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節錄)
極端生命的殘酷閱讀──潘國靈和他的消失角色
有沒有一個文學作品曾經讓你失眠、心悸、坐立不安而念茲在茲?然後迷失在文字的苦海不能自拔卻又無路可逃?法國文論家愛蓮.西蘇(Hélène Cixous)曾經引述卡夫卡(Kafka)的書信,論析「殘酷閱讀」的境況,一些作品彷若利刃一般插入心房,彷彿災劫、如同自殺,沒有給予任何甜美的快感,卻敲打腦袋致命一擊,情緒晃亂、思慮震動,片刻不能停止或靜止,然後重新發現了自己和生命的所在,祗有這樣的書才值閱讀(頁一七─一八)。說起來有點玄幻不可思議,閱讀是一個死亡和再生的過程,目的是讓我們醒悟於日常的慣性、沉冗與平庸,承受當頭棒喝,猛然驚醒於個體存在的形相及其卑微,這樣的書不容易尋找,這日子卻讓我碰到一本:潘國靈的首個長篇小說集《寫托邦與消失咒》,夜裡失眠的時空總會回閃那些片斷和字詞,明明那是一個基於現實的虛構世界,偏偏血肉相連,割不斷、理還亂,一切從「矛盾的悖論」(paradox)開始說起三個關鍵字:文本互涉、場所、書寫……
開放與私密:文本互涉
第一個關鍵字是「文本互涉」(intertextuality)。法國文論家茱莉亞.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俄國理論家巴赫汀(Bakhtin)的觀點,結合法國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有關「文本」(text)的闡釋,提出所有作品和言說都是一種文本互涉的存有,從縱向的歷史與橫向的社會、從作家的書寫到讀者的閱讀,都是無數文本的轉化和嵌入(頁三五─三七)。克莉斯蒂娃論述的是文學原理和語言學(儘管許多人誤以為修辭手法或文學技巧),潘國靈在這個認知的基礎上採用「後設」的策略,將「文本互涉」的情態轉換而成小說的構成,刻意大量的引用和鑲嵌幾達鋪天蓋地的程度,以「他者」(The Other)的話語浮出人物的性格、作者的言說,形成一個表面文本開放、內裡其實非常私密的書寫體系。是的,潘國靈在寫小說:《寫托邦與消失咒》有三個人物、兩段情感故事,作家遊幽為了創作關於「消失」的小說而自行失蹤,他的愛人悠悠四處尋找,為了進入他的創作生命而來到了「寫作療養院」,療養院的看守人余心一邊帶領悠悠遊逛不同的房間和角落,一邊勾畫處身的城市景觀,於是,幾條線索扣在不同視點的轉換,共同砌出一座沙城的社會鏡像與歷史命運,它的「潛文本」(subtext)就是「香港」!然而,潘國靈又不在寫小說:《寫托邦與消失咒》是一個「文本互涉」(intertextuality)的樓台或迷宮,層層疊起迂迴曲折的各式話語,通篇密佈古今中外的文學、哲學、心理學、繪畫、電影、神話、文學及文化理論的引述,包括波赫士、羅蘭.巴特、杜哈斯、吳爾芙、艾慕杜華、聖經、馬格列特、高達、米蘭.昆德拉、傅柯、西西、村上春樹、尼采、紅樓夢、王文興、尼金斯基、Ouroboros,Narcissus,Peter Pan……這些繁雜文本的穿插,是故事情節結成的部份,以很割裂的形式構成無法割裂的狀態,使《寫托邦與消失咒》變成了「文本萬花筒」,潘國靈把玩猶如七色玻璃的拼貼,旋轉幻變的流光!這樣的取捨,想像的原因有二:一是書中三個角色都是寫作人的身份,不能避免游弋於浩瀚的書海,二是作者本人除了文學創作外,同時也是一個文化評論人,文字一直穿梭於古今中外的論述;基於這兩個設定,我便有理由相信,小說的三個人物其實都是一個作者的分裂化身,何況潘國靈互涉的文本還包含自己過去的創作如《親密距離》、《無有紀年》、《靈魂獨舞》,甚至早期的《病忘書》與《傷城記》!基於第三個邏輯論辯,我更確定《寫托邦與消失咒》其實是作者本人一次自我迷失與尋找的啟蒙旅程!
