無力，身為文學研究者的我的人生，究竟算是怎麼一回事？

站在也許是生命的盡頭往回看，這個終極的命題無可迴避。近幾年力倡空間重要性的我不免自嘲，難道這就是時間的示威？海德格從書架上森冷地俯視，似乎逼著我承認，時間與存有才是最核心的課題。但我禁不住的懷疑。像他、像傅柯的學說何止改變許多人思考世界的方式，還是幾代學界生產知識的謀生工具、衣食父母，可是就算沒有他們，我們用舊的、笨的、錯誤的思維還不是一樣的運轉，沒聽過大師名號的芸芸眾生同樣過得好好的，甚至更好。退一萬步說，就算紅樓夢不曾問世，何曾減損人間的愛恨嗔癡。末流如我，奢談什麼存在的意義。悲哀的是，儘管我對自己的專業有這麼多的疑問，病中偶爾體力精神好到能打開電腦寫一小段論文，那種快樂卻又是真真確確的。不僅因為一切彷彿回到了常態，沉浸在抽象世界中思辨就是那般令人陶醉。寫論文對那個時候的我並沒有任何實用性考量，能不能完成、能不能發表，都是太遙遠的想像；何況，不管是緬懷追思或是人去茶涼，身後事跟當事人也不相干了。正因為缺乏目的，寫論文的純粹樂趣是無從抵賴的。好吧，承認自己就是喜歡也只懂得這種存在感低微的東西吧。那麼問題相對單純。既然如此喜愛，我是否拿得出一篇非常滿意、代表了文學研究者一輩子專業驕傲的論文？捫心自問，答案是，沒有。沒有。竟然沒有。那是病中最最沮喪的時刻。

撐過了療程，終於結束了意外的長假。重逢舊識都有恍如隔世的悸動。我每每用力地擁抱認識多年卻從不曾貼身交換過溫暖的夥伴們。生活又回到了讀書教書寫作，智慧的話語、歡樂的氣氛。朗朗晴空裡和煦的陽光亮晃晃的，彷彿驅散了不測的風雲。一直到了暑假，當親友對我的康復狀態放心，我不必再安撫任何人，包括自己，說我有多幸運多健壯的時候，生病期間都很安分的眼淚突然頻繁地宣洩。治療中的痛楚、委屈、愧疚、恐慌和對未來的不安，輪番騰攪，數月方休。以情緒波動之劇烈推測，病中的我應該是嚇壞了吧，只是用強大的理性逼迫自己樂觀正向而已。一旦自我武裝鬆懈，被壓抑的負面情緒就排山倒海而出。因為這個震盪的落差，往後聽到媒體稱呼倖存者為抗癌英雄時，誇示法的修辭總讓我背脊發涼。一定需要召喚英雄式的文字隱喻，才能整備身心戰鬥疾病嗎？苟延偷安不能是一種和平共存的謙卑態度嗎？過滿的想像一旦幻滅，打擊會不會更劇烈呢？可是，約定俗成的表意模式是如此牢不可破。譬如當別人稱讚我現在氣色很好健康依舊時，我若平實回答以前看起來還不是很健康，空氣先是一陣凍結，接著對方會像探病似傾注熱烈的安慰，雙方反倒陷入更大的話術困境；賓主盡歡的應答最好還是，對啊對啊、都過去了、復原了。尷尬的是，偶爾會迎上少數友人的狐疑眼光，揣度我是過度樂觀還是見外，思忖著該不該提點我別大意。善意的傳達和維持始終如此艱難。連語文專業者們都拿捏不準，何況不擅長言語表述的一般大眾。

其實，怎麼還會一樣呢。三年的觀察期中，每三個月檢驗追蹤，檢驗結果要等一個月，戰戰兢兢聆聽醫師判決後才能擁有一個安心的季節。四季如斯，一年復始。為了施打化療而植入皮下的人工血管，每個月得回去醫院用圖釘大小的針頭戳注藥劑以保暢通，皮肉之痛一忍即過，那以備不時之需的暗示才是椎心。拆除人工血管以後，定期追蹤延長至半年，然後每年一次。腸鏡檢查又是另外的時程。我的時序開展從此遵循著不同的曆法。不思量，自難忘啊。此後，就像那句名言的字面，所有堅固的都煙消雲散了。

身體裡的時鐘，滴滴答答，流逝的聲響提醒我得珍惜把握每一個當下。以前友人們的約晤我總覺得等不忙時再說而推辭，現在體認到，明天不總是如常而至，美好的人事或心情消散就消散了，再怎麼惋惜也是徒然。能夠心無罣礙的談笑是多麼珍貴的緣分。病榻前執手相看，雖然也算及時，已然錯過。癒後最大的改變是跟親友聚會的比重提高，不愛拍照的我也比較願意留影。不管稱之為鏡花水月或如夢如幻的電光泡影，總是溫熱的流光，人世一遭的顯像。我確知，吃喝玩樂的記憶將會比我的論文保存期限更長。當然，時間帶來的最大威脅，依然來自學術生涯最關鍵的缺憾。一些原先希望多醞釀些時日，等我更成熟一點再處理的學術命題，等不及了。我得加快腳步寫，不把腦海裡若干零碎模糊的構想整理出來，連能解答自己的提問多少都不清楚，遺憾將更深。在還能掙扎的時候，不想輕易向自我的學術局限屈服。即使仍舊奔馳不到心中嚮往的境界，至少靠近一些，更近一步都好。

不要再試探我劫後餘生的經歷和感懷了。猜測彼此談論生死的意願和深淺太過疲憊。我沒有因此更昇華、更無畏，也沒有就此消沉悲觀，心情有一些沉澱轉折，人生的優先順序做了某些盤整。衷心感激這幾年間扶持我走過幽谷的親友，連累妳們受罪了。一直鼓勵和默默祝福我的友人和學生們，雖然無法逐一致謝，點滴心頭。榮總醫護以及協助本書盡快付梓的聯經編輯團隊謹此一併致意。人情的姿采是世間最值得玩味的風景。需要道謝的人好多好多，掛一漏萬。不過，關心我的人應該不在意我寫不寫、寫了什麼，健康平安就好了。沒有任何人會比我更高興目睹此書的出版。

這本書因此是獻給自己的。或許一直都是寫給自己的，以往不曾切身體悟而已。如果這些論述能帶來些許啟發，我會至感榮幸和慶幸。如果沒有，……也只能是這樣了。這就是我現階段的程度了。能走到這裡，已經非常非常感恩。

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我被檢驗出大腸癌三期。先是發現了小腫瘤、然後開刀、化驗後宣判淋巴感染需要半年的化療。原先不過是暑期心血來潮的健康檢查，平時我的身體不錯，健檢前並無異常症狀，連血液指數和電腦掃描都顯示正常，不料壞消息接踵而來，將我推下一層又一層的深淵。慌亂之初想到的都是緊急應變，如何安排就診和居家照護、如何調理不同醫療階段的飲食和身體狀況，一直要到適應療程的規律後，心情才逐漸沉澱。赫然發現活動的空間縮小到只剩下家和醫院，社會實於我無關了。脫離了常軌的運行，第一次像局外人般，旁觀起自己以及曾經投...

私序

導論　　空間的再現政治

理論篇
女性為什麼不寫鄉土
空間、身分與敘事

批評篇
台灣戰後初期的空間改造
劃界與定位──戰後小說再現的中華民國
自然的寓寄──戰後台籍作家的家園再現
後山與前哨──東部與離島書寫
台灣當代區域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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