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沈寧著「母親的故事」所作之序
陸鏗
一九四六年至四八年,我在南京《中央日報》做副總編輯兼採訪主任,與沈寧的外祖父陶希聖先生同事,也認識了沈寧的父親沈蘇儒先生。
當時陶希聖先生是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兼《中央日報》總主筆,與社長馬星野先生,代表黨國對報紙的領導。陶公提出「先中央,後日報」的經營方針。我們一批年輕人則提出「先日報,後中央」以對,並得到馬老師的支持,因而創造了《中央日報》最光輝的紀錄,銷路和盈利為開報以來從未曾有之興旺。對陶公的看法,我在自傳書中寫過,也直接對沈寧講了,他仍要我寫這篇序。
蘇儒也是我的恩師趙敏恆先生親自培養的新聞記者,當年並由總編輯趙敏恆派做上海《新聞報》駐南京特派員,所以我們在南京跑新聞經常碰面,成了朋友。我們一起出席上海記者招待會,蔣總統與蘇儒握手的照片在《新聞報》上刊出過。我們還一起上廬山採訪馬歇爾。
大陸政權易手後,我與蘇儒雖都滯留內地,但我在共產黨監獄度過廿二年,自然無法與蘇儒聯絡。後來獲知他一家也多災多難,乃至最後琴薰中年含恨逝世。從我和千百萬中國知識分子的經歷,不難想像陶希聖先生的女兒女婿在共產黨天下會過怎樣的日子。
八○年代中期,我選舊金山定居,蘇儒到加州來過兩次。當時沈寧也在舊金山工作和生活,開車帶蘇儒到我家來過幾次。青年好友,闊別經年,異國相會,痛飲暢談,不亦樂乎。當時沈寧總是坐在一邊,不多言語。或許是遵循家規吧,長輩們相坐聊天,小輩人很少插嘴。
過了幾年,我在北美《世界日報》上讀到連載長篇小說「陶盛樓記」(即聯經後來出版的《嗩吶煙塵》),作者就是沈寧。
那文章我很喜愛,只要到美國,必讀不漏。沒想到當年默默坐在一邊聽我們談天的兒童,居然寫出長篇小說來。而且文筆精采生動,對民國史料頗有研究,近百年的民俗也寫得細密,每讀其有關書法烹調等文字,尤其是對於他的母親琴薰智慧過人的寫實,總不免拍案叫絕。下一輩人,特別經大陸幾十年黨化教育,能有如此文化修養,又如此勤奮,實在不易,我很為他高興,決定將他的著作推薦給馬悅然(Göran Malmqvist)教授指正,並鼓勵他向諾貝爾進軍。
於是我給沈寧幾次打電話,稱讚他的文章,他總是很客氣,陸伯伯長陸伯伯短的請教不已。
又過一年,上下兩冊厚厚一套《嗩吶煙塵》寄到我的桌上,聯經書做得非常精緻,附有許多歷史照片,倍覺珍貴。才剛剛讀罷,又接沈寧來信,說是續寫他母親後半生經歷的另一部長篇已經完成,名叫「母親的故事」,也將由聯經出版,請我寫篇序。
聽說蘇儒一直很反對沈寧寫這套書,怕他會過度情緒化,寫作不慎。也難怪,沈寧的黃金少年和青春歲月,都在毛澤東極權統治下的大陸社會度過,鮮有幸福,苦不堪言,他懷有怨氣也可以理解,甚至應該,所謂無情並非真豪傑。可是沈寧對我講:他寫這本書,並不想發洩個人憤恨,只想忠實地寫出母親來。描寫他一家人的生活,完全不必再添什麼,真實本身已經夠色彩,足以讓讀者感受到中國人民的苦難。他用意雖不錯,但是否做到,還要讀者們來評判。
近些年中國有一些怪現象,寫大陸幾十年社會狀況的作品,特別寫文革浩劫的文字,不吃香,常遭嘲笑。這是一種變態心理的反映。對於那麼一個史無前例的時代,對於中華民族所深受的沉重苦難,留下真實的紀錄,正是對歷史負責任。所以我很支持沈寧寫作並出版這本書。
一九九八年我把一本自傳送給沈寧,在扉頁上寫了三句話:「尊大人和我是老友。我發現你們這一代比我們那一代強。希望我們先啟的教訓,能成為你們成功的借鑑。」我真心希望,沈寧這一代的年輕人,超過前一代,這樣文化才能發展,社會才能更新,歷史才能進步。
新版後記
沈寧