異質空間:寫托邦與沙城
第二個關鍵字是「場所」(locale),事件發生的所在地。法國哲學家傅柯(Foucault)在論及「駁雜地形學」(heterotopology)的時候指出,理解當代世界的方法是從「空間」出發,探討空間如何形成?空間與空間之間怎樣連結?建構了甚麼人際關係?其中更提出「異托邦」(heterotopias)的混雜形態,它是一種「異質空間」(heterogenous space),跟「烏托邦」(utopias)是鏡像關係——如果說「烏托邦」是一個無何有之鄉,不存在現實卻又處處反映現實的匱乏和欠缺,藉此美化「理想地」的追求,那麼,「異托邦」就是鏡子的對立面,帶有「他者」(Other)的屬性,照見自我的存而不在,I find myself absent from the place where I am(頁三五二),是鏡子的另一端,反照自我身處的真實所在,同時看見鏡中的自己及鏡面的存在,並在這虛擬的維度直視周遭的環境(頁三五二);「異托邦」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以迥異的形相分佈不同的角落,有些是禁地,有些是異類場域,像墓塚、監獄、精神病院、療養院、妓院、博物館、殖民地等等(頁三五三─五六)。《寫托邦與消失咒》滿是異質空間,其中互相對照的是「寫托邦」和「沙城」,前者類近一個虛構地方,後者便是香港的「變體」。潘國靈在小說開首的章節即描述「寫作療養院」之所在,是一個「應許地」、「中途站」,隱喻「烏托邦」的色彩,裡面住著自願前來的作家,服用維持寫作慾望的藥物「花勿狂」,是一處「不知實存還是虛構的『寫托邦』(writopia)國度」,不在水上、不在山中,在一個極限盡頭、一個失樂園,寫作人寄居其中,以「文字」作為建築材料,搭建自己的房子和堡壘,是俗世無處可逃、最後匿藏的洞穴或迷宮,四周是房間與牆的幽閉空間,最後成為終老的棲居地;所謂「沙城」,是小說故事發生的現實與現世場景,根據作者的地貌描寫,依稀可以辨認旺角、油麻地、將軍澳等香港區域,到處都是鋼筋水泥的建築、遊玩的樂園、購物商場、公共交通樞紐,同時也是主角遊幽和悠悠日常生活的家和「華麗安居」,生活破碎,人際關係疏離,大眾遵行起承轉合的生命歷程,從出生、長大、工作、賺錢、置業、結婚、養家、生兒育女到老死,溢出這些規條的容易被視為異類,行動講求效益、生活追求舒適,在父母、朋友、同事、伴侶,甚至敵人的人際網絡裡,織縫牢不可破的身份分配和責任,是男主角遊幽極力逃逸的地方,也是一座逐漸腐化、風化而消失的城市!然而,另一方面,在我個人非常主觀的閱讀過程中,「寫托邦」與「沙城」還鬼魅地迴響了兩個經典的文學文本:西西的《浮城》與村上春樹的《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作者繼承前者的寓言結構,以「他鄉」說「故地」,將「香港」化成隱喻的載體,同時又借用了後者的「二元結構」或佈局,以一虛一實的空間或世界共同顯影香港的社會實況。無論「寫托邦」還是「沙城」,都是傅柯所言的「異質空間」:一,隱伏危機,所以主角遊幽失蹤了、許多歷史事物被消失了;二,個體行為異常,像遊幽的反抗世俗、世俗者的功利主義;三,充滿禁忌,像對「六四」、「23」等數字的敏感和忌諱,從而消滅;四,矛盾並置,像新與舊、傳統與現代、中與西、真實與類像、封閉與開放等等生活文化。從這些脈絡看來,潘國靈筆下的「寫托邦」和「沙城」其實也是一個鏡子的重像關係,彼此折射人處其中的欲求不滿與內外掙扎,以及生命的流離失所和自我放逐!
道成肉身:書寫與疾病
第三個關鍵字是「寫作」(writing),及其引發的疾病隱喻。西蘇認為「書寫」是一種爬落梯子底層的狀態,不斷下沉才能到達靈魂的深處、思想和感情的深度,尋覓並發見那些未可預知的領域,而且沉到底層必然轉身攀爬上去,這便是「昇華」的時候(頁五─六);西蘇又說「寫作人」必須活於極端的生命之中(live at the extremity of life),承受常人不能承受的、才能超越常人不能超越的,以「我寫,故我在」來明證自己,因為「寫作」源於死亡與失去,失去至親、愛情,便以文字填補那些空洞和虛空,延續生命、克服恐懼、戰勝憂患和記錄傷痛(頁一○─一一)!此外,「寫作」必須幽閉,在高牆和樓塔之間禁錮靈感的思緒,忘情也忘我的投入筆下的世界,讓自己方生方死、輪迴再生,然後成就也留下作品(頁二七─二八)。《寫托邦與消失咒》是一本關於「寫作」的論述,以「作家」作為人物切入書寫的世界,揭開各樣因寫作而來的心理、生理、社群或人際糾纏,例如不能依靠「寫作」維生和界定自我,寫作人如何尋找身份、堅持意向、抵抗外來壓力?「作家」到底是甚麼人種或物類?在現實種種捆綁、扭曲、異化和妥協的規範下,寫作人的「烏托邦」究竟在哪裡?假如為了堅守寫作的陣地而脫離世界、傷害愛人,作為基本的「人」又如何取捨?書中的遊幽夾縫於城市生活的瑣碎與寫作生命要求的專注,選擇了離群索居,再自我流徙,「以四海為家,以四圍為界」;失去了愛人的悠悠留守「寫作療養院」,立意要將遊幽的情話寫成傳記,作為「重新擁有他的一個方法」!就這樣潘國靈展開一幅一幅「寫作」的版圖:它是一種執念,用以對抗世界的氾濫與庸俗,也是一種不能抵抗的慾望和誘惑,彷若藥物帶來的幻境和快感;它是一種儀式、信仰、救贖、自我構成,是生命書寫的附魔狀態,甚至是病、是身體的一部份,寫作跟身體息息關聯、呼吸與共也禍福相連,既可療癒又可戕害!此外,寫作猶如「愛情」,充滿徒勞與塗抹,不是能愛便能獲得,不是失去便可以彌補,用盡力氣與花盡心思可能還是一無所有,但仍然能夠寫下,卻是唯一擁有對方的憑藉,很矛盾和解構,卻是書寫與愛情共有的本質!最後,寫作其實是一趟自我消失的旅程,在迷途中掉進懸崖或囚室,或迷失於網絡世界,以書寫善終!