小說《嗩吶煙塵三部曲》,最初寫作時,計劃是上部兩冊從母親出生寫到大陸淪陷,下部兩冊從母親滯留上海寫到她北京遇難。兩部文稿完成,聯經決定出版。因為內容跨越幾乎百年,字數亦近百萬,工作量大。上部兩冊編輯完成,即於2002年先行問世,繼續編輯下部,隨後出版。正這時,台灣政局變化,社會動盪,人心渙散,對海峽對岸的事情逐漸冷淡,面臨此情此景,繼續出版這本書,不再現實。儘管很多讀者查詢和等待,下部書作業還是停頓了。出於同一原因,電視台將上部書改編成電視劇的計劃也被擱置,中廣已經開始的廣播劇製作亦遭腰斬。
美國人有句話﹕時機就是一切(Timing is everything)。早了晚了,不合時機,一事無成。好了壞了,碰上時機,飛黃騰達。外祖父的傳記書名為潮流與點滴,意在從潮流看點滴,從點滴看潮流。而以我自己的經歷總結,點滴抗不得潮流,個人爭不過時代。相比於時代潮流,個人如我般渺小者,連點滴也算不上。
年輕時測字,我的名字頭重腳輕,根基不穩,儘管四季忙出頭,不過空有一顆雄心。根基就是時代潮流,就是時機。回想大半生,此言不虛,我命裡註定,事事陰錯陽差,時機不當,失之交臂,折羽而終。就嗩吶煙塵來說,差了三年兩載,一切付諸東流。
那一停,就是十年。
期間,我讀到一位歐洲作家的話,可以安慰自己。他說:寫完一部小說,應該放進抽屜,過二十年後再拿出來。如果那時候這本書依然能夠被人們接受,就送去出版。此至理名言,我輩當牢記。只有確實探討人生,而非演繹時事;確實揭示人性,而非圖解理念;確實描述真實,而非編造假象的文字,停放二十年甚至五十年一百年後,仍然會被人們所接受,才屬真正的文學,才有存在的價值,才具永恆的生命力。莎士比亞和托爾斯泰,樹立了偉大的榜樣。
我不敢說自己的書能夠達到如此高度,但我願意朝這個方向努力。我願意我的書,在十年二十年後仍舊能夠出版,仍舊能夠被人們所接受。因為我的書,描寫真實的人,真實的生活,真實的歷史。
書寫得好壞,要讀者評判,我自己不敢妄言。但我可以問心無愧,這本書裡的所有故事,都是我家前輩和我個人親身經歷的記錄,沒有虛構,沒有誇張,沒有虛飾。即使一些細節描寫和對話做了文學加工,姓名略為改動以尊重親友的隱私,那些人物和事件本身的存在,一定屬實。
我之所以對出版此書一直耿耿於懷,孜孜不倦,十年不輟,是因為我真誠地希望全世界的華人,不要忘記我們曾經遭遇過的災難,千年萬年也不要忘記。有美國學者總結,二十世紀是人類歷史上最為罪惡的時代。那一百年間,中國亦曾始終浸泡在苦難的深淵,戰亂,飢荒,奴役,天災人禍,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中國人民經受了太多太重的苦難,而且至今尚未全部解脫。
經歷苦難縱然不幸,忘記苦難經歷則是更大的不幸。忘記經歷過的苦難,就意味著必定會重複那些苦難的經歷。中國三千年歷史,不斷重複這個悲哀的循環,一個個殘暴皇朝更換,人民大眾則繼續在苦難中掙扎。因為親自嚐透那苦難的滋味,我特別不願意看到中國人再次經歷我所曾經歷的苦難,尤其是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
只要心誠,石頭也會開花。十年之後,我終於等到機會,本書下部又有出版的可能。不過畢竟時代不同,書太厚重,究竟不妥,故與出版社協商,將上下兩部四冊書稿,修改縮寫成三冊,出版一套完整的新版。
付梓之際,我要特別感謝聯經出版社多年來對我和拙作的關愛,感謝劉國瑞先生和林載爵先生十年不忘提攜後輩,感謝顏艾琳小姐在編輯初版時對我不斷的鼓勵,感謝胡金倫先生和邱靖絨小姐在編輯新版時所做的種種努力,感謝精彩的封面設計。
最後,我要衷心感謝此書的每一位讀者。沒有讀者,任何書都失去存在價值。而我所期望於讀者的,是在掩卷之後,對自己說一聲﹕那樣的日子絕不可以再有。
寫於美國落磯山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