隨著「寫作」而來的是「病」(illness),各樣身體、心理、精神和社會的病,及其種種藥物效應,像因失眠而服用的「白瓜子」(安眠藥)、因抑鬱症而來的胃酸倒流,還有癲癇症與痙攣、亢奮與疲憊、Depression與脾臟沉降,還有菸葉、大麻、罌粟、酒精、咖啡和迷幻藥,甚至「寫作病」,一種自閉、自疑、焦慮、驚恐的症狀,體力與心力透支的盡頭是人的解體,肉身最後消失。美國才女作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一書中說過,「疾病」通過身體言說,將精神和人性心理變成戲劇化的語言、一項自我表述,不同性格導致不同病理,於是疾病也宣示性情,另一方面,「流行病」是社會動亂的表癥,呈示宗教、道德與公共秩序的失衡(頁四四─五八)。《寫托邦與消失咒》呈現大量的「疾病」書寫,既聯繫個體的生理失調與生活壓力,也環扣社會、政治、經濟、人際關係的腐化和侵蝕結果,個體的病、群體的隱患、城市的不健全與病態,連成一線,牽一髮而動全身,而潘國靈筆下的沙城(或香港)充斥過度發展的消費與浪費、政治的壓抑與禁制、文化的稀薄和功利、社會的分歧和貧富不均、族群的決裂和孤絕等等積勞成疾的病變,而當這些人與城市的疾病變成絕症以後,便祗有消亡的終局,因此,在遊幽失蹤後也預示了「沙城」即將的殞滅!
潘國靈寫道:「他在,又不在。眼睛盯著前方,但又有一種渙散。渙散是於我而言,他其實在對焦另一個世界,或者可以說,生活在他方。」像這樣相反相成的「悖論」,貫穿了整個小說的核心與外圍,而當無數弧線重疊的時候,核心的外圍也是核心的內圍,於是,寫拓邦與沙城,書寫與疾病,潘國靈跟他消失的角色,還有我這個讀者(同時也是一個作家的身份),都被捲入了複像與疊影之間:「真身與影子、後方與前方、演員與觀者、光與暗」(書中悠悠的敘述)!正如傅柯所言:I see myself where I am not,如果「文學」也是一面鏡子,它的殘酷就是照見了眾生的極端生命!
洛楓
序二(節錄)
開拓寫托邦與消失美學──論潘國靈首部長篇《寫托邦與消失咒》
香港知名作家潘國靈已寫了十四部書,又經N年醞釀,第一部長篇小說《寫托邦與消失咒》,終於在二○一六年問世。扉頁有「作家消失、解咒、文字女巫、幽靈召喚」等字眼,開篇就營造出詭異神祕氛圍,讓人好奇,這到底是奇幻、偵探、魔幻小說?還是雌雄莫辨、難以歸類的小說?
一、自創:寫托邦、寫作療養院
為打造首部長篇,潘國靈度身訂做了一批新詞。一開幕,獨特意象就登場亮相:「寫托邦(Writopia)、寫作療養院」。然後,愛情故事出場:悠悠被情人丟棄,失魂落魄地來到療養院,想找回男子遊幽,而遇到了解救者余心。為尋回這消失了的作家,余心引導悠悠,寫下遊幽莫名出走的過程,以便了解事故的真相。追求安樂窩、世俗幸福的女子,無法理解在寫托邦療養院沉潛寫作的男子。只有同樣進入寫作世界的女子,才能明白作家的魂去了哪裡。
潘國靈不斷嘗試給自創新詞下定義。寫托邦恰似寫作療養院,裡面住著一群懷著寫作執念的人:病人們每天要服用一定劑量的藥物,「花勿狂」,既是解藥也是毒藥,每劑配方都不同,但均為文字書葉,書寫者按需要採摘啃食,以實現自我完成的循環系統。筆者梳理一下「寫托邦」的理論譜系。烏托邦(Utopia),憧憬美好社會,中式有莊子的無可有之鄉,西式有柏拉圖、莫爾論述。今人讚新科技:米切爾認為,「伊托邦」(E-topia)從水井中心到水管中心,再進化到網路中心;凱文.凱利說未來科技是「進托邦」(protopia)。但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科技文化有末世論(eschatology);安德魯.芬伯格認為,科技是歷史終結的元凶,詛咒惡托邦(dystopia)時代;這源於對戰爭的反思,赫胥黎、奧威爾的反烏托邦憂思,《駭客任務》、《全面進化》、《魔鬼終結者》等科幻都憂慮智慧型機器人過度進化。傅柯創設「異托邦」(heterotopia),描述監獄、瘋人院等處於邊緣和交界,不同於烏托邦的空存。董啟章《地圖集》寫殖民地香港的異托邦,認為地球實體空間幾近研究殆盡,唯有-topia想像之地,尚有文藝置喙可能。二○一六年初迪士尼電影《動物方城市》(zootopia),想像全新的動物烏托邦:肉食和草食動物和平共處,尊重多樣性和差異性,減少歧視和偏見。創客們日益喜歡創造「-topia」系列詞,大有「X托邦」情結。
潘國靈創設「寫托邦」王國,既烏托邦,也異托邦。這飄浮於沙城上的一方淨土,遠離人類,既開放又排斥、既打開又關閉,將本不能並存的幾個空間並置,不是幻想的而是補償的異托邦,既在此又在彼的鏡子烏托邦,內裡又有歷史堆疊的時間異托邦,即異托時,如博物館、圖書館,共時和歷時的異托邦共存。寫托邦恰似「異次元空間、多維空間」,次元即維度,一維線性、二維平面,三維立體,四維則超越了空間概念。寫托邦,也許不在三維空間,而立身於五維、六維等高維空間,存在於心靈、靈感空間,像靈魂的夢境,自由的天堂。
為什麼創設「寫托邦」新詞?寫小說的人寫小說,自曝虛構過程,這是西式後設小說。但《寫托邦與消失咒》既曝露作家寫小說的過程,也省思寫作本身,寫透創作病症的林林總總,彷彿寫作病理學專著。書寫者們在紙上搭建文字堡壘,我寫,我寫,寫進去,三重血淚;長年迷失在書屋和圖書館,在搬書勞苦中體驗生活;深知唯有書本,能把自己帶到應許地;陷入寫作的無限迴圈,像堂吉訶德,與自我的風車作戰。《寫托邦與消失咒》書葉以淚澆灌,書脊以血灌注,書寫者唯一的存在之高處在深淵,這深淵無法以「尺、米」記,只能以「尋」記,尋不完、沉不完。可謂一把辛酸淚,兩袖空空風。
二、迷宮文學:人際層次的多重鏡像、傳統與世界的知識迷宮
迷宮本指門戶道路複雜難辨,也比喻充滿奧祕不易探討的領域。全球善造迷宮文學的高手,有波赫士、卡爾維諾、納博科夫、普魯斯特等,搭建時間的迷宮、敘事的迷宮、自我的迷宮、記憶的迷宮……書寫本義隱匿纏繞,費人思量。潘國靈創設迷宮編碼,讀者破解編碼,發現新書的隱藏密碼,如何滲透出香港性、本土性、傳統化與世界性因素,也很有趣。
構築人物層次的多重敘事迷宮。全書開篇不久就直白以告,人名創設的緣由:「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因有悠悠,而有余心,在遠古詩經就有了塵世的約定。無名無姓,任我命名,是為文字最初的自由。悠悠和遊幽有同音之名,卻有不同的性別身份,分裂為兩半,彼此尋找。只有男作家寫透女巫,女巫寫透男作家,悟透性別的奧妙;只有我心,才能凝聚神魂。悠悠、遊幽、余心實際是三位一體,互為鏡像。當男女分身完美地凝合為雌雄同體,性別和解,才能尋回最強大的自我。就像卡爾維諾的《分成兩半的子爵》,子爵被劈成善惡兩半,最終必須合體,才能成為完整的人。
搭建敘述者、人物與讀者的迷宮。不採取套盒結構法,而用旋轉木馬式輪軸轉法,讓三個人物各自吐露心聲,輪流登臺,好像話劇一般。三人都身兼多重化身:互為作家,又互為作家的筆下人物,又互為讀者;作者尋找人物,人物尋找作者,作者尋找讀者,種種苦情;他們結成一個個對子,複調對寫。後現代戲劇熱衷於實驗一人分飾多角,或是多人分飾一角。潘國靈的敘述者也不斷分身,從親歷者、旁觀者、中立者等角度傾訴,折射書寫者的所有悲喜。有時作家又兌換成書,書又兌換成作家,形成更撲朔迷離的關係。
再造香港本土文學迷宮,向前輩作家們致敬。潘國靈從西西的「我城、浮城」改寫起步,創設「沙城」書寫。二○○五年,向西西三十年前的《我城》致敬,寫〈我城零五〉之版本,串燒西西筆下子民,另炒出新家族關係圖:阿果女友悠悠,朋友麥快樂,麥快樂嫲嫲為白髮阿娥;還向西西〈浮城誌異〉取經,也借馬格列特超現實畫作想像,讓愛寫的悠悠代筆寫文:「悠悠的浮沉之城、眼睛之城、烏鴉之城、口罩之城」。新書讓前作的人物裂變;且對烏鴉城、口罩城有更深的發揮:提及當年寫〈鴉咒〉,將自己完全寫進去,迷狂體驗如邪靈附身。新書乘上想像的飛氈,也向西西《飛氈》致敬。
召喚前期作品之魂靈。如新書寫及人與櫥窗模特人偶互動,與作家的兩篇前文互涉:一是小說集《靜人活物》的〈不動人偶〉;一是《存在之難》中的〈兩生花店〉。新書再次寫及死魂靈出版社,也出自《靜人活物》。潘國靈說被《去年在馬倫巴》的謎打動,謎無法破解,如人生,也像其迷宮文學。
重構全球文化符碼,鑲嵌神話、傳說、小說、電影、戲劇等多元豐富元素,有高遠的世界情結。如寫月神娜娜(Nanna),抄寫女神妮莎巴(Nisaba);對比歐洲的木偶劇與中國的皮影戲映照,為了寫囚徒與影子人;提及杜哈斯《寫作》的洞穴隱喻,為了寫洞穴放映會,洞穴癖。寫蛇頭咬著蛇尾的傳說,為了引出麥克.安迪的《說不完的故事》,小男孩闖入文字叢林,進入忘我境地,自我消失,故事不止。西西也寫過〈永不終止的大故事〉。活在河的第三岸的父親消失了,這是向巴西作家若昂•羅薩的短篇致敬。西西也引用過此作。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有心人總能在全球人、歷史人中找到靈魂感應對象,心有靈犀一點通。
創世紀的寫托邦。這本新書其實意在創建體系,作為階段性的寫作系統整合,這部集大成之作建立書寫者的寫托邦,視野宏闊。董啟章的《貝貝的文字冒險:植物咒語的奧祕》,自創少兒文學的創意寫作教材,小女孩咒語附身,必須寫作闖關,才能逃離困境。此書也像創意寫作小說教材:余心帶著悠悠,逛遊寫作遊樂場,讓其感悟寫作的祕笈,在文字中找回消失的情人,體驗寫作之痛。劉以鬯《酒徒》是對寫作進行酒徒式反觀凝思;潘國靈《寫托邦與消失咒》是對寫作進行失魂式招魂苦思。
三、暗黑的基因:消失的咒語
《寫托邦與消失咒》所憂思的,首先是對書寫的寫性體悟,其次是對沙城的城性界定,深層是對未來的憂慮。作家吹響了負能量詞彙集結號,從章節標題到具體文本,塗抹了大量的灰色,種下了暗黑的基因,描繪憂思:孤讀者、離鄉者、憂鬱者、失焦者、失神者、無適度者、書墓園、災難界、已死區、回收筒、自照湖、埋葬場……人到中年的迷茫,極致的寫作體驗,陰森的寫作文風,讓人印象深刻。潘國靈讀卡夫卡感悟到,創意在陰溝、沼澤中滋生,正常,與文學無親,這也是藝術之難。在寒冰文風影響下,敘述者形象多變易變。
文學語言的執念者。這些人額上都有W印痕,這些文字問米婆、被閃電擊中的人,學徒階段多做抄寫員:把白粉牆當作塗鴉牆,從客廳到門再到塗鴉牆,從個人空間轉向公共空間,一步步略有成就;漸漸成為夜寫者,夜鶯族,受貓頭鷹智慧女神眷顧的人,像魯迅,張愛玲等。西西作品透光度高;潘國靈作品透夜度高,新書在班雅明城市蕩遊者基礎上,拓展書寫城市的夜遊者。
沙城空間的敏感症者。全書不僅描畫沙城外的空間:療養院、靜默迴廊、招魂屋、沙中城堡;也描畫沙城都市景觀:置身於周圍飆升的鉛筆高樓,沙城唐樓變成小矮人王國;住在華麗安居大廈的作家,卻要自行消失。身處其中,有築居師、離鄉者、回頭者。作家自己就是築居師,搭建語言的房子。筆者曾論述過西西《我的喬治亞》示範文學建築師的風采,搭小說如搭房子。潘國靈寫築居師自創文字迷宮,卻連建築的空殼都寫沒了。
消失人與消失美學。筆者曾論過,潘國靈創造了「蘋果、手機符號學、壓縮人、數字人、貧淚人」等新美學。如今新書又創造「寫托邦、消失人、消失美學」等物事。作家消失,不僅是大隱隱於市那麼簡單,消失四處蔓延。呈現作家思想來源;建造消失角色收容所;想像消失的十二種可能。書寫者經歷出走記,遍遊雕像界、災難界、書墓園、已死區、回收筒、自照湖、埋葬場,就像《過於喧囂的孤獨》的廢紙收購站老打包工,獨白其三十五年感受,控訴對踐踏人類文化的愚蠢暴行。書籍被棄,就像書寫者。讀者死了,因為人人都成為寫手,卻不願成為讀者,讀者稀缺,喪失了閱讀能力。書沒人讀,變成棄嬰。古往今來,消失咒陰魂不散。潘國靈創造「消失的作家」,像羅薩的「活在彼岸的男人」,卡爾維諾的「樹上的男爵」,童話「穿紅舞鞋的女人」,都讓人過目不忘。
此書結尾也貫穿消失美學。寫作者被安排到沙中城堡,靜思寫作,想寫「出沙城記」者,以為自己走了很遠,但卻仍在沙城之內。就像《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寫現實與虛構雙聲道的難以打通,或然與實然世界的難以通約,《寫托邦與消失咒》寫生活與愛情的難以相容,深思消失的可能性,與實然性周旋拉鋸,鋪陳敘事。追尋沒有結局,因生活與小說有邊界,文字與愛情也有界線,將兩者消融雖是境界,但也危險,女子陷入悖論,無法解救。到最後,所有的人物、追尋的情節、寫作本身都消失了,這造就了懸念的保鮮術,懸念永不終止……
不同的作品,賜予人的力道是不一樣的:有些善講故事,善寫當下;有些有歷史的穿透力;有些善於頓悟,哲思;有些如沐春風;有些疾風驟雨。《寫托邦與消失咒》不是傷痕、反思、尋根、新寫實文學,而是苦吟、沙城、消失派文學,獨創「寫托邦、暗黑美、消失人、消失咒」等新美學。但此書本身卻絕不會消失,而會激發人產生評說、解釋的慾望。作家直面寫作的魔咒,以自身精采的創作,開拓「寫托邦」的創世紀文學,成功實現了解咒,獨一無二。該書乍看像言情、偵探、魔法小說,但實際卻不是讓人欲罷不能的通俗小說,而是讓人痛苦的小說,進入它,就像跌入了無法測底的思想深淵,難解的困境、人生的兩難、深刻的問題,像錐子一般刺痛著你,逼迫你思考不已。這痛並快樂著的書,昇華出哲學的韻味。
凌逾